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最忌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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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作为“清代三杰”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巨大影响。其戎马一生,争议颇多,但立德、立言、立功,为师、为将都被后世所尊崇。曾国藩一生勤于读书,善于治学,读书治学伴随他叱咤风云的一生。在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的读书方法中,曾国藩尤其推崇其“虚心涵泳”和“切己体察”的读书方法,并将其视为读书治学的境界。

观察一个人的读书方法,可以看出他的读书兴趣和其造诣的浅深。这句话固然未可当作绝对的标准,但是大致是无甚差误的。从前塾师教小学生死读《大学》、《中庸》一类深奥的书,并教以先要“安详恭敬”(朱熹语),不从,则临之以夏楚,一般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乃视读书为畏途。这是方法影响到他的读书兴趣。因为没有良好的方法,而书又不可不读,于是有一些学者尽量的死读书,读死书,到头童齿豁,而数百字时文,乃有未通顺者。或读书数十百卷,而无一句足资应用者,都算是方法下的牺牲品。

曾氏为时代所限,积习所限,其所举读书方法,当然与现代教育理论犹未免于差池,然而踏实诚拙,是其天性,由是踏实诚拙之天性,乃产生他实事求是的读书方法。盖读书最忌取巧,取巧固有时可以得到书中一知半解的皮毛,若想求深造,求本原,求前人未发之秘,皆绝对不能存丝毫取巧之心。不但不能取巧,凡学术造诣愈深者,恒用力愈拙。西人往往为发明一理论,不惜穷毕生之力以求证据,必待数十百千证据都相同了,然后才敢自信。清朝汉学大师,亦尝为一字一义,而求数百证据。在聪明人看起来,不是太拙了吗?而不知他的造诣,即从这拙中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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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聪明人而异常浅薄,就是因为不愿用这拙的功夫。而况书中趣味,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者得深,浅者得浅,精蕴之处,全要自己求得,才为己有。父兄师友拿他自己心得来告诉我们,固亦可以启示一二,然究竟与我自己得来者,是两样意味。然则读书可以不用方法了?是又不然。方法好像是指示我们一个方向,告诉我们这方向的路道上,有什么河溪,有什么山谷,应该坐车,或应该坐船?至于路上风景的如何美观,便要你自己去看才能亲切。方法又如矿师告诉我们矿苗的所在,与开掘的方法,我们虽然明白了何处有金矿,何处有银矿,亦且明白了怎样开掘的方法,然而实行去开掘,便非我们自力不可。至于采获多少,更须视我们用力如何,与毅力如何,方能决定。现在青年有太重视方法,而忽于自己的实力,对学问不愿下苦工,成就安能不薄?而其最大原因,则在专欲取巧。我所取于曾氏读书法者,就为他这种脚踏实地毫无取巧的精神。至其所举应读的书籍,自然有许多已受时代的汰除,但是他的方法,却最足以给我们仿效,我们当然不能去其精华,而求其糟粕。

他的读书方法可以分四项说明:(1)看、读、写、作,(2)专精一业,(3)求明了勿求强记,(4)分类笔录。怎样叫看、读、写、作呢?

他说: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书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衷》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苏、黄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仨后则长进极难。……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诫为之,则后此将不肯为矣。(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舟次樵舍下与纪泽函)

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

这可算是读书方法的初步。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四者的界说与效益,他都言之綦详。四者之中,除写字一门,现在不甚注意外,其他三项今日为学之士,仍不可偏废,尤其是读书与看书,他说的最为透澈。盖读书意在求熟,看书意在求速,熟然后可以专精,速然后可以广博。学者须先有若干部烂熟之书在胸中,然后再去涉猎群书,方无阻碍。此如为将官者,自己手练精兵若干万人,赴汤蹈火,略无难色,然后以此若干万人为主,协同其他新练之兵,攻城略地,则不但手练精兵无往不利,即新练之兵亦将无往不利。读书看书,亦正如此。学者苟有若干部烂熟而又深澈了解之书在胸中,然后看书自可以速,且易于了解。

