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查理·芒格传》(一周一本@乐读创业社)

查理·芒格是全球最著名的控股公司伯克希尔的副主席兼第二大股东。他同时也是加利福尼亚发行量最大的法律报业集团——每日新闻集团(Daily Journal Corporation)以及伯克希尔持股80%的威斯科金融公司的领导。此外,芒格在洛杉矶孜孜不倦地坚持着慈善事业。当他的形象出现在1996年某期《福布斯》杂志的封面时,大众们开始意识到芒格已经不仅仅是伯克希尔年度大会上沃伦·巴菲特的搭档了。

作为全美最难以捉摸、引人兴趣而且独立的商业领袖,76岁的芒格说他的目标是让自己的财富恰好保持在福布斯富豪榜名单的水准之下,这样他就能避开聚光灯。遗憾的是,这一策略并未奏效。

1998年,芒格的财富总值超过了12亿美元。在全美富豪榜上,芒格的排名只比李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家族的继承人低一位。他比沃尔特·迪士尼公司的老板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希尔顿酒店集团的继承人威廉·巴伦·希尔顿(William Barron Hilton)的排名都要高,最令人惊讶的是,就连硅谷的计算机业富豪史蒂夫·乔布斯(Steven Jobs)也被他甩在了身后。

和沃伦·巴菲特一样,芒格没有继承到任何遗产。他的财富纯粹来自于他的自身意志力和天生的商业才干。

“虽然我的家庭没有留下大笔财产,但为我提供了良好的教育,为我的行为规范树立了一个了不起的榜样。归根到底,这些比实际的钱财更有价值。”芒格这样解释道,“从小就在正确的价值观中成长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沃伦同样拥有这样的财富。这甚至在金融上也是一个优势。人们肯投资给沃伦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巴菲特家族的一员,而人们信任巴菲特家的人。”

在某次伯克希尔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巴菲特这样宣称:“查理负责说话的具体内容,我只是动动嘴皮子。”

沃伦和查理每年在伯克希尔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一场娱乐性十足的表演。这是全美最为人津津乐道但实际了解最少的公司之一,他们在会上为股东们描绘公司的商业前景、解释他们的投资哲学,而巴菲特是活动中无可争议的明星,他的个性魅力在聚光灯下展露无疑。查理·芒格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坏脾气伙伴的角色,事实上他看起来还很享受做一个配角的感觉。

“不过你看到坐在沃伦旁边的那个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查理。那只是他培养出来的一个化身,””

那么谁才是真正的查理·芒格呢?

对博思威克来而言,他是一位尽责的继父、一名精神导师以及一个把生活变成一场真正的冒险的人。

对《福布斯》杂志而言,芒格的衬托让巴菲特以家庭为重的形象更为可信,他“粗暴的方式成全了巴菲特的好好先生形象”。

对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任高级经理们而言,他是一名顽固的董事,很早就发现欺诈行为的存在,坚持要公司对政府有关部门和公众就卷入美国国债交易的罪行做出全面悔悟的解释,即使将所罗门利润丰厚的债券交易业务毁于一旦也在所不惜。

对规模不大但声誉良好的洛杉矶芒格、托尔斯和奥尔森(Munger,Tolles&Olsen)律师事务所而言,芒格是一枚强大的客户吸铁石,吸引到了石油公司、公共基础建设公司以及其他大型集团。多年前,芒格买进一系列规模很小、结构松散的公司,成为了今时今日的伯克希尔集团。

对支持女权运动的人而言,芒格是一名英雄——若干年前发动了美国堕胎合法化的运动,并在其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那些反对堕胎权的人们则认为芒格会遭到报应,活该时不时地遭到示威与抗议。

对罗杰·格雷斯(Roger M. Grace),洛杉矶《大都市新闻》(The Metropolitan News)那个令人讨厌的出版人而言,芒格是那个仗着自己是亿万富翁,企图利用他的每日新闻集团来垄断加利福尼亚的法律出版物市场的人。

