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边城》之中以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构建故事，也借此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纯澈美丽的湘西桃源。沈从文以淡然的笔调，向我们热情地礼赞着边陲小城地自然美与人性美，但在此基础上，更表露出对乡土失落的矛盾心境，以及对于命运的省思。
一、人美、景美、情美的热忱礼赞
《边城》是一部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的小说，整部作品以唯美之笔触描绘了一个朦胧、诗意而浪漫的田园圣地。这里的人宽厚且善良，而其所居之处——湘西，这特有的山水美景，显示出独一份的秀美、一尘不染。景美之外，更可感人的是“人美”与“情美”，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那么的纯朴，抛却了现代化都市中人们在资本与权势所搭建的关系网络下龃龉。
对湘西边城景致的描绘启然和谐的画面是表现人性的基调，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清澈碧透的碧溪咀、寂静安详的桐城，也正为美好人性的描绘打下底色，呈现出一种自然美；对湘西边城各类人的描绘，沈从文通过简单平实的语言，将湘西人那爽朗幵明的性情在至利重义的品德，乐于助人的精神展露无遗，体现了人性美；对翠翠爱情的描绘，青年男女用歌声表达爱情的浪漫和痴情，以及邻里之情、兄弟挚爱等等，都表达了人情美。这些，皆体现了沈从文对故乡土地的热爱和眷恋，他极力想要美化地域故土日寻故乡的景、人做出理想化的描绘，来抒发胸中对昔日故土的感情。刘西渭曾评价《边城》，认为它“简直就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塑造了诸多良善之人物，既有质朴无私的老船夫，又有淳朴善良的翠翠；既有执着于情感的傩送，又有豁达大度的天保；既有热诚待人的杨马兵，又有慷慨豪爽的顺顺……这些人物都是人性善的化身，充满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些血肉人物的生动刻画，将自身情感和追求融入故事之中，表达了自己对无战火硝烟、无明争暗斗之充满人性之美的世界的向往。
在这些人物之中，翠翠可谓“人性美”之典型。作者在翠翠的身上体现了三种美，作为“人”之性灵美、作为“少女”之纯真美，以及作为“恋爱的少女”之纯情美。作者笔下的翠翠，她的心灵正如与其所作伴的青山绿水一般澄明、透彻，也一如她的伙伴——那只黄犬一样，不染世俗之纷扰而淳朴可爱。这样的性灵，可谓人世间所独有一份，也或许也只因她，这样的少女，才有这般珍贵的心。天真而不娇嫩，伶俐而无娇蛮，就如湛蓝的天空下自由生长的一只野竹子，向天而生，坚韧、自在。
此外，翠翠在恋爱中所表现出来的纯情美——抑或以一种更为直接的说法概括：情爱美，则更是真切感人。当夜幕降临，祖父仍“忙个不息”时，她心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她“成熟中的生命，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她担心在这个“规矩”中听歌的日子过去了，顿生“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的念头。而这正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理最细致入微的生动写照，洋溢着爱和美的柔情蜜意。包括祖父试探地问她“你试告我，愿意哪一个”时，她立刻娇嗔地把话题岔开，掩饰内心的真情，无一不包含一个初涉爱河的少女的羞涩。 当翠翠想到自己走后，爷爷的孤独、凄苦、伤心与焦虑时，她又不免担忧起来。于是认真地说：“爷爷，我一定不走……”这样的左右为难、两重矛盾之下，其实又是怎样一幅充满祖孙之爱的人间情画呢？
除了翠翠，作者在小说中还热情地礼赞了其他类型的人情之美，譬如傩送与天宝之间的兄弟之情——作者既写出了兄弟俩对爱情的忠诚、坚贞，又表现了他俩自我牺牲的美德。《边城》中的人性美还表现在邻里之间的互爱中。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类的总代表，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更多的便是乡里人的宽阔豪爽胸怀、仗义疏财之心和正直豪爽品德。正是这种美德的影响，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民俗淳风，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 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义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
