窗外的雪花像棉絮一样乘着呼呼作响的寒风拍打在窗面上，天色有些灰暗阴郁，浓厚的乌云早早地就压了下来，几个烟囱里吐出来的灰白色烟雾像几个长长的巨手托着这片摇摇欲坠的天幕。汤锅里的肉、香肠、白萝卜、白菜叶儿等杂七杂八地东西混在一起咕噜咕噜响个不停，火炉里燃得劈啪作响的木材给屋里增添了些尖锐的声响，靠在脚背上安详地睡觉的大黄猫均匀地打着呼噜。我们一边吃饭一边瓮声瓮气地聊家常。
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回家，从县城回农村老家时，顺路探望了一下暂时寄居在女儿家中的两位同乡长辈。老人家似乎比上一次见到时更显得苍老了一些。腰弯了背驼了牙掉了眼睛花了头发白了，老人家说，谁都过不了岁月这个坎儿。我坐在暖烘烘的炉子旁，看着奶奶在房门洞里忙碌地钻进钻出，笑嘻嘻地的样子就像小时候家长去赶场给孩子买了吃食一样。爷爷如同一个踌躇满志的军师，用一种意味声长地语气对奶奶说，孩子出远门上学，难得来一趟，你把肉多煮一点，全都煮瘦肉。把昨天买的苹果、橙子多拿些出来给孩子吃。奶奶又乐呵呵询问我要不要用热水泡泡脚，没等我回应就给我准备好了替换的棉鞋。对于老人无微不至的关心，我往往都是满心接受，他们的爱，受不起多少拒绝。
“爸爸妈妈今年要回来吧？”不知道是爷爷还是奶奶问。
“要回的要回的，常年在外都是为了这个家，过年不回家不成样子嘛！”我答到。
“翻过这个年关，你奶奶就爬上七十这个数儿了。我想把大家伙儿都叫过来热闹热闹，就着几盘家常菜凑合凑合。不过事务，就自家人在一起混混就行了。”爷爷说。
“不是过不起那个事务，只是现如今的事务和以前的事务不同了。我这辈子，什么难关都经历过，也没说去骗财骗钱的。现在老了，就更不愿被人吐口水说借过生日捞钱了。”奶奶接过爷爷的话说。
爷爷奶奶的话让我感到羞愧。现在过事务就是捞钱，自己送的钱多对方会送的钱少，两家人就会闹矛盾，母猪生猪仔也过事务的这之类荒唐的行为我已感到了习以为常。但我却用同样的思维绑架了爷爷奶奶，在他们淳朴的性情面前，我感到了赤裸裸的庸俗。幸好，锅里面冒出来的热气掩盖了我异样的神情，我继续愉悦跟他们一起回忆早些年过事务的情景。那时候，我经常满身污泥，流着鼻涕从东家跑到西家。吸引着我的，就是一场场激动人心的事务。
正腊月是山区人最热爱的日子，收完粮食后经历几个月闲置，按农村人的说法就是——人都快发霉了。好在每年都有几场事务让他们闹哄闹哄。手爪痒想耍牌的，喉咙痒想吹唢呐的，脚底痒想跑腿的，都能够好好地快活快活。过事务可以是孩子满月、老人的甲子古稀之年，娶媳妇和老人驾鹤西去自不必说，还有进新房的装香火的。
特别是娶媳妇，一闹就是两三天。
正月里哎，唢呐那个吹、锣鼓那个鸣哟！小媳妇哎，在大花轿里泪花花滴哟！情哥哥哎，热炕头上大白棉花满床堆哟！我这抬轿汉哎，回家只能吃冷饭哟......快莫哭了快莫哭了，脸哭花了只怕公公婆婆不爱你。几个粗汉子一边故意唱些酸话逗轿里的新媳妇，一边胡乱地摇晃轿子，直到要到家了，快见到主人家了才停手。轿前面那六七个吹吹打打的每一个嘴里都不空闲着，从兜里抓出瓜子花生飞快地吃着。离主人家只有几百米时，吹吹客们打整起了精神，吹唢呐两个人并排着走在在最前头，嘴巴在唢呐的堵气盘上鼓得浑圆，就像夜里呱呱叫的蛤蟆。敲锣打鼓的人连成一串儿跟在后面，满脸严肃，生怕打乱了一拍。