对他的桥牌伙伴们而言,包括巴菲特、《财富》杂志编辑卡罗尔·卢米斯(Carol Loomis)、洛杉矶亿万富翁奥蒂斯·布思(Otis Booth)、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以及已故喜剧演员乔治·伯恩斯(George Burns),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桥牌玩家,当然如果他能避免时不时地打出些不着边际的牌就更好了。他的伙伴们有时不太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下注或为什么出那张牌,虽然通常他只是在遵循自己的一些简单逻辑而已。

对船主和制造商而言,芒格是一个很容易对新颖奇特的船只激起兴趣的家伙,随时可能被说服对某个项目给予支持。“只要某个人对船有什么疯狂的想法,我父亲很容易就受到影响了。”他的大女儿说。

对仓储式连锁零售公司好市多(Costco)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辛尼格(James Sinegal)而言,芒格作为他们的董事,是全美国最交游广阔的商人之一。有次他想请查理担当好市多的董事,于是两人在洛杉矶市中心最有名的商务俱乐部——洛杉矶俱乐部共进午餐。“那里有一大群人在吃午饭,”辛尼格回忆说,“我觉得这400个人都认识查理。”

1997年,芒格首次参加好市多董事局会议,辛尼格想为他介绍另一位董事,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吉尔·拉克尔肖斯(Jill Ruckleshaus),结果发现两人早已相识。“查理认识谁都不值得大惊小怪。”辛尼格说。

芒格的朋友们包括比尔·盖茨、内森·梅尔沃德(Nathan Mhyrvold)(曾经是微软的未来创意专家)、通用电气的主席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前任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安德森·希尔斯(Carla Anderson Hills)、洛杉矶市长理查德·赖尔登(Richard Riordan)以及众多政客、参议院和总统。

虽然巴菲特和芒格看起来非常相似,他们在某些方面却很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巴菲特擅长使用简单的语句、通俗的故事以及寓言,芒格却从不采用简短的语句。如果同一情况下既可以用一长句话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就表达的话,他宁可多费些口舌。对于复杂的概念和细致的分析芒格游刃有余。巴菲特对于穿着从不讲究,芒格却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巴菲特一直都住在他买的第一栋房子里面,多年来只进行过有限的整修,芒格却热爱建筑,总共拥有七幢房子。最后一点,芒格是一名坚定的共和党人,而巴菲特则称自己为“大半个民主党人”。

芒格的个人生活曾经非常艰难,有些阶段甚至可以说是悲剧性的,而且财富的累积对他来说并不如巴菲特所经历的那么容易。然而,就像其他任何一种伟大的伙伴关系,比如说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索尼集团的盛田昭夫和井深大;或是巴菲特的早年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和他的搭档杰瑞·纽曼(Jerry Newman)那样,在两人之间有一种协同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魔力。每个人都本身极具天赋,即使单打独斗都足以获取巨大的财富并且活得多姿多彩。但是他们都有一些性格缺陷或是技术难题可以与另一个人形成互补。两个人共同经营所能取得的成果比他们各自为政时要大得多。正如芒格常说的,当你把各种正确的因素组合起来时,就会得到非常出色的成果。

巴菲特在商业在财务方面受过正规训练,但没有法律方面的背景。芒格曾经是一名专为企业服务的律师,虽然有业务运营的经验,但如果要成为一个投资专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学习。

“你听说过异性相吸这类的陈词滥调吗?”芒格说,“事实上并非只是异性相吸。每位参与到一个复杂项目中的人都需要同伴。训练将自己的想法和别人的相适应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有了芒格,巴菲特找到了能和他分享价值观和目标、进行高层次对话的人。

这两人身上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幽默感。和许多中西部人一样,他们从小就学会用开玩笑来应对不安、压力、惊讶甚至是悲伤。幽默可以打破紧张的气氛、提供心理防护,让他们将局势掌控在手中。

芒格为他们的友谊带来的不只是伙伴情谊。虽然巴菲特从格雷厄姆-纽曼组合那里承接了一些投资者,而他本人也在内布拉斯加州奔走筹款,芒格在加利福尼亚宣传巴菲特的高超投资技术,为他带来几百万的本金。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伯克希尔早期的成功主要来自于对蓝筹印花(Blue Chip Stamps)、喜诗糖果(See’s Candy)以及其他一些加州公司的收购,它们中的大部分是由芒格和他圈子里那些西海岸投资人发现的。

