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的三个纹身,和它们的故事

1

我揣着明确目的,在一个傍晚,来到远东大厦。

上世纪90年代,这里曾是新加坡最潮男女,寻觅最型牛仔裤的中心地带。而今,昔日地标不敌旁边乌节路的繁华。且不论装潢如一个模板复制出来,贩卖的内容也无甚特色。一层至五层,小打小闹小生意:廉价成衣,手机配件,美甲店,美容店。直到拐弯抹角至#04-15铺,这才窥见到这幢大楼还没被磨灭的点点个性。

Johnny Two Thumb Tattoo Studio,20平米不到的凌乱空间,每一处都散发着“酷”。推开西部牛仔酒吧式腰门,愤怒的重金属音乐,扑面而来。门边一堵墙,挂满来自各国海军棒球帽;一柜子玻璃酒瓶,盛着酒精与故事。店中上方角落,突兀地悬着一只绿油油的醒狮头,那双溜溜的眼睛,狠狠地盯着同样悬在空中的泰国佛像。

这样极具混搭风的装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海边某个小酒吧。但墙上飞扬的草图,随处而见的“tattoo”字样,还有耳边倔强的马达声,却又在提醒我:

这是一家纹身馆。

也即将是我第三个纹身诞生的地方。

Jaws过来和我打招呼。他是我泰拳课的同学,也是这家纹身馆的老板。Jaws本名叫Josh。大概为了吓唬人,所以取了电影“大白鲨”Jaws作为自己的艺名。

正如发型师都喜欢折腾自己的头发,Jaws也喜欢折腾自己的皮肤,全身上下,从脖子到脚踝,全被纹身热热闹闹地覆盖着。加上他黑白胡椒色的长头发长胡子,野性中缠着点看透,和乖乖坐在办公室的新加坡男人很不一样。

我其实早准备好了一大堆问题,等着问Jaws。但他来不及寒暄,正埋头修改我想要的纹身图案。我也不便打扰,只好坐在椅子上,用眼睛打量四周。

店里弥漫着浓浓的雄性荷尔蒙。唯一一位女纹身师,大耳洞,张扬纹身,打扮和男生差不多,都是T恤短裤。顾客也大多是肌肉饱满的男性,时不时一起开点带颜色的玩笑。我看到门口站了两个女孩,正为选择哪一个图案而烦恼。她们清一色墨黑紧身裙,身上隐隐飘着烟草与香水混合的味道。

没有人留意到,我坐在椅子上,十分不自在。就连口渴了,都不敢伸手去包里取。不知是因为不喜欢重金属音乐,还是因为这些人看上去都不像我的朋友圈,反正,“纹身”与“童言”这两个词组是不应该联想在一块的。可偏偏这种自带黑色素的艺术,却一直爬来我的生命,就像前世未洗干净的念头。而要追溯我与纹身的交集之初,我应该把时间倒回至1996年。

那时,我是刚上初二的中学生。因为读的是私立寄宿学校,学校为了让我们这些孩子戒骄戒躁,每年开学前都安排了为期一周的军训。烈日下站军姿,又苦又累,没什么盼头。唯独到了晚上,坐在操场上看电影,我们才得以做回孩子,好好放松。

因为我们是学外语的,学校放的电影除了“董存瑞”“刘胡兰”,也放英文片。一天晚上,居然还来了一部俄语片。

那部电影叫《红樱桃》,其实是中国导演叶大鹰拍的。故事的背景设在俄罗斯,两个中国孤儿被送去那儿的国际儿童院学习。本来快乐无忧的生活,被突然而至的二战打断。孤儿中的男孩,很快就牺牲了。而那个叫“楚楚”的女孩,尽管幸存下来,她的身体却被一名有纹身癖的德国军官,纹上了代表纳粹的蛇鹰图案,终生负载耻辱。

对于我,一个土生土长在广州珠江边的孩子,这部电影十分震撼。它把世界的一角,以一个残酷的角度,展现在我面前。屏幕一下把我拉到俄罗斯郊区,看着一群快乐少男少女在河边洗澡嬉戏。一下又来了德国纳粹份子,反人类罪行劈头盖脸砸过来。

那晚电影后,我为了“楚楚”悲惨的命运,难过了很久。但同时,一个概念,清晰地,理性地,不合时宜地从这堆情绪中挣脱出来:

人皮,竟可用来画画!

