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编 问题的解决 ● 第10章 实例(1)

《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第3编 问题的解决

● 第10章 实例(1)

在典型的人类冲突情境中,事物愈变愈不变;相反的道理同样存在:事物看来一成不变,但事实上它们却改变了。

多做无益

让我们由一个不太常见的实例开始,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前一章所提的四个步骤。

1.问题

一对年轻的夫妻来寻求婚姻治疗,因为这位妻子感觉自己无法再忍受丈夫对父母过度的依赖与顺从(他是家中的独子,30岁,事业成功,经济独立)。这位丈夫也同意妻子他们之间的问题界定,但他表示已看不到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接着解释,他的父母不只照顾他的每一个需要,也从不吝于给予他各种形式的资助(金钱、车子、衣服、昂贵的教育、旅游等)。他表示自己对父母额外的赠礼深感亏欠,但是他知道如果拒绝父母这种无所求的资助会严重地伤害他们,因为“无所求的给予”,正是他的父母认定“好的父母”应该做的。他的父母对他选择的结婚对象并不满意,但是这个婚姻立即使得父母有了介入儿子生活的合理化理由。他们帮年轻的小夫妻选定了住处,并为他们付了头期款,即使小夫妻表示自己比较喜欢小一点、便宜一点的另一区的一栋住所。室内装潢的所有决定也是父母做主,甚至包括花园中要种植哪些植物。更进一步,他们主动购置了非常昂贵的家具,以至于小夫妻根本没有机会依自己的喜好来安置他们的家。

这对住在五百英里之外另一个城市的父母,每年四度造访儿子与媳妇,每次停留三周。这种探访对小夫妻来说是一件十分可怕的经验。在这三周内,父母完全掌控了家居生活;媳妇被驱离出厨房,婆婆要掌厨并购置了堆积如山的杂货;她开始清洗家中任何可以清洗的东西,并重新安置家具摆设,公公则负责清洗与修理两部车子及庭院的除草与整理工作。当他们四人一起外出时,一定是公公支付所有的花费。

2.企图达到的解决之道

这对年轻的夫妻表示他们已经黔驴技穷了,试尽各种方法都无法建立最基本的独立性,即使是以最温和的方式来护卫自己对抗父母的专制,都会被父母解释成不知感恩的信息,进而引发年轻的丈夫深层的罪恶感与妻子无能的愤怒。这些解决问题的企图也导致一家人在公开场合中陷入某种困窘可笑的局而,例如,婆婆和媳妇要求超市收银员拒收另一人而收自己的付款,或是当侍者送上账单时,父子在餐厅中当众争吵。

为了减轻歉疚感与负债感,年轻的夫妻也试过当父母结束三周造访回去时,赠送名贵的礼物,但这一举动只会带来对方邮寄更昂贵礼物的动作。当然,他们又觉得必须将父母赠与的礼物公开陈列在家中,虽然他们厌恶每天都看到这些礼物。这对年轻的夫妻愈努力试图掌握自己少许的独立性时,这对父母就更卖力地“帮助”他们,所以这四个人陷入了典型的“原地踏步”的僵局。

3.目标

在这个案例中,形成一个具体目标的困难工作,反而较容易达成。年轻的夫妻希望父母停止以对待孩童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希望即使在父母来访同住时,也能拥有为自己作决定、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在同时拥有自主独立权利时,也不至于有伤害及疏离年老父母的罪恶感。

不过,以设计出一个有效介入方法的目标来说,上述的目标形式仍然太过一般性。因此,我们进一步地要求这位丈夫说明,对他而言,什么特别的事情的发生是可以代表目标足以达成的证明。这位年轻的丈夫立即表示,只要他父母告诉他:“你现在长大了,你们两个人要自己照顾自己.不要期待你母亲和我还会不时的宠爱你。”这一个陈述引导我们将父亲态度的明确改变视为治疗的目标。