沈从文的《边城》创作于 1931 年，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多元文化观冲击本土，而《边城》的问世正是对人性堕落之痛斥，对社会进步之渴望，对功利主义人生观之反抗。纵观《边城》这部作品，作者在其中极力凸显了人性之善，刻画了诸多至纯、至善、至真之人，描写了湘西世界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真。沈从文由此角度中显现出一种“呼唤”的倾向，即向人们发出邀请——回归至人性淳朴至善至美境地的邀请，重新反观而今自我心灵澄澈与否的邀请。
二、原始乡土失落下的矛盾心态
尽管《边城》中所构建的湘西是如此超然出尘、宛若桃源，在现实中，这一份美却终究是失落了，一如《边城》中那终究倒塌的白塔一般，沈从文美丽纯真的地域故土在现代化浪潮之下已然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瓦解之途。“美丽总是愁人的”，沈从文以这样的笔调轻轻地哀叹着，“可是还受得住”，而后他又这样轻轻地补上一句——是的，美即便易逝、脆弱，但其即便是昙花一现的存在，便可留下许多眷恋。
《边城》中的湘西，是沈从文理想中的故土——抑或说是基于记忆中的故土所建构的形象，而非现实。当时现实中的湘西已经遭遇现代文明的大举入侵，人性的淳朴与善良正在边缘摇摇欲坠。边城是一个健康、自然的理想环境，每个人都不分贵贱，没有地位偏见、互帮互助，且拥有淳朴善良的人性，即便是沈从文笔下的妓女，也是“旁观者也就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和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守信自约”。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如同世外桃源般，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染指。刘西渭曾评价《边城》，认为它“简直就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实际上不管是对美的渲染，还是对善的刻画，都无不体现出沈从文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和昔日淳朴的怅惘及怀恋。
诚然，湘西边城是远离都市的一片净土，然而究其社会结构而深入观察则可以发觉，长久以来，边城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建立在自然文明的基础上的，整个小城是依靠宗法制社会关系来维持，以社会道德和人情关系为基础，而缺少理性秩序和严密的管理。对边城事务的管理也交给年高德重的船长，这是一种原始的生活方式。同时，湘西世界的封闭导致其将其他文化拒之门外，这一定程度上使湘西边城出于一种无法言说的文化困境。表面上看，翠翠的爱情悲剧源于一次一次的误会，而深究下，这种误会的根源却是当地的风土人情造成的，不管是老船夫和孙女翠翠之间，还是老船夫和大佬、二老之间，还是翠翠和二老之间，都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这与当地人含蓄内敛，甚至“吞吞吐吐”的表达方式息息相关。除此之外岸翠的悲剧也有这一定的社会原因，船总内心对“碾坊”的倾向以及老船夫与大老、二老之间地位上的差异导致老船夫态度的谦卑和吞吞吐吐，由此造成隔阂，导致一次次的误会和偶然。在湘西美好的人性下，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很难被理解的，正如金介甫所说“《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孤立，是隐藏在故乡和谐背后的原始落后的社会秩序以及人们的蒙昧和无知。
对此，沈从文用含蓄的手法表现出来，文中小白塔的倒塌，也正预示着湘西原始边城必须面临着改变，来接受现代文明的侵入也接受现代文明的先进，故乡终究是失落的，无论是处于原始宗法制社会，还是不再抗拒外来文化，这也是沈从文的矛盾与遗憾。
一方面，地域故土的风土人情根植于沈从文的内心，是他的精神养料，他毫不吝惜去赞美和歌颂家乡人民质朴和充满活力的生命方式和原始激情，并时时将此与都市人进行对比，在对比中更加深了对乡村人的欣赏和对都市人的鄙视。另一方面，作为接受了新时代思想的青年，文明的气息已经深入其心，他不单单是一个故土颂扬者，更是一个有着思想深度和批判精神的学者。