2

在来纹身馆前,我早已和Jaws在短信上沟通即将要纹身的部位与图案。

我本想纹一枚戒指,在无名指上。Jaws极力反对,理由是手指皮肤留不住墨,容易掉色。他甚至还十分严肃地说明:宁愿不赚钱,也不能做拆自己招牌的事情。

“那就纹朵花吧,” 我说,退而求此次。但Jaws依然没答应,他坚持让我自己好好上网搜一下再决定——也幸亏他这样“逼”了我一下,我最终决定了四个更有意义的图案:两个“星球大战”人物,一片雪花,和“IKEA”。

Jaws还在埋头修改草图。我忍不住好奇,悄悄凑过去。经过他的设计,四个图案连成一条手镯,很漂亮。但Jaws不甚满意,继续用笔这边修修,那边改改。台灯下的他十分专注,仿佛在修炼某种瑜伽,身外随着呼吸而远去。

许久,他终于转过来,这才记得我这个客人,寒暄了一句:

“这是你的第一个纹身吗?”

“不是,”我说,“背后还有两个。”

Jaws并没有追问下去,仿佛知晓了就足够了。他转身回到工作台,最后润滑每一根线条。反而我,被他这样撩动一下,记忆便不安分起来,奔着跑着要回到2003年的寒假。

我的叛逆期来得很晚,直到大学才鼓起勇气,决定体验安妮宝贝式的生活:谈恋爱、翘课、彻夜不归到酒吧采访同性恋。身体里措手不及地长出了“自我”这个东西,皮肤下蠢蠢欲动。我不知道如何驾驭这股力量,就像不知道应该把自己当作“女孩”还是“女人”。但我急于寻找坐标,一个惊世骇俗,标新立异,却绝不是粉红色系的坐标。我要给自己,重新下定义!

只是,该如何实施呢?

坐在北京返回广州的火车上,我如一个哲学家,苦苦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绿皮火车摇摇晃晃,初中时看的《红樱桃》,悄悄穿越时空,与我的脑细胞产生化学反应。

“我要纹身!” 一种魔鬼般的冲动,突然让心跳加速起来。

“可是......会不会.......” 我极力想把冲动安抚下去,毕竟从小到大,从未见过一个纹了身的男孩,更何况一个女孩子?! (除了电影里的楚楚)大家会怎么看待我呢?

正当我左右徘徊之际,一阵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坚实而有力地搭在我的肩膀。于是,在离广州还有50里路的时候,我做出了人生第一个关于纹身的决定。

这,就是我赋予自己的成年礼!

我找来一位男性朋友,陪我到“状元坊”碰碰运气。那是一条上了年纪的老街,却贩卖着全广州年轻人最希望拥有的新潮:奇装异服,珍珠奶茶。纹身,大概也归属于此?

果然,在满墙“治疗性病”的牛皮藓间,我们发现了一小块相对高雅的纸条:纹身, 请打xxxxx。我们打了电话,一会儿,一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年轻男生,逆着人潮走出来。

他带我们去了他的工作坊——也就是他的家。在一大堆生活用品中,和纹身有关的东西,占据极少比例。男生从角落翻出一根纹身枪,一张板凳,就算开门做生意了。他也拿来一本画册,让我选图案。我一眼相中一双小小的天使翅膀,准备纹在背后一块伤疤上面。并暗暗希望,翅膀会带我远走高飞。

人的身体,总能乖巧地遗忘疼痛。现在,我一点也想不起当时针头与皮肤接触的感觉。但我记得那马达,嗞嗞嗞,嗞嗞嗞,犹如半夜扰人清梦的蚊子,毫无畏惧。

回到学校,我带着纹身去澡堂洗澡。我没有傲人的胸部,也没有出众的臀部,而背上这双小翅膀,攒足了无数女生的艳羡目光。我还从师妹那儿听来,有人甚至想知道那个带着纹身的神秘女孩是谁。