4.介入方法

经由前面的信息,我们十分清楚的是,任何介入方法若要成功地实行,一定要以这一对父母所能听懂与理解的“语言”进行;也就是要以做一对“好父母”的重要性的观点来和他们沟通。

当我们要推动介入计划时,距离这对父母再次造访小夫妻的日子已不远,所以我们告诉小夫妻以下的做法:因为在上一次父母造访之前,他们尽全力把自己能做的工件,例如,清洁房屋、修理物品等,全部先做好了,所以这一次他们要反其道而行,也就是说,这一次他们在父母来之前的几天就停止各项清洁工作;任由脏衣服堆积如山、庭园杂草丛生、不添购食品杂物、冰箱几乎空无一物。房子里任何损坏有待修理替换之处,例如,该换的灯泡,都暂时不去修。他们不要去阻止父母为自己支付各项账单,而是要安静地等待父母为自己支付所有的开销。在家里,妻子就让脏碗盘堆积在厨房中,而且期待婆婆会去洗碗;丈夫则在父亲到花园中清洗汽车时自顾自地看电视。不但如此,每隔一阵子,他还由窗口探头出去视察父亲的工作进度:“嗨,爸,做得如何了?”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禁止任何告知父母自己有权力独立自主的企图。他们要接受父母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并在口头上一再致谢。

若不是这对年轻的夫妻对于他们的处境太沮丧,我们就还没有可能推销上述的方法给他们。因为在表面上看来,上述的方法是让他们远离解放而落入了原先想逃离的痛苦深渊。在这个实例中,这对小夫妻的确实行了前述的指导策略。在两周后的会谈中,他们表示,父母亲已缩短了造访的时间。在离去之前,父亲把儿子叫到一旁,以友善但肯定的语气表示,儿子媳妇都被宠坏了,年轻人由父母这里已得到过多的支持,现在该是他们像个成人一样自己要独立的时候了。

由上述的实例可以知道,我们并没有企图要将父母纳入会谈,也没有要去处理双方对问题歧义的观点,以求达成相互的了解。我们所做的介入,直指年轻夫妻解决问题的企图,而所设计的解决之道,则是允许父母继续扮演“好父母”的角色——这是一个他们永远不会放弃的角色。为了不至于过度纵容与溺爱这对小夫妻,做父母的应致力于与先前“照顾”相同重要的“断奶”这一父母角色。

化暗为明

一对中年的夫妻一起来求助家庭心理治疗,因为妻子担心他们之间重复发生的争吵对正值青春少年期的儿子会有不良影响。在治疗开始不久,夫妻之间便展开了你来我往的唇舌之战,这位丈夫会用一种微妙但精准的方式撩拨妻子,而妻子的响应方式则回过头来刺激丈夫失控的发怒并攻击妻子。毋庸多言,这位妻子认为自己的反应是对丈夫撩拨的唯一自卫之道,而且她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争斗。此外,这两个人,尤其是做妻子的,不太能觉察到如果不是因为她的这种特定的“避免”反应,夫妻之间一场口舌之争是可以避免的。当我们正在思索介入这一模式最适当的方式时,一件插曲提供了我们给予一个药方(行为的药方)的好时机。下面是一段家族治疗会谈的对话实录:

治疗者:星期天你有没有实行我上次给你的建议?

父亲:有啊!

治疗者:好,请告诉我们情况如何?

父亲:没有任何人和我合作。

治疗者:(对儿子)你大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星期天早上你爸爸和我有一场讨论,你父母在那之前刚吵过一架。我告诉你爸爸赴旧金山参加会议时去和某个人吵一架——真正的吵一架喔!——因为你爸爸告诉过我,大多数的时候,他可能只不过是想找人吵一架,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能像做实验一样就去找人吵一架,好比说去搞清楚他如何去设定进入一场争吵的条件,可能对他是一个好的经验。(转过头对父亲)你说你没有办法找到人愿意和你合作吵一架?