尽管芒格的言谈举止有时很唐突鲁莽,巴菲特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虽然不懂得优雅细致,不做表面功夫,但所有的行为都发自内心。我们在一起共事那么久,从来没有争吵过,有时意见不同,但没有任何一次有人发脾气或是不欢而散。如果你谈到一个想法,他绝不会带着情绪去考虑这个问题。但如果他有大量的事实或推断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那他也绝不会让步。我们都认为对方的意见值得洗耳恭听。”

芒格坚持认为:“生活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可能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我只知道要想赢得第一,就必须占得先机,千万不要原地踏步。有趣的是有些人只是因为自己的爷爷是位律师或法官就急急忙忙地和一群富有经验的人一起去读哈佛法学院,而我却愿意加入许多不同的行当。我总是刚刚涉足某一业务就比其他人干得都要好。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通过自学来提高修养,这才是真正行之有效的好主意。”

芒格的人生故事揭示了许多对他非常有用的大道理:量入为出,把省下的钱用来投资。该学什么就去学。就像巴菲特常说的:“老观念就是正确的。”

沃伦·巴菲特常常告诫大学生要及早养成正确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因为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是根据习惯行事。这和芒格推广的另一个大道理密不可分:尽可能地体面行事。“你在某个地方的所作所为,”他说,“日后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帮到你。”

“我看得到,他听得进。我们是绝妙的组合。”

——沃伦·巴菲特如此评论自己的搭档兼朋友查理·芒格

芒格回家乡去料理父亲房产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年轻的沃伦·巴菲特,那是一次会改变很多人命运的见面,也是芒格常说的那种成功组合的绝佳例证,几个好点子凑到一起爆发出惊人的结果。在这件事中,就是两个智力超群、价值观相同的人走到了一起。

“沃伦和我一开始就相处得非常融洽,自此以后就一直是朋友兼商业伙伴,虽然之前我们各自的多项投资之间并没有什么重合之处,”芒格说,“以我的背景,怎么可能错过一个宁愿读书、考虑为杂货店开展送货上门服务、可以从任何读过的东西中有所收获的人呢?他甚至可以从他祖父留下的名为《如何运作一家杂货店以及我所了解的钓鱼技巧》(Run a Grocery Store and a Few Things I Have Learned About Fishing)这样的手写稿里学到有用的东西。”

第一次在奥马哈谈过后,巴菲特和芒格继续通过电话进行讨论,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虽然芒格和几个朋友正打算开一家新的事务所,巴菲特却催他放弃法律做一个专业投资人。对他说:“法律作为兴趣爱好挺不错的,不过他可以做得更好。”芒格在工业公司和房地产开发中的经历让他在生意上胃口大开,虽然当时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放弃法律事业。

“爸爸总是在买小公司,”莫莉说,“和沃伦一起,他们手头有太多资金可用。”

虽然芒格已经和好几个搭档合作过了,巴菲特却基本都是孤军作战。“我们看到双方都有些怪脾气,不过恰巧相当合拍,从此以后就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做了伙伴,”巴菲特说,“我们不是非常正式的合伙人,不过精神上我们从来都是合伙人。”巴菲特有时候称芒格“世道好的时候是初级合伙人,世道不好的时候就变成资深合伙人。”

虽然见面后不久他们就决定合作,基于信任和双方对彼此智力的深深尊敬,这种合伙关系逐步渐进、水到渠成。

“在蓝筹印花的收购案中我们毫无疑问是合伙人,”芒格回忆说,“在成立多元零售公司(Diversified Retailing)以低于固定资产价值的价格收购百货商店的时候我们也无疑是合伙人,那是典型的本·格雷厄姆的手法。”

从20世纪60年代到世纪之交,这两人总是通过电话分析商机,一个星期要聊上很多次。每当一笔交易成交的时候,他们就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一旦有一方不能到场,另外一个人也可以单独执行。“我们都太了解对方的想法,即使另外一个人不在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巴菲特说。

