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热播的《人民的名义》里多次提到《万历十五年》这一本书，于是跟风也买了一本，初读两遍之后略有感悟。

       读史使人明智。以前了解历史主要通过看电视剧、看电影，虽然很直观的看到人物的表演，可以揣摩人物的心理，但即使是最厉害的演员也无法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心理，人是世间最复杂的动物。《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通过对历史基础的描述，纵论历史观兼揣摩各个历史人物的心理，既满足了阳春白雪的学术研究又满足了下里巴人的娱乐要求，可谓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万历十五年》既写出了君之悲又写出了臣之悲。做为皇帝，万历是十分聪慧的，但是却做事优柔寡断、犹犹豫豫。事物总是有利必有弊的，优柔寡断断送过臣子、害过臣子，也救过臣子，在申时行遭遇最大政治危机时，万历的聪慧和优柔寡断却救了他，给了申时行喘息的机会。万历做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初限一直想励精图治，而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一个极度缺乏法治的国家，其运行几乎完全依靠道德和“礼”来支撑，万历也一直用行动来支持这一运行程序，对“礼”的深入思考和认知也是高于常人。但是张居正死后，万历却改变了这一想法，他似乎看透了道德和行为不符的阴阳之别，开始拒绝用“礼”来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为之一震，对道德也失去信心，并且更加肆无忌惮的发挥“阴”的一面。几千年来，中国乡土社会一直处于静止状态，与几千年来人们一直以道德和“礼”来约束人们有关，道德和“礼”要求人们之间和谐相处，力图摒弃一切竞争因素，鄙视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努力。皇帝作为道德和“礼”体系中最受这套系统压抑和控制的人，他的消极怠工也许是对道德礼治体系最为无声的反抗，当时的教育和社会大环境让皇帝无法做出其他的选择，也无法做出其他的反抗。万历是有些睿智又有些慵懒的，他的优柔寡断，是对体制束缚的抗争。

      张居正，几乎以一人之力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推向封建统治的巅峰。一代明相，生前盛世，身后被人打回原地，他生前身后的强烈反差，兀自归咎为万历的青春期的“逆反报复心理”。张居正为明朝倾尽一生心血，培养万历，励精图治，鼎力革新，生前风光无限，但是也得罪了一些人，张居正强势的政治作风与当时的文官集团格格不入，他在位时，倾心为明朝服务，但多以个人好恶来提拔、重用一些人，而且不允许有反对的声音出现，这就直接导致其死后，皇帝一旦不再死保他，那么整个社会遍地都会是反对的声音。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能否成功，全看这个政策与整个社会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张居正之后的申时行，看透了这一点，与文官集团妥协，被人称为和事佬，甚至被人批评为没有原则的政客，但申时行依旧坚持折中调和的原则）。这一点，张居正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发现，为其死后被人贬的一无是处埋下了种子。张居正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在其生前，与其交好的人全部得到了利益；而在其死后，与其交好的人屡受其株连。单单论这一点，他做为政治家是最大的失败。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本应是各种矛盾的缓冲，张居正却以其强硬的作风工作了多年，必有其过人之处，但张居正作为一个失效了的缓冲，在其死后却成为了各种冲突的“替罪羊”。首辅犹如一叶扁舟，深陷历史的漩涡，注定沉沦。政治家，之所以不能带动整个社会开足马力冲锋，是有其必然性的。张居正虽然励精图治，鼎力革新，但是其太过强硬，不允许有任何反对声音，这就导致张居正无论对错都没有人敢反对，其下台后，以前做的很多事都被翻过来再论，而且以前对张居正敢怒不敢言的人现在大力的斥责张居正，被张居正打压的人，也都被人重新重用，这就导致哪怕张居正芝麻点大的事，也会被放大了来说。明朝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范官员和民众，仅仅只是依靠道德和“礼”，而道德和“礼”只能依靠人来执行，道德也不过是一些抽象的准则，“礼”也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抽象的关系。虽然这些明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

       腐朽的制度肆无忌惮的制造了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开始的时候这样写到：“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至于黄仁宇为什么要以这平平的万历十五年为标题，大概也与其看待历史的观点有关，他强调的大历史观，是一种以短衡长的观点，但是这种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观。在历史的滚滚巨轮之下，个人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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