朱光潜对《边城》的评价是“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的那一股沉忧隐痛”。沈从文不放弃自己的审美理想，亦不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他既坚持赞赏故乡之美，也坚持对故乡落后的批判，他的批判并没有直抒胸臆，而是含蓄内敛，给读者留下了探究的空间，充满了模糊和暗示。
但也正是沈从文的二重矛盾心态增加了作品的深度。他始终相信改造人心的重要作用，将美与悲剧融合，让丑恶缺席，使作品展现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他思考着，是否美和善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的生活？他得出了否定的答案，用悲剧结局消解文中的美好，让作品浸入悲伤气息。他用委婉含蓄地方式表达了对地域故土的失落感，用挽歌的形式为故乡人们的悲剧故事祭奠，这种悲剧也同样是残酷无情的。他在乡村与现代之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定位，沈从文本身也是失落的，故乡“什么都不同了”，是回不去了，沈从文由是始终是忧愁着的。
三、命运的凝视，愁人的美丽
《边城》由悲剧气氛所浸染，其中一部分悲剧或许还可以由现代化与原始之悖离来加以解释，而有一部分却无法解释，疲譬如，翠翠的母亲为何要喝凉水死去呢？为何天宝就那样突如其来地被带走了姓名呢？或许到底我们要归咎于“天才人祸”这四个看似轻飘飘的字，其背后，其实所蕴含的是依旧是沈从文由“美丽总是愁人”而起的对于命运的凝视的回望与思索——那美丽的、易逝的，是命运教她失落的吧。
沈从文的“美丽总令人忧愁”，属于一种“生存与命运”的忧思，表现的都是对美丽的生命或事物易于毁灭、变化无常、不能长存的担忧和伤感。在沈从文眼里，“美”的范围极为宽泛，“我过于爱有生的一切。”这种美，可以是自然之美，是人情、人性、人伦之美，在终极的意义上，还应该上升到生命之美、命运之美。
首先，湘西（少数民族）苦难深重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坎坷，都使耽于幻想、感情丰富而又敏思的沈从文，无论是在直觉上还是理智上都意识到“美”的脆弱和易逝，同时恰恰是因为“美”的易于毁灭，这一认知也就宣告了美的不可长存，以及追寻的痛苦。因而，这又往往会使人在遇见任何美的事物时，都在内心深处生发出命运的忧惧和担心——她中就会逝去吗？她何时逝去呢？；或是在追忆往昔的美好时产生浓重的感伤。
这就产生了难以避让的矛盾，并且这矛盾有可能循回往复——正像王国维曾经遭遇过，而最终也未能解决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人生困境——对于人世间美的极度热爱的情感，与理性看待美的历史与未来，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一冲突应该也是沈从文对现实永远所持悲观态度的重要原因——面对美，无论你在理智与情感间选择哪一个，似乎都不能使人得到快乐，这也就使沈从文陷入了两难境地。
如果终将逝去，是否不若不曾拥有呢？如果去拥有，又该以怎样的心态去拥抱美呢？
当然，能够陷入这种矛盾本身，正表明了沈从文作为一个哲思与诗性气质兼具的作家面对生命和人性之美时，在情感上的真诚、执着与认知上的深刻。而正视、接受进而揭示这种矛盾，则需要勇气。因为它不仅暴露出生活中的不完美，同时也要求我们去直面、挑战它。
实际上，与沈从文同时代的那些极具现代性的世界级作家卡夫卡、昆德拉、格里耶以及哈维尔等都拷问过人类现实生存境遇中的悖谬性存在，而在中国民间的生存智慧中，这种偶然性和混乱性则常常被解释为“命运”。西方作家揭示这种生存困境的目的是要引导人们更好地把握它从而清醒强大地活下去；而中国传统的这种认知信仰却只是让人们“认命”。
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们是否能以真正清明的理智和强力意志，用“意志”代替“命运”。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洞悉了生存的荒谬本质后，还能够发掘出生存下去的勇气，正如《约翰克里斯多夫》中所言，“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透了生活后依旧能够热爱生活”。沈从文一生都在目睹和体验生命悠忽不定的存殁流散过程，即使如此，他也还是竭力去用这种真诚的理性，看待美的偶然性和脆弱性，“在某一点某一事上，你得有点信天委命的达观，你因此才能够泰然坦然继续活下去”。这一认识，还可以从沈从文常常在“美令人忧愁”之后还淡淡附加的那句“可是还受用”的话里得到印证。由此，沈从文进一步阐释自己对生命无常的思考，或隐或显地标示出沈从文作品中蕴涵着的人类理性的反思批判意识，以及对于生命永不失望的韧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