父亲:不是,我是说这个逻辑很可笑。我有时会和某人争执,但那是自发的啊!现在我要去找某个人故意吵一架。我的一个朋友和我一起去喝酒,我们两人都请调酒师倒了马丁尼( Martini),我对他说:“我要没有甜味的。”他说:“这是不甜的。”然后我说:“那你把它喝掉。”我又说:“你用的是哪一种杜松子酒?你用的是甜的杜松子酒!”我说:“这不是我要的不甜的马丁尼!”我说:“现在再给我一杯不甜的马丁尼。…“好的,你要怎样的?”他说完就帮我弄了一杯非常好的马丁尼,其实他调的第一杯已经很好了。这就是你要我去挑起一场争吵的实况。

治疗者:是啊——他把你摆平了……

父亲:他把我摆平了,他没有和我争论,而且他为我调了酒,他按照我的要求调了酒。我告诉他:“这一杯好多了!”他说:“我会记住!”对啊!你不能和同事进入一场争吵,虽然有时我和他们是有争执。这次当我走进产品陈列室时,每个人都对我说他们听说我病了,我对其中一个人说:“你为什么不寄张问候卡给我?”他说:“我考虑一下,等我回到家我会寄一张给你。”之后,我又借故拖延下楼取车的时间,我拖延了近15分钟,心想,等下会吵一架了。拖了15分钟再下去使得停车时间刚好3小时又超过了5分钟。我对收费员说:“多少?”他说:“3个半小时。”我说:“只有3小时啊!”他又重算一次,还是3个半小时,我和他争论这多出来半小时的钱。他说:“我不能和你争吵;一天到晚都有人在为这种事找我麻烦——我又不能做什么,请写信给我的老板!”我说:“你就是老板啊!我只会付3小时的钱,我要把车开走了。”他说:“你要这样做吗?我会记下你的车号交给我的老板,让他去处理。”你知道,他可能一天到晚处理了不知多少存心找碴的人。所以他也没有跟我合作和我吵架!我是依照你的指示尽力而为了!可能就是因为我依循你的指示,所以才做得不够好。不过,我已经非常仔细的保持自己的机动性,当时只要有人对我还以颜色,我就可以和他漂亮地吵上一架。

治疗者(眼睛注视着母亲):是的——假设某一个人会对你这样还以颜色。

父亲:我是指——如果我能使对方情绪失控,我会和他争吵到底。

上面的实例中,治疗者的介入有两个效果。治疗者的指导使这位丈夫进入“做得自然”此一自相矛盾的难局中,而进行了一场他所谓“自然的”争吵,这使得他的妻子对自己如何参与夫妻的争执有了较深的自觉,这个介入方法比任何其他分析或顿悟取向的解说更有效。

再以青少年“不良”行为时常是父母婚姻问题之一为例来谈。例如,一位女儿对妈妈表现出十分不尊重与攻击的行为,母亲的反应方式更激化了双方的敌意。可以理解的是,这位母亲会期待丈夫以父亲的权威来帮助她纠正女儿的行为,但是她发现做父亲的并未如预期的反应。这时,不论父亲的真实情况如何,这位母亲可能得到“父女联成一气对付自己”的印象,也就是父亲暗自鼓励了女儿的行为——如果做母亲的挑明了这一项未经证实的指控,父亲极可能生气地拒绝这一指控。

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用的做法是,告诉父亲(在母亲在场时),如果他愿意做一些奇怪的事,他就可以轻易地重建家中的平静;例如,每当女儿对母亲粗野无礼时,由口袋中掏出十元给她。他要状极自然得这么做,如果女儿坚持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时,做父亲的只能这么说:“我就是喜欢给你十块啊!”治疗者在说明此一行为药方时,切勿卷入夫妻之间有关父亲是否“真的”敌视母亲,或是女儿的敌意行为是否真的带给父亲隐秘的满足感等无谓的争论。这是一个模糊且具象征性启示的处方,只要这位女孩在意父亲这个动作,给十元就是“困惑技巧”的一种形式;同时这种动作也让母亲感觉到父亲终于做了一件帮忙自己来对付女儿的事情。这个动作的目标模糊的程度足以防止这一行动落入母女双方原有的争执中,就像第一实例,实行这一项行为药方的行动,明显揭露在过去是被掩盖住的信息,而且是通过一个明确的行动而非传统式获得顿悟的方法。但是,一旦母女间的“游戏”停止,这一招也就行不通(见第8章引用的维特根斯坦和霍斯所指的意思)。