“那是我师姐!”  师妹自豪地说。

几个月后,师妹也跑去纹身了。一只小小的蝴蝶,停在她洁白的肩胛骨上。

Jaws把图案从草图纸上剪下来,准备贴在我的手腕上。就像小朋友玩的纹身贴纸,他沾了点水,图案就印在皮肤上了。只是,孩子的,可以洗掉,大人的,即将长久停留。

3

Jaws手拿马克笔,一点一点给我的图案加深。

真看不出来,Jaws原来那么细腻。在泰拳课上,他总是最口花花(粤语,花言巧语)的那个,经常四处逗人开心,连教练都不放过。他打拳也很狠,腿踢到手靶,就属他的最响亮。我从来没和他做过搭档,和他几乎没什么交集,更不知道他是开纹身馆的。直到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在泰拳课碰到一位德国女士,也是全身布满纹身。一问,才知道出自Jaws之手。

因此,当我计划给自己添上第三个纹身时,Jaws就现成站在眼前,得来全不费周折。不过,在记录Number 3之前,我有必要讲述第二个纹身的来历。因为,一个是因,一个是果。

2008年,我和我先生开始拍拖。他住在东京,我在北京,之间的交流除了视频、电话,还有手写通信(我俩都是比较老派的人)。一天,他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胖胖的天使,手执一封信。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图案的瞬间,我马上就想把它纹在身上。这个念头十分强烈,以至于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当下穿上衣服就跑出去找纹身店。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上哪儿找去。但我隐约记起,常去做指甲的那家小店玻璃窗上,好像贴着红色的“纹身”字样。我几乎是跑着过去,一看,字样果然赫然入目。但我还是不确定,毕竟纹身这玩意儿挺地下的,怎会这样光天化日地暴露在人来人往的超市旁边?

我推开门,头探进去。里面坐着一位中年女士,身穿皮衣,头顶大卷发,长得有点像蒋雯丽。

“请问,这儿纹身吗?”

“可以啊!” 女士爽快回答道:“我就是纹身师。”

我放心走进去,脱去大衣,这才看到平时给我做美甲的两个女孩。我推测,这位女士大概是老板娘,平常不出现的。但在我最需要纹身的时刻,她就在这儿了。

老板娘接过我的明信片图案,并吩咐店员拿出墨水,纹身枪。她自己则坐上小凳子,两腿岔开,随时准备工作。

“纹那儿?” 她问。

“背部右下方。” 我说,手指在背上比划了一下。

老板娘揉起我的衣服看了看,突然叫起来:“啊,以前这个在哪儿纹的?手工那么差!”

我不敢说话,乖乖趴在桌子上,把身体放心交给她。

因为图案比第一次大了一倍,完成需要很长时间。我记得屁股都坐得酸了,还听到老板娘自言自语地说,“这里还得修一修。” 有时候,趁着她往后活动一下筋骨,我会和她聊会天。她说自己是学美术的,纹身只是兴趣。后来,她先生也来了,介绍自己是飞机师,还给我解释了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原理。

纹完回到家后,我第一时间站在镜子前,好好端详这新加的图案。天使圆浑浑的小手,手上精致的信封,老板娘一一都纹到了。我也看了看背脊中央,从此,那双小翅膀不再孤单。

说来也奇怪,自从纹完身,那家指甲店就搬走了。不久,空洞的铺位成了迪亚天天超市。而我那时租的房子周围,除了超市,菜市场,就是居住小区,和纹身怎么酷的玩意儿,根本沾不上边。一切仿佛都是幻觉,只有身上那只天使,才觉得真实。

“喏,没开封的针头。” Jaws拿出一包小塑料袋,很认真地在我眼前晃了晃。他也把工具一一摆在铺了蓝色无纺布的台上,颜料,润肤膏,棉布,棉花。

纹身,正式开始。

4

针,在我皮肤上游走,以每秒150次的速度。针头,进入了我的真皮层,我感到了疼。尽管我对这种疼痛并不陌生,但缝纫机碾过的感觉,足以让全身血液迅速升温。

我把双手握成了拳头。

“放松点。”  Jaws说。他一手在我皮肤上留下印记,另一只手不停抹去多余的颜料。墨黑色的液体,如眼泪,簌簌往下流。

我和他的距离很近,就像与发型师,美甲师,按摩师的距离。把自己身体部位打开,任由陌生人接管,这种关系自动让我们处于暂时的亲密。我们越过“同学”的距离,迅速成为仿佛相约在酒吧聊天的老朋友。