现在青年对于熟读一事,恒视为畏途,不要说整部书不能读熟,即学校几篇国文讲义,要希望他们读熟,都不是容易的事。胸中连几篇熟文章都没有,更那里能谈得到看书?即看书亦如何能深澈了解?又如何能作得出清晰明畅的文章?就我的经验:看书作文,都要以胸中熟书多寡为标准,不先注意熟读,乃欲做成好文章,或求看书之速,是皆缘木求鱼之事。我是笃信初步为学必须熟读的人,看书作文,都须以熟读为根基。当然不是一切作品,都要熟读,但是其重要者确非熟读不可。不能全读者,则须多看,所谓不多看则太陋也。我以为读书最好分三部:1.熟读之部,2.常看之部,3.涉猎之部。常看者就是不止看一次,涉猎者一眼看过,得其大意即足。

其次便要专精一业。他尝说:“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在他《圣哲画像记》那一篇中,亦力言广心博骛之病,而主专攻一学,所以他教子弟,总是以专精为主。

他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若志在穷经,则须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兼营竞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赏之,有疑义可以问我共析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诸弟书)

读书之道,有不可易者数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辞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辞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无别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七日致诸弟函)

大概贪多而不务得,原是青年最易犯之病状,在已有看书能力的时候,常会泛滥无边的乱翻乱看,无系统,无中心目标,这样看去,终不会有精蕴的心得,终其身亦难有专长。犹如自己手里没有精锐之士,所部尽新募之兵,当然指挥不灵,而不能有一定趋向。

曾氏所谓专一经,专一史,绝不是教人除此一书之外,不阅他书,他屡屡叫人要多看书,谓不多看则太陋。此所谓专,就是要求精之意,欲求精必须专,专有二义:一谓专艺,二谓专心。专艺就是专一经或专一史,或专攻其他任何一书,均谓之专,但须研寻其义理,考证其名物。如练兵然,必练成可以赴汤火蹈白刃者,始谓之精。经则专主一经,史则专熟一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把一部书研究得精通烂熟,甚至终身以此一书为研究之中心,是之谓专。他认为“专”字是读书一个秘诀,故除专艺之外,还要专心。怎样专心呢?就是拿全副精神,专注在一种书上,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他说:“读《昌黎集》则觉天地间除《昌黎集》外,更无他书。”这真是最精澈的秘诀。现在学校之中,要说终日沈潜于一书,自是不可能之事实;但是取法他的意思,用全副精神去看书,还是可能的。虽只看书一小时,就在这一小时内,聚精会神,忘却书外的一切,这是应有的习惯;至于一本未完,断断不换他书,也是我们应该取法的。

在这种情势之下,最怕的就是遇着难关,便自抛去;则不但不能专业,更谈不到专心。所以他在专字诀后,又加一个耐字诀。大概这两个字,是不能拆开的,因为无论何种书籍,总有相当的困难,定要胜过这种困难,才能前进;假如稍遇困难,即便丢去,则根本即谈不到看书,更遑论专业?所以他叫人要耐。我觉得遇难关固然要耐,遇兴趣缺乏之处,亦须要耐。因为一种书的内容,优劣不一定与兴趣成正比例,有时理论愈深,兴趣犹愈减少,必待用力钻研之后,兴趣才由胜过难关中盎然而出,这是耐的收获。

有一个问题为一般人最易发生者,就是书已看了,记不得,奈何呢?与其记不得,还不等于不看吗?这句话说的有点似是而非。看书记不得的原因,大概是自己对于某项根基太浅,而骤看较深之书,当然不容易记得;然而虽不容易记得,看了一遍自己脑筋中却已留下一个无形的印象,到将来再看相类的书籍,就比看第一本时容易多了。所以不能说记不得,就等于不看。关于这个问题,曾氏有深切著明的解释。