一位母亲带着儿子来找我们。25岁的儿子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过去10年中,他数次进出精神病脘,也接受过密集的心理治疗。母亲带他来时,正在担心儿子又濒临另一次发病的边缘,而当时儿子是单独在校寄宿,补修上学年被当掉的两门课。他是一个行为表现有某些习惯性方式的年轻人,在会谈过程中他会不时“有礼貌”地打断谈话的进行。由他口中所了解到的是,他和父母之间长期存在着对“生活费支助”的争议。做儿子的厌恶父母为自己支付生活开支时“把我当成-个婴儿似的”。他希望父母每个月固定给一笔生活费,自己可以负责任打理自己的衣食住行。基于过去的观察,父母则不认为儿子能够处理这些责任而会乱花钱,所以他们宁愿视儿子多“好”或多“糟”的情况,每周再给予若干津贴。不过,双方对彼此的这些看法从来没有清楚明白的表达过。儿子从未直接对父母的这种安排表示过自己的愤怒,反而退缩进入了一种小丑式的心理状态,特别使得母亲更加肯定儿子无能照料自己的生活。这时母亲也益发害怕儿子另一次的入院已为期不远了。

在一次母亲和儿子同时参加的会谈中,我们对儿子指出,既然他觉得自己比起父母是势单力薄,他有权力保护自己;他可以用“入院会更花钱”来威胁父母。治疗者接着给了几项具体的建议,教导做儿子的应该如何表现以加强“濒临入院”的印象——这些建议大部分是融入在儿子原有的某些奇特行为之中。

这种介入重新界定了儿子“疯狂的举止”。这时,他是可以控制并刻意表现自己某种疯癫的行为,并用它来为自己谋福利;同时,这一做法使得母亲直接看到儿子的疯狂,而不只是隐约地被威胁着。结果,在下一次的母子争吵之中,母亲再也按捺不住的对儿子表示,自己对儿子料理生活、做他的私人司机已经极度疲乏,从此之后自己每个月会给儿子一笔固定金额的生活费,儿子的沉浮死活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在后续的会谈中,此一安排进行得很顺利,儿子还省下一笔钱为自己买了一部车,有了车子的儿子就更不必依赖母亲了!

宣而不隐

还有一类为数不少的问题,可以说是某一种被社会抑制或令当事人尴尬困窘的障碍;或是某件不该做但是当事人却不能克制而一再去做的事;或是他想做却做不出来的事。在这些案例中,我们较容易去定义问题,而典型的问题解决方法是对自我意志的一再肯定,虽然这种意志力的自我肯定不见得有用。和前面其他实例相比较的话,这一类案例对“问题”没有什么好掩饰的。

害怕当众演讲便是一个好的例子,当事人最害怕的是他的紧张会在演讲时明显到无法控制以至于自己当众出丑。通常,解决这个问题的行为是控制和隐瞒:试着让自己的意志力集中在演讲上,稳住声音,将正在发抖的双手藏到背后或裤带中,尽量表现出放松的样子,等等。当他愈紧张时,就愈卖力地控制与表现,但通常他愈卖力,就反而会更紧张了。即便事情发生,他几乎就预见了这一灾难的每一个细节。这些正是组成问题情境的要素:其一,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现实存在的,还不如说是当事人所预设的后果;其二,解决之道(前述解决问题的行为)是第一序改变类型的行为;正是这种解决问题的行为维持了问题的存在,并且证明了他的假设。