唢呐声尖锐而悠远，让人有些催泪；锣鼓声低沉而厚重，让人心肝儿发颤。膀大腰圆的轿夫们开始踏着乐声迈着稳健的骄傲的步伐昂首挺胸地前行。家里面早就响起了啪啪啪、砰砰砰的鞭炮声，来主人家帮忙的来吃酒的，都迎到马路边上，所有人都把目光锁在了轿子中，想一睹轿中新娘子的风采，好回去向没来得及参加婚礼的人报信。轿子抬在大门前便放下了，要先由长辈给新娘子换鞋，再由新郎官抱着跨火盆进大门拜香火。这期间，唢呐声更响了，锣鼓声更密了。鞭炮声也响到了最高潮，拥挤了人潮喧闹个不停。变随着鞭炮的燃放，白色的烟雾从里面上陡然升起，那阵势，像极了电视剧《西游记》里土地公公或者妖怪现身的场面。烟雾里传来的刺鼻的硝烟味，如同一根绳子牵着我们从大人的身边挤过胯下钻过，扑向还在燃放的鞭炮。
新人在“天地君新师位”前面拜天地，新郎官的父母端坐在香火底下。主持这个仪式的是从吹鼓手这群八仙里面挑的，他对着香火像是朗诵像是吟唱地说一通“福事”后才开始拜天地的仪式。等到送入洞房一说完，吹鼓手鞭炮声又点燃了人们内心的激情。这一切结束后就开始了饭席。吃饭时的座位也是有讲究的，每家过事务时都会在村里请一个懂礼数口才又利索的人当管事。每每吃饭前，我在屋外玩鞭炮时总能听到管事扯着脖子托着嗓声喊：哎，男方女方的阿公舅婆们快坐上席，马上要开饭了。当他看到有不懂事的孩子摸到香火底下的上席上坐着，他就会上去威严地把那个添着舌头的孩子毫不客气地揪下来，大吼道：把你爸妈喊来，叫他们好好管管，成什么样子了。他那样子像极了公鸡发现吃食以后，拉长脖子呼叫母鸡，发现有其他家的鸡后，它便蛮横地冲上去啄它几嘴。八仙们的地盘在最外边，且一直坐在那里，就算轮席也不撤走，如果新的一轮饭席开始了，又或者来了走了男方女方的远方亲，他们就要吹吹打打起来。当然，一串不长不短的鞭炮声也会应声而起。饭席上，新郎官会带着新娘子拜见每一位吃饭的客人、亲人，新郎向他们递烟，新娘向他们发糖。吃饭的人，纷纷站起来向新婚夫妇敬酒说亲热话，毫不吝啬地献上吉言美语。而我们这些儿童，往往是坐最后一轮席。几乎也没人愿意跟我坐一起，因为不论饭菜多么丰盛，饮料多么丰富，瓜子花生糖果多么齐全，要不了一小会儿，全会被我们扫荡而光。嘴里满口包着，兜里满满装着，两手紧紧抓着，我们还是在往桌上扑。
比较清静一点的地方是账房先生和厨房那里。账房先生一般是村里面的教书匠，只见他在明亮的灯光下带着一副老花镜，细长的手指有力的握着毛笔头，缓慢地有力地在记账簿上写上送礼人的姓名和哪村哪户。看着他白皙的手指在明晃晃的灯光下闪闪发光，我有些羞愧地把自己揩鼻涕的满手冻疮的手缩到了衣袖后面。我还记得爷爷很早就得出结论，他说我的手指头又粗又短，注定是扛锄把挖土的命。账房先生温文尔雅地问来者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偶尔还会仔细地询问具体是哪一个字。再糙野的农家汉子，也不敢在他面前撒野。指不定在他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在先生膝下认得了几个字儿。有的送了几个鸡蛋，有的送了几包面条，有的送了几十斤糯米，有的送了几块钱，上百数以上的都是贴心贴肺地至亲。账房先生旁边坐着几个收礼的人，一般都是主人家的好友。再点点，别弄错了数儿，咱们吃了人家的一碗饭，就得把活儿弄仔细咯，别在账面儿上出什么差错。账房先生在每个人送礼后都会重复这么一句话。