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八)清代诗歌

清代诗人善于借鉴前代,扬长补短,对于古典诗歌有所发展。清代诗人不满于元诗的绮弱,明诗的复古、轻浅、狭仄等毛病,在技巧上兼学唐宋诗的长处,不断追求创新,流派纷呈,风格多样。

清代诗歌的成就超过元明两代,足以下启近代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总结。

但是,清代的文字狱,使有些诗人畏惧政治的迫害,同时又迷惑于表面的承平,冲淡了对社会矛盾的深入观察和揭露,限制了清诗获得更高的成就。清初诗坛的主流是“遗民诗”。

在当时汉族人民和清代统治者之间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的情况下,具有反清思想的明朝“遗民”诗人,有的直接参加抗清的政治、军事斗争,甚至以身殉难;有的以流亡隐居或削发为僧保持气节,志行皎然。

他们写了不少表现民族大义、闪耀战斗光芒的诗篇。有的诗篇因受禁锢而失传,但流传下来的仍然极富反抗精神。这些诗人主要有阎尔梅、傅山、黄宗羲、杜濬、钱澄之、归庄、顾炎武、吴嘉纪、王夫之、吕留良、屈大均、陈恭尹等。

其中顾炎武的诗宗法杜甫,诗意坚实,风骨劲健;王夫之的诗瑰丽奥衍,纵橫排奡,寄托深远;阎尔梅的诗吊古咏时,抒离发悲,感情强烈;钱澄之的诗题材广泛,激越苍凉,凄急幽奥;吴嘉纪的诗善用白描,哀民疾苦;杜濬的诗清郁;归庄的诗绵丽;屈大均、陈恭尹的诗锵遒劲,兼具气韵声色之美。

以明臣而仕清的诗人,最著名的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人称“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兼取唐诗及宋、金诸名家之长,才藻富赡,在明代的作品,已显露能够挽诗坛衰势的气概;入清后的诗,哀思明室,托兴更深。吴伟业以“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笔,写晚明史事及兴亡、身世之感,“的协宫商,感均顽艳”。他的七言歌行,《四库全书总目》评为:“格律本乎四杰(初唐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可见,他的诗有很大的感染力,在诗歌史上有创新意义。

康熙、雍正时期的诗人首推王士祯。王士祯提倡“神韵”,崇尚王维、韦应物一派的“唐音”,在艺术上有新的特色,是清代“神韵派”的领袖,引领诗坛数十年。他擅长七言近体诗,善于融情入景,神韵悠然。王士祯的诗,是清诗进入“盛世”后反映社会矛盾的精神趋于淡漠的标志。康熙、雍正时期的诗人,还有朱彝尊、尤侗、彭孙通,梁佩兰、吴雯洪屏等人,他们的诗歌疏畅隽永,而陈维崧、吴兆骞、田雯、张笃庆等人的诗歌风格则豪迈典丽,皆各有千秋。

康熙、雍正时期堪与王士祯并称为第一流诗人的,应推查慎行。查慎行的诗受苏轼、陆游影响最深,用笔精炼,运思刻入,讲究音节色泽。乾隆时期的诗人袁枚、赵翼和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袁枚思想通达,论事论情,务求平恕,敢于菲薄崇古、泥古的观念,提倡自写“性灵”;赵翼学识博通,重视创新,他的五言古诗说理诙谐,评论世事精辟入理;蒋士铨笔力坚苍,别致清新。

除这三家外,郑燮所作古诗如《私刑恶》、《逃荒行》、《姑恶篇》、《孤儿行》,继承古代乐府诗的优良传统,朴素生动,具有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深厚;黄景仁情感炽烈,笔调清新,境界真切,兼有清窈之思”和“雄宕之气”,读起来让人回肠荡气。

这时期还有提倡“肌理说的翁方纲,他把经史考据、金石勘研都写进诗中,成为所谓的“学问诗”。乾隆、嘉庆时期,诗人很多,著名诗人有张问陶、舒位、孙原湘、王昙严遂成、姚鼐、黎简、吴锡麒、洪亮吉、宋湘,等等。

但从总的趋势看,清代后期的诗歌创作已逐渐走向下坡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诗人是龚自珍,龚自珍的诗敢于揭露批判黑暗的社会和腐朽的政治现实,和他思想上的叛逆性相连,极富创造性。龚自珍的诗体现了其文学及政治主张,现实针对性很强,极少有单纯写景之作,而是抒发感慨,议论纵横,打破了清代中叶以来诗坛吟风弄月的沉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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