巴菲特遇见芒格的时候才29岁,不过已经在投资方面很有经验了。他从小就听做股票经纪的爸爸说这些事情,在霍华德巴菲特大厦里的经纪办公室玩耍。钱让沃伦着迷,投资是他从小就迷恋的事情。在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念书的时候,巴菲特读到了一本书,是本·格雷厄姆写的《聪明的投资人》(The Intelligent Investor),这为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那是1949年,格雷厄姆认为算得上是华尔街智囊团团长,是全国最成功最知名的财务管理专家。巴菲特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商学院研究生,格雷厄姆在那里上课,后来他在格雷厄姆的纽约投资公司里短时间工作了一阵。本退休后结束了生意,巴菲特回到奥马哈设立自己的投资公司。他的第一批客户都是那些已经知道他有多聪明的亲戚,还有一些是格雷厄姆以前的投资人,他们在寻找下一个本·格雷厄姆,觉得有理由相信巴菲特就是那个人。

芒格为这个财富组合带来了法律观念,不过以他在商业世界中短暂尝试得到的经验,他也理解业务是如何运作的。“查理能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快更准地分析和评估任何一项交易。他能在60秒内看到所有可能的缺陷,是一个完美的合伙人。”巴菲特说。

在研究和收购像蓝筹印花和喜诗糖果这样的零售类商店和公司时,芒格和巴菲特都在督促自己去更广阔的天地有所作为。同时他们也在学习如何做一对高效率的合伙人。

“一个理想的合伙人应该有独立工作的能力,”芒格解释说,“你可以做一个主导合伙人、从属合伙人或者一直都是地位相同的合伙人,这三种我都做过。人们不相信我会忽然变成沃伦的从属合伙人,不过的确有人对于做从属合伙人没有意见。我并没有特别放不下的自尊。总有人在某些方面比你厉害。要做领导者,你就要先学会跟随别人。做人应该学会扮演所有的角色,在不同人面前你可以有不同的身份。”

和李克·古瑞恩一起工作的时候,芒格和他之间关系就和他与巴菲特之间的不一样,即使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古瑞恩有时是芒格和巴菲特促成的一些交易中的另一位合伙人。

“查理年纪比我大,又有法律经验,”古瑞恩说,“你也许会说他是资深合伙人,但他总是乐于倾听、思路开阔。要是你说:‘查理,别说了,听我说我的想法。’他一定会听的。”

有一位朋友曾经评论道:“在你能够观察的那些方面,查理和沃伦是非常相像的。沃伦的一个优势就是他非常擅长说不,而查理比他更擅长。沃伦将查理作为最后的检验。如果查理也想不出任何理由不做某件事情,他们就会放手去做。”

巴菲特称芒格为“讨人厌的不先生”,不过卢·辛普森(Lou Simpson)说这完全就是个笑话。查理一点都不是个消极的人。“查理没有思维定势,他的想法与众不同,常常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他能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对于决策非常重要的事务上。查理会提出很多否定意见,不过他和巴菲特最终会得出相似的结论。”

他和巴菲特思路相近并不总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一个错误我们中的一个没有想到,那很有可能两个都想不到。”查理说。

芒格和巴菲特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商业合作。虽然芒格任性、固执己见、行事鲁莽,巴菲特说:“他是你能找到的最佳拍档。”

在这个智慧组合中有一个要素,虽然不太显眼却深深根植于内心,那就是老一代投资专家本·格雷厄姆的存在。因为正因为格雷厄姆现在和芒格住在同一个城市,那两个人才得以熟识起来。从某种方面来说,巴菲特的两位最亲密的伙伴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两个人都崇拜而且刻意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三位,富兰克林、格雷厄姆和芒格,他们各自挚爱的大儿子都因病去世,而那种病几年后都变得可以预防或治愈。

