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七岁自述：活着，以及试图自由
旧历二月初四，我的生日。
今已廿七岁整。自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于北京从事电影编剧及后期制作，所得甚寡，勉力维生。富贵不及，穷困以上，朋友三五，闲余时间多读书写字。人生趣味寥寥，诸般愿景置之未来。但19年至20年初的现实教会我，不必相信未来，活着，做个端正的人，以及试图自由，就好。
一 感情及生活
2011年10月，北京顺义学生军训基地，隔壁班教官为我看手相。他的判语是“你27岁结婚，30岁会有一道坎，迈过去人生富贵，迈不过去这辈子就那样了，会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
手相能承担一个人的命运吗？我相信过，在荣荣还在北京时。她现在去重庆做军医大学的老师，有考博计划，已购置地产，一切井然有序。我羁泊北京，一个项目纠缠五年，还有三个项目尚在胎腹之中，责任以及前途系于此间。我们去年八月分开，不争不怨，若亲若朋。（今年生日她送我的是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此为例证。）谁都没有义务，牺牲自己的事业及人生的可能性，去迁就和成全另一个人。
人，首先爱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然后才能谈及爱别人和为人所爱。倘若两人在一起，彼此之间一直梗着遗憾和牺牲，这是爱情的应有之义吗？我怀疑。
她留在家里的绿萝，我每周浇灌一次。但它们好像商定好了，不再生长。半年过去，叶片上囤积了薄薄的一层尘灰。屋子背阴，只在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能迎来一爿阳光；午后四点到五点，对楼的玻璃窗也会反射进些许余晖；它们迟滞乃至暂停的生命，也与此相关吧。这么说，还是我辜负了它们。
往后，当然期盼良缘，但也只是一种隐秘的期盼，仅此而已。有些东西或有些人，来或不来，有或没有，都不影响我活着，承担责任，赚取房租和面包，写诗读书，是吧。
之前同在北京奋斗的密友接连步入婚姻。凯旋业已生子，曹源新近结婚，海峰预计今年筹定终身大事。忻州，刘洋大胖小子都快上幼儿园了；骁媛远赴美帝，同男友一起，两博士浸在实验室，研究课题非我所能领悟。西张，我辈同侪十之八九都已结婚生子。远方，好友陈璐婚事将定，亦在幸福。倏忽间，天地茫茫，好像唯独我是剩下的那个。
但剩下不代表失去爱的能力。经此COVID-19（新冠病毒）疫情，我愈发觉得人的“意义”即“爱欲”。你之所爱所求，是裁定你“人生何为”的一个重要参考，甚至是充分条件。既是如此，那我会继续爱下去。爱例行升起的太阳，按季飘忽的风，穿行的人群，和每一个不该遗忘的人。
2017年冬，代县一位卜卦算命的爷爷，看我掷出来的卦象。他说，你就顺其自然就挺好的。他没窥伺天机和我的运命，只是强调“顺其自然，一步一步往下走。”这次测命，没有详情和预告，似有若无，我听之信之。事实上，就算你想不顺其自然，也没办法。生来就没有多余的选择。哪怕投胎为鲸为鱼，亦要受限于一方海域、洋流、渔船、繁殖、生计。无从遁形。我，及我们，唯一的选择，何尝不是顺其自然。
但——人生在世，一定要认识到“但”的重要性——在那无数无可更迭的铁的囚笼所铸造的“自然”里，还是可以有那么一丁点不一样。灿若萤火一日，连缀数载，这光芒也能比之于一盏百瓦灯泡了吧。那就劝诫自己，少打一盘游戏，少刷一些无意义的信息流，少吃一些垃圾食品，多读，多写，多看，多思，做个正直且比过去勤勉的人。
二 工作及事业
2014年，大三暑假，我在宿舍写小说。其中一篇发在网上，被老板看到。他叫我到朝阳大悦城西贝莜面村吃饭聊天，至此，踏上编剧之旅。
2015年，完成“猪刚鬣”的剧本初稿，然后搁置。
2015-2017年，参与完成《希望岛》的剧本，参与部分拍摄，参与后期制作的剪辑、视效、声音及其他行政事宜至今，并且仍在继续，预计今年可以上映。
2017年-2018年，完成某大学题材的剧本初稿。
2015年-2019年，写过至少七个完全不同的“关于《拾遗记》某章”的剧本初稿，未来还会继续探索。
2019年，写过六个版本关于某科幻作家的短篇小说所改编的故事大纲。
