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陪一位学生娃写作文，主题是“我最敬佩的人”。我们列好提纲后，学生娃仰起脸问：“老师，你最敬佩的人是谁呢？”我摸摸孩子的头，笑！我最敬佩的人——是给我生命、伴我长大、陪我穿透黑暗的母亲。
母亲六十多了，个子瘦小衣着朴实，脸上常年挂着笑，似乎生活从来就没有为难过她。其实不然，我们的家庭虽说现在生活安稳，回首过去，所经历的磨难却并不少。
年轻时的母亲生下我后，曾再生过一个弟弟。据母亲回忆，这个弟弟生下来便白白胖胖，比起又黑又瘦的我讨人喜欢多了。只可惜，在弟弟一岁多时便查出患有骨髓癌，并且是先天性的。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纵然是家财万贯，这个消息都是一个晴天霹雳，何况对于在贫穷中挣扎的我家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自此，我便被寄养到外婆家，母亲和父亲背着弟弟天南地北求医问药。如此辛苦奔波大半年，家中除了两间破瓦房完全是一贫如洗，更为糟糕的是，弟弟的生命也未曾留住，当时的境况用人财两空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大约所有的人都以为这个家庭从此再难翻身了，对此，母亲并不申辩和解释什么，只是默默地擦干眼泪，开始在荒山野地中书写新生活。那时恰逢打破大锅饭，开始土地承包责任制，除了种好责任田，四周能开垦的荒山荒地全都被母亲种上了玉米或红薯。这些玉米或红薯不仅让猪栏里的猪仔仔长得膘肥体壮，还让那群整天欢腾个不停的大母鸡变成了下蛋机器。小猪变大猪，大猪变成钱；小鸡变大鸡，大鸡生的蛋也变成钱，几年辛苦下来，母亲和父亲不仅还完了因弟弟治病欠下的债，还自己烧砖制瓦，盖了三间新瓦房。
第二次面临家庭的灾难，是我因为生意上的三角债跌入囹圄。尽管社会一再进步，人们的思想一再开放，可是，对于中国农村来说，哪家出了个“劳改犯”仍然是天大的耻辱。更有甚者，在法院的默许下，债权人将家里像样点的家具电器连同父亲心爱的摩托车一起卷走。种种状况，关在山顶看守所的我一无所知，母亲每周来看我，带的就是一袋子书和“家里都好”这句话。母亲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明显增多，可每次见到我，却还是脸上带笑对我说：“你只管安心看书，家里有我和你爸呢！”
我不知道那时候的母亲，是如何顶着众人耻笑的目光和家里巨大的经济压力坚持下去的，我能够想象的，就是母亲瘦小的身躯不畏寒暑，一次又一次地背着书，在通往看守所的那条山道上坚定而努力地跋涉。
写到这里，或许很多人会猜测，我的母亲，在女儿跌入囹圄仍然坚持送书的母亲，一定是一位有文化的女子。其实，母亲一个字都不认识，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少的可以上个小学，像外婆家这种子女多家道艰难的，孩子的童年基本就是放牛打猪草，或是帮忙带弟弟妹妹，母亲当然未能例外。
母亲虽然不识字，对我的家教却很严格。尽管弟弟病逝后，我成了家里的独生女，母亲却从不纵容我，依然有很多铁规：吃饭不准拿筷子在菜碗里挑三拣四，夹到的菜，无论多难吃都要吃下去，绝不准浪费；不能背后议论同学或小伙伴的是非，有话当面说；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一定要加倍还对方人情；平时多做事少说话，但见了长辈要礼貌；当天的学习任务必须当天完成……
尤其是在对待奶奶的问题上，当年奶奶曾经在弟弟病逝后，因担心父母还不起欠她的钱，指使小叔把我家堂屋的大木门取掉。那时我虽然还小，可那一夜穿堂而过的凛冽北风着实把我吹了个透心凉，自此对奶奶怀恨在心。母亲却对此一笑而过，每次有点什么好吃的，一定要我先送一份给奶奶，就是煮了一碗面条也会加个荷包蛋给奶奶一碗。这样的差事是我最不情愿的，这个时候，母亲就会指责我，说我小小年纪，别的没学到，记仇倒是学得快。完了还反问一句：“将来我也要老的，等我老了，你是不是也不愿意给我送吃的啊？”这句话让我无以反驳，只好乖乖地去跑腿。
成年以后，我见到过许多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也从书上读到过许多的“大咖”，但我的内心里，最敬佩的依然是母亲。那个个子瘦小却能够从容对待苦难，那个一字不识却有大教养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