格雷厄姆(于1967年去世)和芒格都擅长讽刺性的幽默,两人都有一种傻乎乎的幽默感会时不时地发作。他们都对文学、科学和教育后代很有兴趣,两个人还都喜欢引经据典。芒格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要避免嫉妒,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成功实至名归。”

和芒格一样,格雷厄姆出了名的正直、忠于目标和尊重现实。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要在华尔街成功就必须做到两点:首先要正确思考,其次要独立思考。

芒格也非常推崇独立思考:“如果在你的思考过程中你完全依赖他人,总是购买别人的专业意见,一旦离开你自己的小天地,就会大难临头。”芒格认可在需要保健建议的时候应该请一名医生,必要的时候也需要一名会计师或是其他专业人士。不过他不会全然听信这些专家们的意见。他斟酌他们所说的,然后自己研究,看是否有其他可能,最后才得出自己的结论。

正如卢·辛普森所指出的那样,芒格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考方式和格雷厄姆是如此相像。不过话说回来,芒格和格雷厄姆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确相距甚远。格雷厄姆一生都绯闻缠身而芒格则没有这种名气。查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就是他的太太和三个女儿,而随着芒格的职业生涯逐步向前,两人有关投资哲学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

尽管如此,查理并不和巴菲特一样对格雷厄姆特别有感情或者特别欣赏。格雷厄姆的一些观点芒格完全不感兴趣。“我认为很多都是无稽之谈,”他说,“完全无视现实情况。”

芒格特别指出:“本·格雷厄姆思想中有盲点。他没有意识到有些生意值得前期投入。”

不过芒格也赞同格雷厄姆最基本的理论,这也是巴菲特-芒格成功公式中的一部分。“对于私人投资者来说,价值的最基本概念就是当你买进卖出证券时,衡量依据是内在价值而不是当时的价格——我认为这种理论永不过时。”芒格说。

虽然芒格对格雷厄姆老派的“香烟屁股”股票理论一点都没兴趣,他对于溢价购买资产还是相当保守的。“我从来不会买超出内在价值的股票——除非在很少的情况下有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人在负责买卖,”芒格说,“很少有人值得你多付一点钱以获得和他之间的长期合作优势。投资游戏总是要同时考虑质量和价格,关键就是用付出的价格得到更好的质量。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喜诗糖果,”芒格开始追忆往事,“收购的时候高出账面价值很多,不过还是有回报的。我们收购连锁百货店Hochschild Kohn的时候低于账面和清算价值,却没有完全没有效果。这两件事加起来帮助我们转变了投资思路,开始接受为优质资产付出更高价格的观念。”

收购喜诗的时候,查理和沃伦还是捡便宜货专业户。不过随着业务的增长他们有的新的想法,转变势在必行。“你可以到别人涉足不多的领域里去看看,那里通常有很多机会。”查理说。

蓝筹印花能以那个价格买下喜诗纯属运气。芒格将此归功于阿尔·马歇尔在最后关头把他们推入了正确的轨道。

“要是他们还想再多要10万美元的话,我们就不会买了,”芒格说,“我们当时就是那么愚蠢。”

即便如此,“当我们收购成功后,除了喜诗几乎没有人成功销售盒装巧克力。我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种成功是否会延续下去。”巴菲特说。

当他们发现喜诗是一门出色的、不断发展的生意后,芒格和巴菲特认识到,收购一笔优质业务让它继续运作下去要比买下一家价格很低却在苦苦挣扎的公司,然后费时费力甚至费钱地去拯救它要容易和愉快许多。

“要是我们没有买下喜诗,我们也不会买可口可乐,”巴菲特说,“感谢喜诗为我们赚到了120亿。我们很幸运买下了全盘业务,这件事教会了我们许多。我们曾经收购过风车业务,确切说是我自己,查理从来没有涉足过风车业务。我还拥有过二流百货商店、水泵公司和纺织厂……”他认为这些和风车业务一样麻烦不断。

芒格说他和巴菲特早就应该认识到收购优质资产的优势。“我认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像当时那么傻。”

喜诗的增长速度不快,却稳定而可靠——最棒的是,它不需要额外投入资金。

对于喜诗而言,芒格说:“我们学到了你思考和行事的方式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些经验让我们在其他地方的收购更为明智,做出了更好的决定。所以说我们通过和喜诗的合作得到了许多。”