他的记账簿旁放着一个大盘子，里面装了些瓜子花生，还有打开口的散烟。厨房里多数是附近的中年妇女，她们在家里也经常做菜做饭，来这里帮忙还可以跟同村人打打趣儿，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偶尔闯进来个喊话的、担柴的汉子对她们说几句荤话，并不会引起什么尴尬，反而是被她们笑哈哈地还击了。在忙完后，主人家会给他们红包，送帕子、围裙。这些左邻右舍的人，没有一个是信不过的。
筹备这样一场不大不小的事务，离不开村里人方方面面的帮助。在通讯不怎么便捷的年代，就需要一个人去走街串巷的递办事务的信儿；在卡车还没有的时候，就需要村里的汉子去城里面把吃的用的肩挑背扛回来；自家锅碗瓢盆铺盖卷不够了，就要找个人是挨家挨户的借来。所有关于办事务的事情，真正主人家亲力而为的，并没有多少，多数时候是在安排村里村外的人去做。而做事情的人，没有几个是拖泥带水的，绝不含糊。谁家又不会过个事务呢，谁又不需要别人尽心尽力的帮助呢。
几轮饭吃完后，天也快擦黑了。管事就开始安排晚上的事儿了。厨房得准备宵夜，到了晚上十点过后，得给大家集体吃一轮宵夜；打扫卫生的人得把桌上的脏东西撤走，好给打牌的人腾空儿；准备住宿的人得把本村的人和远道而来的亲戚对接上，一家带几个回去，太冷了不能让人受凉。劳累了的老人家想睡觉了，得安排好地儿。每一个客人都不得怠慢，这是矜矜业业的管事给儿时的我留下的的印象。没人理睬的是我们这些儿童，他们基本上也管不住。一大群孩子一会儿冲进房里，一会儿扑出房外，在这些喜庆日子里，也没人讨厌我们。只是在冲进冲出的过程中，可能会被家长逮住，喊到一边儿去认认长辈。这个是姨呀那个是姑姑的。认完了叫完了，姑姑大姨可能会夸几句又长高了，然后就又跑了出去。我们的兜里塞满了吃食和鞭炮。我们的手里拿着烟头、拿着香棍儿、拿着打火机点燃零散的鞭炮，点燃后放进瓶子里、扔到房顶上、丢到别人的脚底下。一直哈哈哈哈的完成这些危险而刺激的游戏。自然，受伤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威胁在玩耍的乐趣面前就显得显不足道了。我们也会去躲猫猫，爬光秃秃的树，追以前吓到过自己的狗。我们像一群鸭子一样摇摇摆摆地在乡间小道上推进着，张牙舞爪的样子又像极了举着钳子嚣张的螃蟹。也会守在打牌人的桌前，等他们走后就拿走那些牌，直到睡眼惺忪了，在家人的催促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玩累了，就躺进母亲的怀里，感受人世间最美好的温暖。
第二天清晨，母亲早早的就催我起床，办事务的主人家在大喊早饭了。吃饭前的鞭炮声和唢呐声已经响了一阵儿了。
不同的事务，进行的礼数儿不一样，相同的是那群虔诚的遵守礼数儿的人，照着规矩在办事儿。
“那时候真有意思！”爷爷说。
“现在就算是过年都没有那时候过事务有趣！”奶奶说。
“那究竟是哪个时代好呢？”我问。
我们都沉默着，也许各有各的好处，只是我们没有学会享受当时的美好，一味地想象着另一种美好。想象是无力的，现实的生活一层不变。奶奶扶着墙洗碗去了，爷爷嗨哟着劈柴去了，我慵懒地踢开了脚旁的懒猫，嘟囔了句：连猫都跟着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