2020年，《希望岛》为主，其余项目如何，犹未可知。
疫情之下，焉有完卵。去年影视行业本已寒冬，今年，更加惨烈。未来，不敢期，也不自欺，履行责任，完成工作，如此便好。
往日还有名利心，希望从这遍地是金的行业里捞取自己应得的，甚至更多。去年，经历过魔鬼式的后期制作，早已耗光了所有企图心，只想——完成。完成，也等于结束。五年一役（很快这就是第六年了），我希望待到结束那日，可以问心无愧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
未进入这行，总想着，编剧是文学最具商业价值的一种体现。我有幸进入，或许有朝那么一日，可以彻底财务自由，左手编剧右手小说，两不耽误，两相成全。
待到进入这行，发现，编剧是编剧，小说是小说，就像太阳是恒星，月亮是卫星，二者除了隶属于天体这一概念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从事编剧，像娼妓，舍身以博取客人欢笑。写小说或诗歌，则不然，你是你，你只能是你，你谁都不是，每一个字都是自由的，每一个字都是风，是根，是天地，是一切。
大学常听老师说的一个俗语是“戴着镣铐跳舞”。既然跳舞避无可避，那就承受被缚的现实。且走下去，且努力，且在镣铐中寻求空隙，呼唤自由的可能。
三 文学及自由
小学五年级，写诗，确认梦想：成为作家。
中学六年，写下无数诗、歌、小说、散文、戏剧。
大学四年，继续写，也呼吸，也写。
大学毕业五年半，曾签约简书、微博，又相继解约。自由一身，数次投稿文学期刊，也基本石沉大海。
过去十年写的种种，基本“不堪入目”。自18年后，所写的个别诗歌和小说，还勉强能读。这样算下来，我所完成的作品，太少太少：短篇四五个，故事三四十，长篇一部，诗歌近百。（回头细致整理，统统放在公众号里。）
2017年以前，基本都是“激情写作”，在一种狂热的抒发欲和名利心的卷席下，如一台电动文字机，吭哧吭哧地炮制出几百万字的垃圾。语言低幼，无聊，稀拉、拖沓、松懈，包括17年出版的书《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同样矫情、虚伪、充斥着一种廉价和功利的哀矜和自勉。我想抹杀这部作品的存在。也许——只是也许——在某个平行时空的李瑞峰，会拒绝写这样的东西。
就像过去我曾在感情中犯过的错误一样，历史是你只能承受且终生领用的东西。它们能给你警醒，这便是你自身所修的功德。
自18年以来，完成的作品少之又少，比之笔记本里的计划，令人惭愧。堕懒是主要积弊。天分这件事，我不好判断，毕竟我的作品未被“认可”（这个要怎么认可？目前我能想到的，只有两条：文学期刊收录小说作品，出版社出版长篇或短篇集）。所以，天分或者“我能不能成为作家”这个疑问，也只能像我的人生一样——顺其自然，在“自然”之中持之以恒地发散“萤火”，数载过后，也许能迎来灼日之辉。但愿这个“数”，是一，是二，而非十，非九。
疫情爆发以来，什么都不想写。懒，贪玩，自是一面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在想，为什么要写？也就是“意义”问题。过去我喜欢过“无意义写作”，可是托尔斯泰把我拽了回来。无意义，容易堕入“虚空”，心性无为者，或许可以在虚空里自得其乐。但我不行，在虚空里，我只会彻底放弃自己。
我需要一个意义，才能活着。在我看来，“意义”即“欲求”。我欲求在文学，在我所爱的那些人，父母亲朋以及那或许尚未出现的必然的情人。只有在文学里，在提笔写小说或诗歌时，我才是我想象中的我，才是所有平行时空拥有唯一共性的“我”。只有在思考小说笔法、语言韵味、诗歌情境、故事素材时，我才是唯一自由的。文学，就是我现阶段并且在遥远的未来，最为重要的一个意义。
为什么要写？答案是意义。意义是什么？意义即写。完美的悖论。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只有一直写下去，才有可能破解这个悖论。我写得少，写得差，是意义不够明朗以至陷入死结的唯一原因。
27岁以后，继续读，继续写，和过往一样，也和现在一样。
生日嘛，许三个愿望：
一，生养我的，愿他们安康。
二，身边及远方的亲朋知己，愿你们快乐。
三，愿我，活着，并努力自由。
李瑞峰
庚子年二月初四于北京草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