传统心理治疗的正确做法是直接指向当事人的假设,它视问题行为只是一种症状的表象,治疗的目的是要带给当事人对自己预设的洞察。相反地,“精简治疗”的做法则指向“解决之道”:我们教导当事人在演说之前告诉听众自己非常地紧张,而且焦虑可能会升高到自己无法承受。这一个行为药方和前述的解决行为恰巧相反:他不但不隐瞒,反而要广为宣传自己的紧张。如果他原先企图解决问题的行为本身正是“问题”,那么当该问题解决的行为被扬弃时,问题也就消失了!当然也就毋须去洞察什么潜在的假设了。

当然,要当事人能实际执行这一处方并不容易,他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要背道而驰地当众宣告自己原来要尽力掩饰的紧张,在这个关键点上,如何用当事人的“语言”来对他说明就很重要了。

如果当事人是工程或计算机专业背景的话,我们会用由负反馈机制到正反馈机制的改变概念来说明这一个行为药方;对那些将自己的紧张归因到自信与自尊心不够的当事人来说,我们则会对他解释,他有自我惩罚的需要,而这一行为药方正是满足这个需要的大好机会;而对自称进行东方禅修的当事人,我们的方法恰似禅修中怪诞的功课;至于那些期待我们照料他的病人,不需多作解说,只要拿出医生的权威下命令就行了;对某些很难以任何形式和我们合作的当事人,我们就应该明白而简单地告诉他这是一种奇特但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我们觉得他不是那种可以运作这种方法的人。至于碰到像我们自己这一类的当事人,我们甚至会和他谈群论、逻辑类型理论、第一序及第二序改变…

如前所述,“宣传”是用来响应“隐瞒紧张”这一种解决之道的技术,同样可以运作在下列的问题上:脸红和神经质颤抖(见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建议)、害怕在异性前表现得无趣和无聊(告知异性自己的害怕还可以使对方对自己特别友善和支持,自己也就不会进入自我预言的循环之中了)、性冷感与阳痿等问题。有趣的是,即便当事人不能实行上述的行为处方,只要他们心中接纳这个方案时,他就已经看到脱困的一种可能性,有时,这就足以改变他的行为,避免一再落入老把戏之中①。

【①有关这一方面的介入将在下一节中有更多的说明。】

小题大做

有些人经常生活在害怕犯错的恐惧中。其实他犯错的可能性及数量并不真得比另一个人高,但是这种事实并不能减轻他的焦虑。结果,他们的“担心”反而使得自己更容易犯错,通常,他们预防的企图和做法反而为错误的发生铺设了舞台。

一个牙医技师的案例提供给我们一个典型的实例。她知道老板认为她是有能力的,并且相当满意自己的工作表现。她也知道自己并没有犯过什么足以令老板解雇她的错事,但是她对犯大错的恐惧却愈来愈严重,以至于原本自己喜欢和赖以为生的这份工作,几乎变成了一个梦魇。当我们要她每天都刻意地去做一件没有什么后遗症、但看来却十分愚蠢的小错误时,她简直吓坏了。读者应已能理解我们所开的这一个行为处方,当然是指她的问题所引导的行为——过度谨慎地逃避行为。可是对她来说,这个药方实在太奇怪了,因为和她平时所认定的解决方法正好相反;但她平日的谨慎行为却正是一种相似的逃避行为,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必须仔细地对她说明我们建议此种药方的理由何在。这种解说同样适用到其他类似结构的问题情境中,例如,尿床、强迫性行为及其他状似由不可控制的条件所引发的问题行为。

简而言之,我们所进行的“解说”不过是重新界定了当事人想要控制住自己症状的期待。我们对她解释,只要有毅力地通过这一个练习,就有可能防止自己作出最糟糕的错误,但是不可能全然地控制错误永不发生。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享有永不犯错的安全感,对她而言,这也会是一场持久战。经由我们的解说,她终于眼带悲伤地同意了。接下来,我们指出在她的例子中,要能对问题真正的具有控制力,她不只是要有能力逃避,同时也要能用意志力制造问题。所以她需要照我们建议的行为药方去做,因为只有当她刻意去犯错时,她才能学到如何全然地控制“错误”。

