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阶层下的悲剧

士大夫阶层下的悲剧

以“知外交”闻名于世的著名外交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指出,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间没有邦交。即使清朝政府在政治上有所分野,也只是剿夷派和抚夷派的分庭抗礼。十九世纪前,人类的发展分为两个世界,东方的亚洲和西方的欧美。两者老死不相往来,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可是十九世纪,中华民族却被硬生生打开了国门,不得不进行所谓的外交。当然,其中仍遗留着天朝的唯我独尊的美梦,两千多年的腐朽只能等着在一次次的签约台上慢慢土崩瓦解。

乾隆嘉庆年间,鸦片贸易盛行。等到道光皇帝上台,他本着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热情严禁起鸦片买卖来。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加增最快。此时,林则徐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他受命钦差大臣,包围了广州十三行,逼迫义律和英商交出鸦片,于虎门焚毁。此时的林则徐态度是强硬的,他作为剿夷派,会发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的凛然正气。道光皇帝也是因事成人的,誉其“大快人心事”,然不久因英军反咬一口,调兵请饷割了道光皇帝的肉,皇帝对其评价就一落千丈,“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遏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真是过河拆桥之典范。处于这种环境下的士大夫阶级,包括林则徐,只能是哑口无言,百口莫辩了。

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而我国文化又是士大夫阶层的生命线,谁也不想实行新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知识阶层和官僚阶层最缺乏独立、大无畏的精神。在道光皇帝的祖辈时代,强言直谏的骨鲠之臣,虽然没有廷杖之责,但动辄令罪臣家属披甲、人为奴的刑罚,却更令臣工裹足不前。且不论曽掀起腥风血雨、引得人人自危的文字狱,单是权臣结党互相倾轧,就足以使士气涣散。明朝海瑞式的人物是不再有了。好不容易出了个雷厉风行敢作为的林则徐,但还是迫于清议的指摘,最终默而不言。这何尝不是封建专制主义幽灵下的悲哀?

好比,即使林则徐迈在了清人的前头,懂得军器之落后,竭力收购外国武器--大炮轮船,翻译外国刊物,并交付给魏源,编入《海国图志》。他自己也说,“余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大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这是“以夷制夷”的开始,但悲哀的是,因林则徐害怕清议的指摘,这种进步的思想最终淹没在喧嚣的言论中。

可笑的是,这部由中国人编纂的书,却被日本文人译成日文,促进日本的维新,进而拉大了中日间的国力差距,后来的受日侵略也有几分影响于此吧。历史总是一环扣一环的。进言之,若是把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中华民族的近代化就可以比日本早二十年,后来的挨打就会不复存在了吧。

这纯属臆想,何况这种觉悟只是马后炮,在那个国人还未睁眼看世界的年代,未来显得太过迷茫,唯有守旧是安稳之道。在士大夫阶层下,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不敢公开提倡。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渐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这只是士大夫阶级的悲哀,不足为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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