虽然喜诗在伯克希尔皇冠上占据荣耀的地位,但它现在的业务量只占据了伯克希尔里非常小的一部分。即使可以从销售数字上看出来喜诗现在市值有10亿美元,它在伯克希尔的市场资本总额中却不到2%。

蓝筹印花买下《布法罗晚报》的时候,它在纽约州西部拥有稳定的读者群,虽然布法罗正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锈带城市(即美国中西部一带的老工业区,因为制造业的下滑,被遗弃的设备锈迹斑斑而得名)。报纸还面临其他几个难题。和《华盛顿邮报》一样,《布法罗晚报》里有好几个非常激进的工会。同时它和《布法罗新闻快递》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后者是一份历史悠久的报纸,马克·吐温曾经在里面担任编辑。此外,《布法罗晚报》不发行周日特刊。虽然在平时《布法罗晚报》和《新闻快递》的销量是四比一,利润丰厚的周日特刊让《新闻快递》一直能够做下去。

芒格刚看到的时候就知道这是笔划算的买卖,他敏锐地感觉到有哪些相关的法律要点他们会赢得或者输掉,特别是当他和巴菲特买下《布法罗晚报》的时候。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要新推出一份周日特刊不会很容易,实际上,可能会挑起一场老派报纸间的斗争。

虽然芒格和他聘请的律师尽了最大的努力,强制令还是持续了两年。芒格和马歇尔的一位洛杉矶朋友欧内斯特·扎克(Ernest Zack)也被请来帮助进行这场布法罗战争。这场官司非常难打而且费劲,扎克精疲力竭。当扎克感觉疲倦又挫败,忍不住抱怨的时候,芒格劝他说:“哦,这会对你很有帮助的。”

“查理比任何人都要早发现沃伦的天才之处。要是我完全相信查理对沃伦的评价,我现在会富有很多。”芒格以前的房地产和投资搭档阿尔·马歇尔说。

有一个人真的完全相信了芒格,他就是奥蒂斯·布思,他跑去芒格办公室请他帮忙收购一家印刷厂,最后却成了芒格的合伙人,开发了两个获利丰厚的住宅项目。1963年,芒格建议布思去见一见巴菲特。

“我加入了查理的合伙公司一两年后,他跟我说了沃伦这个人,还展示了他从1957年开始的投资记录,”布思回忆说,“1963或者是1964年,我回到奥马哈,在那里过了一晚,和他讨论投资问题。”

两人彻夜长谈。“那天以后我很快就写了张支票。合伙公司一年招募一次。我记得我当年写了一半的资金,第二年又加了一半,总共是100万美元。第一张支票上写着50万美元,不过那一年赚钱了,所以后面一年投入的资金比50万少一点。我还在查理的合伙公司也投入了100万美元。”布思说。

1976—1981年间,伯克希尔向GEICO注资4 500万美元,到了1995年的时候已经价值超过19亿。最终伯克希尔买下了整家公司。芒格说这其中没有牵涉到任何特别的策略,只是等待并观察各种机会。

“我们的规则是纯粹的机会主义,”查理说,“我们并没有一个总体规划。要是伯克希尔里有一个总体规划的话,那一定是背着我做出的。我们既没有总体规划,也没有一名规划师。”

和一些分析人士所宣称的相反,伯克希尔并不是一个封闭式基金。“不,它从来都不是,”芒格说,“我们从来都喜欢运营公司多过买卖有价证券。伯克希尔持有很多有价证券,同时还有很多大型的公司运作业务。我们喜欢这种机制,一切都用现金交易。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买下那些现金欠缺的公司。为什么要改变呢?”

