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也获得了一些国君的礼遇，不用去追求富贵就能得到，如齐景公给孔子的待遇就是“季孟之间”，孟孙、叔孙、季孙是鲁国的三卿，位高权重，食俸甚丰，给孔子季孙和叔孙之间的俸禄，按理说这个待遇不错了，但孔子并不接受，托辞说：“我老了，没什么用了。”于是离开了齐国。又如卫灵公也厚待孔子，驾车出游，自己和夫人南子坐车在前，孔子坐车在后，单从仪式上来说，对孔子也很尊敬了，但孔子还是不高兴，认为卫灵公并不是看重自己的主张，只是看重自己的名气，并没有从内心里真正重视，把自己当做炫耀的资本，而且看重夫人南子甚于孔子，所以孔子发牢骚说：“我没有见过爱好德行甚于爱好美色的人啊！”虽在卫国待了很长时间，卫国国君并不指望孔子的学说能使卫国强大，所以孔子也没有得到重视和任用，直到看到自己的主张确实在卫国得不到重视，才不得不找个借口离开卫国。

    对于富贵的态度，孔子其实是“无可无不可”，得到也行，得不到也不去追求。如宋儒张载所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得到了，那是上天的厚待；得不到，那是上天的考验。孔子认为，富贵是人们都想获取的，即使是孔子自己也不例外，如果富贵能依靠追求而得到，那么就算是做一个看守市场的小吏，孔子也会去做。但富贵却不是一定能得到的，所以孔子并不去追求，而是遵从自己的爱好，这颇有调侃的味道。

    孔子说，如果富贵不是符合道义而得到的，于自己是不会去享受的；如果厌恶贫贱却不以道义去摆脱贫贱，于自己是不会去摆脱贫贱的。在富贵和贫贱面前，并不是“为富不仁”、贫贱得乐的两个极端，富有富的做法，如“富而好礼”，贫有贫的乐趣，如颜回箪食瓢饮之乐。享受富贵和摆脱贫贱的一个标准就是是否符合道义。孔子说，如果是通过不符合道义的方法获得富贵，对于我来说就像天上的轻飘飘的白云一样，毫无分量，绝不重视。因而，君子时刻要保有仁德，见利思义，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而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见利忘义，心里只想着个人私利，却不顾是否违反道义。

    孔子之志，并不在于富贵，而是想找到贤德的君王，能重用自己，使自己可以放开手脚实践自己的主张，达到尧舜禹三代的社会大治。淡薄于富贵，因而孔子很少谈“利”、“天命”的问题，也很少谈“什么是仁”（只是教人怎么做才能具有仁德）。对“利”只有只言片语。但这些表述，对于后世儒家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有了“义利之辨”，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

    孟子却没孔子这么“温良恭俭让”，在当时“杨、墨”两家盛行的情势下，推行儒学之心很是急切，言辞上也就锐利了许多，常常让君王下不来台，“顾左右而言他”。如《孟子》中开篇就是和梁惠王谈利与义，梁惠王对于孟子的到来很是高兴，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来到魏国，将会带给我国什么利益呢？” 孟子则毫不客气地说：“大王！您何必去说利益呢？只应该说仁义就行了”。看上去孟子是“贵义贱利”的，其实不然，之后孟子层层推导，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但利益的追求是无穷尽的，最后的结果则只能是人人都想杀掉君王，自己当上君王，这才是及其危险的。因而，不是不应该有利益，而是，要有仁义在先，然后才谈利益，是个先后的关系。当代的杜维明先生说得好，儒家应是“因义得利”。只不过，对于仁义、道义谈得多，对于利益谈得少，所以儒家才会给人“贵义贱利”的印象。

    利，是人生存和发展之本，谁都需要利。因此，要区分儒家所说的“利”，不能一概而论，否则就会陷入“义利之辨”的泥潭。利，有私利、互利、公利的区分；私利之中，又有“够用”和“享乐”之分。当然，如果人人都是利他，大公无私，社会自然和谐，但目前没有哪一个社会能达到，即使是乌托邦的天马行空想象，还是会有很多不尽人意处。

    儒家所说的“利”，是在“义”的要求下达成，也就是获取利益需要符合道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怎么做才是符合道义呢？倒不是时时去想着别人，也不是把自己当做国家机器，整日考虑国家、国际的大问题，很简单，只是做到获取利益时，够用即可，不因利益问题患得患失，不有求享乐之心，无愧而已。

（向雄读《论语》之三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