我这才发现,第三个纹身故事的主角,不是我手腕上的“IKEA”,而是面前这个脖子上纹了鲜红玫瑰的男人。

Jaws并非做纹身出身。他来自一个农民家庭。在新加坡还未成立前,Jaws家里种菜,养着鸡和猪。因为家里条件不好,Jaws16岁就辍了学。“读书没什么意思,” 他说。

在打了几年临时工后,Jaws成为了潜水教练。有时候为了赚点块钱,他也会帮警察做点事情。说好听点,是商业潜水,不好听,就是到河里面挖尸体。但他并不在意,骨子里天生就爱冒险。看他二十来岁时的照片,长头发,摩托车,潇潇洒洒闯天下。

也正因为潜水,Jaws认识了后来的搭档。搭档那时就是纹身馆的老板,Jaws整天去他那儿混,混多了,干脆辞职成为纹身学徒。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跨越有点不着边际。但其实Jaws从小就爱画画。只因为家里觉得画画浪费纸墨,Jaws才放弃。现在学纹身,也算重拾旧爱。

然而,平常画画与在人皮上纹身,两者很有区别。毕竟,彩笔画错了可以擦掉,纹身可不能。再说,人的皮肤各式各样,嫩滑的,粗糙的,雪白的,黯淡的,纹身枪如何适应不同皮肤条件,这又是另一个挑战。

“你花了多长时间来练习?” 我问。

“一年多吧,” Jaws说,“先在鸡皮橘子皮上练习,等拿稳纹身枪了,才在人皮上。”

“为什么喜欢纹身呢?”

“因为想看图案在皮肤上绽放啊!” Jaws说,小小的豆子眼睛,像看到彩虹般,又惊又喜。

手腕上的图案,因为注入了颜色,顿时活了起来。我无法比较身上三个纹身,孰高孰低,但新添的图案,几乎都由细小而曲折的线条组成,足以考验纹身师的技巧。Jaws完成得很妙。而亲眼目睹他从设计到发挥,再到最后执行,我觉得Jaws不仅只是一位把图案搬到皮肤上的纹身师(Tattooist)。他还应该是纹身艺术师(Tattoo artist),一个把寻常想发转化成艺术的角色。

经过十多年打拼,Jaws已在行内做出了名堂。他现在自己带徒弟,每年还得去世界各地的纹身展会上作评委。他工作台上的墙面,除了挂满不同语言的工作证,还有一张褪了色的剪报,是本地媒体对他的采访,题目叫:辍学成就了他的纹身造诣 (School Dropout Made His Mark)

11年前,Jaws入股成为了这家纹身馆的合伙人。不说不知道,纹身馆本身也大有来头。它是新加坡,甚至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纹身店之一。创始人来自尼泊尔,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专门给停泊在新加坡的海军纹身。而又因他右手多出一根大拇指,所以才有了Johnny Two Thumb的称号。

听Jaws说,纹身馆在美国海军中尤其出名。至今,仍有不少水兵一上岸就来找他纹身。为了感谢他的纹身技术,水手们会留下海军棒球帽作为回赠。这就解释了进门那堵墙上,为何挂了如此多的黑色海军帽了。

经过一小时四十分钟,我的纹身终于完成了。Jaws轻轻给我抹上润肤膏,再拿来纱布,严严实实地盖上。这时,Jaws问我:“为什么是IKEA?”

“因为我和先生在宜家认识啊!” 我说,“我们在一起十年了。”

“哦......”Jaws摸着胡子,说:“我和我太太也刚过十周年纪念。”

“她也喜欢纹身吗?”

Josh 摇摇头,“倒是我的两个女儿,很喜欢画画。”

“以后打算把纹身这门手艺传给她们吗?”

“由她们自己决定吧。” Jaws说,“现在,还是先读好书重要。”

出了远东大厦,我融进了熙熙攘攘的乌节路地铁。全新加坡最贵的广告位置,铺满了来自施华洛世奇的海报。那些闪闪发亮的水晶钻石,寄托了多少人的永恒诺言。

我一点也不稀罕。

全世界最永恒的美好,

就刺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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