从喜诗糖果开始,芒格就一再劝说巴菲特为优质的资产多花些成本是值得的。“说到是什么推动了沃伦进行可口可乐式的投资,也就是能给几代人带来收益的特许经营方式,查理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罗恩·奥尔森评价,“这与查理如何经营自己的人生是一致的。他不追求快速致富,而是寻求长期的成功。”

1988年,伯克希尔开始买入可口可乐的股票,6个月中就买到了公司7%的股票。以每股均价5.46美元计算,总投资额为102 000万美元。巴菲特酷爱含咖啡因的软饮料,对于可口可乐非常有信心。实际上,巴菲特自己为了支持可口可乐也放弃了喝百事可乐。

“很多次,查理都提升了沃伦考虑问题的层次——比如去找一家更强力的特许经营公司。他们两个能在任何层面上进行交谈,”《布法罗新闻》的出版人说,“如果有人在那样的层次上思考并生活,你得到的不仅是智力上的交流,还有互补的想法。”

显而易见,关于私人投资,芒格并不总是和巴菲特看法一致,有时他更占优势。1978—1980年,巴菲特陆续售出伯克希尔持有的大都会通讯公司股份,后来非常后悔。然而芒格却保留了他私人名下的大都会股份,表现非常出色。

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世纪末,巴菲特和芒格展示了做好交易的本事。当他们收购一家公司的时候,管理层通常都不会发生变动,收购不会太费心,只要拿到利润,然后将资金最优化分配。

“我们对收购来的业务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什么都不做。”芒格说。他们绝对不会干扰那些办事卓有成效的经理人,特别是那些有点性格的人。

“正直、聪明、经验和奉献精神,这些都是一家公司要运作良好所必需的,”查理说,“我们非常幸运这么多年来能和一群这样优秀的人才一起工作。我认为,要是让我们自己来管理的话,要做得比现在更好非常困难。”

查理和沃伦都说他们通过将自己的开销经费降到最低为伯克希尔公司树立了榜样。伯克希尔的总部很简单,工作人员也很少。公司的办公经费只占到了大多数互助基金的1/250。

“我不知道还有谁和我们的规模差不多,经费成本比我们更低,”芒格说,“而且我们喜欢这样。一旦一家公司开始变得独特起来,就很难再停下来。”

“事实上,沃伦曾经考虑过是否要买一幢楼,他为此苦恼了三个月,想弄明白把公司搬过去会有什么成本。虽然非常诱人,他最后还是认定让大家在这样豪华的环境中工作会让人产生不好的想法。所以我们就继续在非常朴素的地方继续运营保险业务。”

一度伯克希尔曾因为在一桩收购案中牵涉到“员工股”而受到法院传唤,不过芒格说:“没有股票,因为我们没有员工。”

和巴菲特一样,芒格是伯克希尔旗下品牌的忠实拥护者。他喝可口可乐,虽然不像巴菲特那么多。巴菲特滴酒不沾,和他不一样,芒格并不介意偶然把可乐换成啤酒或是一杯烈酒。1994年的股东大会上,芒格为世界图书百科全做了一段广告:

我送给别人的伯克希尔产品中,这个产品比其他任何都多……它是人类智慧的完美呈现。编出这样一套饱含智慧又容易使用的书籍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

虽然芒格可以和股东们一样对伯克希尔的成功洋洋得意,他忍不住要告诉每一个人他们为什么要出席会议。

“我们每年都能来到这里真是太好了,”伯克希尔年会的那个周末,查理在举行的晚餐会上对一群朋友说,“不过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呢?是的,开大会很好玩,不过也是一种微妙的方式表示我很有钱,同时也微妙地表达了我很聪明。”

芒格接着说伯克希尔正在面临的问题,许多原始股东年纪越来越大,开始将股份分给各个继承人,这让股东人数增长到了难以控制的比例。查理建议大家把自己的未婚子女和孙子孙女都带到股东大会上来,举办一场混合舞会,这样伯克希尔的继承者们就可以见面然后结婚,以此来保证股份还是留在少数几个家庭中。这是查理的又一个半狂想式的笑话。

随着伯克希尔的规模和影响不断增长,芒格也变得越来越富有,他的家庭却幸福地对于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对埃米莉·芒格而言,她爸爸是蓝筹印花的主席,蓝筹印花就是你从店里面拿到,然后贴在一本书里面的一张小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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