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定的题目是“泰戈尔：发情的季节吟诗，冬眠的季节写戏”，后来发现这样写容易暴露本人猥琐的气质，再者可能会产生侮辱大文豪的嫌疑。思忖良久，最终写下了这个不十分刺激的题目。
为了表达对大佬的崇敬，赶紧贴上文豪的原话：
短诗不断地不招自来，这样就妨碍我把剧本写下去。若不因为这缘故，我大可以把叩我心门的一些思想，放进两三个剧本里去。我恐怕必须等到寒冷的冬天，除了《齐德拉》以外，我的所有的剧本都是在冬天里写成的。在那个季节，抒情的意味容易变冷，人就有工夫去写剧本。（《冰心文集》<泰戈尔《孟加拉风光》>）
只有抒情的意味变冷之后才有工夫写剧本，说的真好。大诗人这段有趣的自述，深刻地说明了季节变动对文人创作心态、文学表现内容是有着显著影响的。“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人生天地间，心理和情绪不免受到自然环境的交替变化所影响，而更敏感的文学艺术家们，心理波动、情绪起落无疑会更大点。
早在几千年前，自从那个经常被邻家少妇调戏的美男子宋玉，写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寥落而变衰！”秋天在文人笔下就逐渐充满悲凉、衰败的气息。宋玉的《九辩》俨然成了中国传统悲秋题材的滥觞。
到魏晋时期，文学理论家们开始系统地总结外界气候变化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於劲秋，喜柔条於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
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什么季节赏什么景，什么时令有什么情。春光明媚，人便感到愉悦舒畅；夏天炎热，人就常常烦躁不安；秋高气清，引起人们阴沉的遥远之思；冬雪无边，往往使人的思虑严肃而深沉。不同的时节气象带给人的感觉差异很大，敏感的文人自然也会创作出不同格调的作品。因此，君子藏器于身,相时而动。文人则藏情于己，相时而发。
到唐诗宋词时代，情景交融，融情于景的艺术意境开始大放异彩。诗人们感时而发，感物而兴，为后人留下数不完道不尽的美的创造。中国文学中鲜明的季节性特征也逐渐形成。
喜春愉春则“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伤春惜春则“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乐夏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苦夏则“但得暑光如寇退，不辞老境似潮来”。
至于悲秋的更是多的难以计数，怕是八头骡子都驮不过来。写叹冬的可能只需三头小毛驴就够了。
由此可知，季节的差异导致外物的变化，继而引起不同的心理感觉，投射到文人笔下则又出现迥然不同的审美效果，久而久之，这种因时而作的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特征的文学逐渐泛化为一种审美定势。既成定势，再假以时日，免不了会引起人们的审美厌倦，很多套作的文学就成了陈词滥调。这是任何艺术形式都逃脱不掉的规律。因此刘禹锡那首“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才更显得难能可贵。
如果说以上仅是针对中国这样四季分明的国度，针对特殊的中国古典文学来分析，那么，我们还可以指出，古希腊辉煌的史诗、悲剧艺术也曾受到气候和环境的强烈影响。
十分强调地理、气候因素的法国文化史家丹纳曾在《艺术哲学》中这样描写希腊：
碧蓝的爱琴海中，星罗棋布的云石岛屿非常美丽，岛上琉琉落落有些神圣的树林，扁柏，月桂，棕梠，青绿的草坪，……；但供养眼睛、娱乐感官的东西多，给人吃饱肚子，满足肉体要求的东西少。这样一个地方自然产生一批苗条，活泼，生活简单，能吸新鲜空气的山民；
在这样的气候中长成的民族，一定比别的民族发展更快，更和谐。没有酷热使人消沉和懒惰，也没有严寒使人僵硬迟钝。他既不会象做梦一般的麻痹，也不必连续不断的劳动！既不耽溺于神秘的默想，也不堕入粗暴的蛮性。
其次，希腊是丘陵地，但也是滨海之区。……这种地形当然鼓励人民航海，尤其土地贫瘠，沿海全是岩石，养不活居民。
正是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造就了希腊人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继而塑造了古希腊人的精神价值。船远行了，能不能到达彼岸？航行到哪里去？不知道。这种只知此岸而不知彼岸的鸿蒙的精神取向，酿造了古希腊伟大的悲剧。古希腊文明被称为海洋文明正是此理。
说到这里，可能给人造成一个印象:气候环境对文人艺术家的创作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其实，艺术创作，受到社会、历史、心理、生理、性格、经历、环境、才学等等好多方面的影响。时至今日，气候环境对创作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小。那种感时伤春、感时悲秋的心理惯性虽说还有一定的覆盖面，但正如前面所说，这种带有强烈季节性特征的创作（欣赏古诗词是另一回事）早已成为审美定势而被人厌倦，已经越来越成为陈腔滥调。不是出自真诚感情的抒发，“为赋新词强说愁”会越来越远离读者的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