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陈志强；配图：完 璧】
在成都市锦江区行政区域内，有两条以“四圣祠”和“惜字宫”命名的街道互为贯通。缘何以此命名街名？又生出怎样故事？自有典故可考、历史佐证。
四圣合祀 佑风调雨顺 重教育文化
根据《成都城坊古迹考》等资料显示，昔日四圣祠乃祭祀仓颉、大禹、蚕丛和李冰的庙堂。传说，禹生于四川石纽，其治水之功，著于全国。后者蚕丛与李冰亦为治理蜀中水利立下不朽功勋之人物。而四川以“天府之国、水旱从人”自古享誉神州，蜀人尊崇因治水而居功其伟的祖先实乃名正言顺。公元483年间，益州刺史立蚕从祠于圣寿寺，自此拉开了蜀人祭祀治水祖先的帷幕，川人拜祭祖先治水之风逐渐盛行。然拜祭之风达到鼎盛尚可追溯至宋代。北宋仁宗时张俞，有《上蜀帅书》力主建禹庙以崇祀先贤。蜀之主政择大圣慈寺之北部旷地，既今四圣祠一带修筑禹庙。庙祠前殿祀仓颉，中殿祀大禹，左右二庑祭祀蚕丛和李冰。后明人曹学佺引《上蜀帅书》中之文意，为案语曰：“按此禹庙立于成都之始也。”《蜀中广记·名胜记·成都府》亦据此记载。可见成都禹庙实始于北宋仁宗时，而四圣祠则为当时的成都第一。
若说禹庙所祀的大禹、蚕丛和李冰三圣原均为四川治水之圣贤，然其前殿所祀之仓颉又源出何因呢？蜀人崇尚文化教育，亦曾有“四圣祠”为祭祀孔门弟子曾参、颜回、子路、子游的民间传说，当然无史可考。而仓颉乃是黄帝之大臣，“仓颉造文字，伶伦创音律”的传说乃始有之。把仓颉这位创造文字的“制字先师”，与大禹、蚕丛和李冰这三位因治水祸而令蜀中成为天府之国的圣人们合祀一堂，自有道理。一来是古蜀人感念大禹、蚕丛和李冰令四川水旱从人，从此风调雨顺，物产丰盛；二来，由于古蜀之地缺乏如中原等地那般盛行的儒家礼教思想的熏陶，然蜀民仍十分尊崇文化教育，曾修建过周公礼殿等祠庙专门祭祀对四川文教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而仓颉更是华夏民族文化事业的始祖。四圣合祀，既追求风调雨顺，又尊重教育文化。
明代宣宗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间，大慈寺毁于火灾，并殃及到北部的四圣祠。直至50年后，既宪宗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方重建修复。此次修建，大慈寺之北界减削，以前附于寺中的四圣祠，遂脱离了大慈寺而独立。新建之禹庙较旧址偏南少许，既位于今惜字宫南街区。当时所在之街道名为“马务街”而非“惜字宫南街”。此有嘉庆《四川通志·祠庙》中记载为凭。书中记载：“惜字宫，古禹庙也，前殿祀仓颉，中殿祀禹王。明成化时建。”另有嘉庆《成都县志·祠庙》对此记载，内容略同，又谓名集贤宫和集圣宫。通过上述资料显示，重建后的禹庙后来演变成了集贤宫或集圣宫，集圣或集贤之意为汇集圣贤。以往古禹庙附于大慈寺时，大慈寺本容许以寺之余地奉祀古帝王将相，例如玄宗御容院与韦南康王祠等。后新建之禹庙虽脱出了大慈寺的疆界，但拜祀圣贤的习俗却保留了下来。加上所祀四圣皆为帝王将相，符合传统拜祭习俗，大禹为夏王，蚕丛为蜀帝，李冰为秦之蜀郡守，亦属大臣之列，仓颉乃黄帝之大臣，官拜相位。四圣均是古时声高位显之人。这也是四圣祠更名为集圣宫之故。
至公元1611年，禹庙既集圣宫再次被修建。天启《成都府志·祠庙》云：“禹王庙，府治东，万历七年建，都御史罗公瑶、御史何公汝成、虞公怀忠，先后经营培建。布政刘公庠、李公江发帑金属成都知府张大器修建。”可见庙堂于万历年间又被整修过。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按察使高其佩再次重建禹庙。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华阳知县安洪德对庙堂重加修葺。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又重修一次，其规模较之前更为宏伟，曾被称之为“成都东门之胜”。清代的祠堂以前殿所奉的仓颉为主祀，并趋奉满人重汉学的精神，依照习俗将祠堂更名为“惜字宫”。而以往所主奉的大禹亦与蚕丛和李冰一道成为仓颉的配祀。
之所以更名为“惜字宫”亦是有根据的，是具备从康熙帝伊始，满清王朝重视汉文化教育这个大背景的。早在汉学发源之时，古时便流传着敬惜字纸的习俗。很多地方均建有一种类似亭或塔的炉体，这是用于焚化字纸的，旧称其为“惜字亭”，古蜀之地称之为“字库”或“惜字宫”。（编者注：如今还能见到的所谓“字库”，在大慈寺的后门就有一个。）因而古语有云：“焚化字纸，别有字库”。《颜氏家训》中记载：“文字是古圣贤心迹，所以字纸不可秽用，废弃的字纸应于焚化”。此外，也有民间传说予以辅证，说古有文人积存一定数量的字纸后，择良辰吉日统一于“惜字宫”内焚化，再将纸灰洒入河中，此过程称之为“敬惜字纸”。古人们正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仓颉的感恩。那“敬字如敬圣，惜字如惜金，惜字能积福，终身惜字者，其福亦无量”的说法深入人心，教化世人，经久不衰。清康熙后，在重汉学的历史背景下，惜字之风犹盛，所以原禹庙以“惜字宫”之名登台亮相亦属历史的产物。所在之街道也因此命名为“惜字宫街”。
（下篇:《四圣祠与惜字宫（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