他说: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然记得矣。(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与纪泽书)

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需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已阅过者,自作暗号,略批几字,否则历久忘其为已阅未阅矣。(咸丰五年五月二十六致诸弟函)

纪泽儿读书记性不好,悟性较佳,若令其句句读熟,或责其不可再生,则愈读愈蠢,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请子植弟将泽儿未读之经,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不必能背诵,不必常温习,待其草草点完之后,将来看经解,亦可求熟;若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功而已。(咸丰五年正月十八日致诸弟函)

读书不求强记,此亦养身之道也。凡求强记者,尚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若全无名心,记亦可,不记亦可,此心宽然无累,反觉安舒,或反能记一二处,亦未可知。此余阅历语也。(咸丰五年七月初八日致诸弟函)

平常所谓读书记不得者,大概是因为走马看花,并未把内容看得明白;假如把内容理论看清楚了,条理看清楚了,不求过速,亦不停止,自然会得到书中趣味。他所谓寸心若有怡悦之境,真是阅历之言。这个境界是我们个个人经历过的不过未深注意罢了。我们回想看到一种透澈淋漓的议论,一字一句,皆能入人心坎,几乎句句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句句为我所说不出来者,当此之时,我们心中的滋味如何?就我的经验来说,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活。假如看书能常得到这种境界,则万无不记得之理,更无须乎强记。这是教育心理学中所谓理解记忆法。还有许多机械语句,如何去记呢?曾氏的意思,是不必苦求强记,只需从容涵泳,时时翻阅,常在眼中经过,自然可以在不知不觉间记得。最坏的是蛮读蛮记,这样在儿童便要戕贼其天性,愈读而愈蠢;成人亦将残害其身体,终亦不能多记。他说凡求强记者,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这是因为太不自然的原故。

还有一事,为读书时应注意者,就是不要把书籍看得太宝贵了。书上不轻动一笔,写一字,外表看来似乎是爱惜书籍了,其实是最坏的事。我觉得看书应充分的动笔,涉猎之书不必如此。凡与本书有关系者,一律抄到书上,不足,再用札记本子,这是前辈先生所重视之事,而亦研究学问之不二法门。赵翼《廿二史札记》、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曲园《群经评议》、《诸子评议》、孙诒让《札迻》……都不过这项工作的扩大而已。所以无论研究什么学问,读书笔记,总是少不了的。曾氏尝恨自己生平写字迟钝,抄录札记不多,引为大憾,故时时以此事教导子弟。

中国学术素乏精密的科学系统,学者初入其门,如入百戏场中,千变万态,应接不遑;才智之士,把自己读书心得写出来,或把经史等书拆散了,再依其性质分为若干类,如《渊鉴类函》等,都不过是读书之时,为便于自己翻阅,但是及其成功,乃为极有价值的类书,与极有价值的读书札记,可为后学者学问捷径。然此又非必大学问家始能为此,凡读书人都能为之;惟不必急求发表罢了。赵翼、王念孙、俞曲园、孙诒让诸人,当他笔录的时候,何尝念及传诸后世?盖读书之士,既莫不有其心得,即莫不应有其读书笔记。

以上所述读书方法,可以说是四个步骤,可以说是四种研究学问的方法。为学之初,看读写作缺一不可,次则宜就自己所喜悦者,择一艺以求专精;然又不可局于一隅,以至于太陋,故须多方阅读,阅读有得,随手笔之,此所谓四个步骤。四者之中,以专精一业为中心,看读写作是专精一业以前的事,阅读为广求所专之业之补助材料,笔录亦是以所专精者为中心。这是就表面次序说如此,实际亦并不是有一定的封域,专精一业时,并不是抛弃了看读写作,分类笔录等,更不是抛弃了前面那三项工作。故自初学的次第言,似乎是四个步骤,自研究的中心言,则此四者,乃是四种方法,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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