隔周,她在会谈中报告说自己已经感觉好多了,即使自己其实知道事情并未好转:因为她答应每天要计划性地犯一个错误,所以当她每天都在想如何犯错时,已经没有余力去操心其他的事,例如,担心会发生不可弥补的大错。过了不久,她开始发现这整个练习其实很蠢,这时所谓的第二序改变终于达成了!再一次地,我们不需要去对她的“症状”进行“深入”的解析,也不需要她发生什么“顿悟”。

另一位30岁女性身上遭遇了一些类似的问题。就像路易斯·布努艾尔( Luis Bufiuel)的电影《青楼怨妇》(Belle de Jour)的剧情一样,她拥有一个相当不错而被同事们看重的专业生涯,但是如果他们知道她的夜间生活一定会大为震惊。她会去酒郎或消费低廉的舞厅,举止放荡地勾搭上某位男士,允许对方一起回到她的住所,在饮酒作乐一番之后,接着爆发一场可怕的冲突,因为这时男的自然期待可以留宿而她却期待对方离开。在她的描述里,这种冲突有时是很严重的,有些男的甚至辱骂与殴打她。可是,她没有自觉到自己怎么会陷入了这种处境,她只感觉到自己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暴露到易被男人骚扰、污辱的危险中。这些男人无论在社交与知识的能力都不如自己,而自己平时却瞧不起这样的男人。依据她对自已问题的素描,我们设计了环绕着两个主题的介入方法,这两个主题是:她对自己动机的无自觉状态,以及玩着自甘堕落的游戏。

我们对她解释,基于某些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的原因,她有一种惩罚自己的需要。就像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事一样,所以首要之务是,她必须对运作的机制有所觉察:这就得靠仔细和渐进的实验计划。确定实验主题是一件缓慢而颇痛苦的事,最后,我们教导她,每当自己感觉又想作践自己的时候,要以一种小幅度的不雅或堕落的方式,使自己被贴上社会标签。明确地来说,她答应我们要执行下列行为药方中的任一项,如穿两只不同款式的鞋子或是顶着有油污的脸去上班,或是衣着凌乱地出门(通常她是整洁端正的),或是故意在百货公司摔一大跤,等等。

如同牙医技师的那个例子,我们要求她去做这种精心设计过的行动,使得她的行为发生改变。自愿让自己在公众面前做出荒诞和不雅的做法是如此难堪而无法接受的事情,相较之下,其他的行为都黯然失色。再重申一次,这个过程也没有什么顿悟发生过;行为之所以产生了改变,是因为在她发现自己暴露在那些小小的困窘事件中时,都是很可怕的经验,因而,她已经不愿意犯下以前那种令自己极度羞辱的行为了。

另一位年轻的未婚女性,日子过得十分混乱。她交男友的方式一方面让自己觉得很廉价(别人很容易得手),一方面却认定自己是没人要的女人(没有一个男的会在乎自己)。更糟的是,在每一次做爱之后,她都觉得非常不满足,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然后,她会落人一种典型反应:感到极度羞耻而无法面对男伴另觅女友。她没有看清的是,在上述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企图与做法(例如,一再和那些只把她当成性对象的男性来往)正是她的问题之所在。

为了协助她走出这一个恶性循环,并且坚持我们的原则(任何治疗性的介入一定是要应用到针对问题的解决之道上),我们教她告诉她的下一位男朋友说:“我无法告诉你是什么原因,但是如果你要和我做爱的话,一定要给我一枚25分钱!而且是旧制的银制铸而非新发行的合金物。”我们也没有对这个行为处方作解说。这个令她震惊却十分有趣的处方,使她延续了和我们的治疗关系。她不断更换性伴侣的行为自然停止了;她惊讶地发现,男人并不会只是因为她拒绝上床而摆脱她。虽然她并没有一次执行完毕这个处方,但改变已经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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