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欲与无欲的鸳鸯火锅里,煮着或成为野兽,或成为隐士的我们

不贩卖焦虑,不吹捧文艺,让文字回归阅读

Muzuer、劳泽佳/撰文 

 L.Cave 工作室/排版、校对


01

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反抗的萌芽

压抑需要宣泄,自我需要定义

外卖送餐/网络

在江浙的一座城市里,经常会有电瓶车风风驰电掣地穿过来往的行人,仿佛闪电侠一边在惊慌错愕的人群间穿梭,差点被撞上的行人往往会慌张地看一眼,见到对方挂着的外卖箱也只是望尘骂几声。

新闻中常常出现某地外卖小哥撞人,遭事主索赔后痛哭的事件。在酷暑寒风中日夜穿梭的外卖员工作着实辛苦,有时候为钱所困确实有不得已的地方,但却由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无视行人和交规在路上横冲直撞的态度,公众舆论也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甚至在一些涉及到外卖员的交通事故发生后,网络上还会冒出“可怜之人亦有可恨之处”这样的评价。

除了非机动车,城市的机动车驾驶者同样面临着一样的困惑,往往开着开着后面就莫名其妙响起了持续的喇叭声,仿佛后面是一辆急救车,急需前面的车辆让道,恨不得从车里伸出一只机械手将前车挪开。

前车也常常被这莫名而来的喇叭催得发慌,让开等到后车开过去才发现对方只不过是一个姿态傲慢的车主,方向盘上的喇叭就像是古代县官开道时的铜锣,一路遇到什么情况都是响个不停。

保时捷女车主掌掴事件/网络

近来一则发生在重庆渝北的新闻登上热搜,一位保时捷女车主掌掴男车主被男车主反击的视频开始在网上被疯狂转载。女车主踩着高跟鞋、戴着遮阳帽开着保时捷在斑马线违规掉头,与直行的男司机发生口角。据同在车上的男车主妻子说,保时捷车主下车后指责男车主不让她,并说男车主开着叫花车子,之后口角升级,女车主动手打了男车主两耳光,男车主则回了一个。

事后男车主又回想起女车主的一些话,一度也在网上表示自己很后怕。不过很快女车主的相关信息在网上被曝光,因为女车主在放狠话时自称自己的丈夫是派出所所长,能一个电话删除电子监控记录,不过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

保时捷女主被“回扇”/网络

但是从早先的“李刚”到“玛莎拉蒂”再到“保时捷车主”,频繁地炫富和炫权已然让公众对于富人阶级失去耐心,富人阶级也一再被打上了标签,一旦出现相同事件,不管是血腥反杀案也好,还是掌掴反击也好,一旦出现恃强凌弱、横行霸道的人物,公众虽不见得会在现场站出来,但是总会在网络予以攻击,甚至不惜滥用语言暴力、人肉搜索。

仿佛这个事件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而成为了一场替天行道的运动。

当然这与当今时代特色颇有关联,中国从老年中国变成了少年中国,走出了那种暮气沉沉的状态,如今的时代是一个极度追求个性和自我的时代,正像郭沫若写的天狗一样,整个时代就在向着自由、平等、个性、自我的方向狂奔。

然而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我们是不是会陷入曾经五四“西学东渐”时遇到过的问题,对于理念仅仅停留在概念之上,而缺乏更深刻的了解。

从儿童心理学分析到女权运动,再到LGBT(全称LGBTTIQQA)酷儿理论,大多数高举自由人文主义大旗时很少会在意这些理论本身的主旨以及其发源的社会历史背景,甚至只是停留在好与坏,正义与邪恶的二元评判上。

先前被讽为“男权奴”的aywawa/网络

而由此在这个时代,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有权还是无权,面对着人情和道德绑架,年轻一代总是被允以更加自我的方式表达。

人情为恶、世故为恶、体制为恶的理念渐渐通过网络植入年轻一代的自我教育之中。

面对社会原有体系的巨大压力和凝合力,年轻人的反抗意识与能力存在着极大的反差,由此人们需要通过网络和媒介来凝聚自己的力量,拥护自己的意见领袖或者理想代表。

被刺为“女权*”的咪蒙/网络

从文学界以卵击墙的叛逆者韩寒、敢怒敢言的娱乐界“纪检委员”王思聪到辱母案的于洋、为母报仇在除夕连杀三人的张扣扣、反掴保时捷嚣张女车主的奇瑞车主。

我们发现无论是语言还是肢体上的暴力在使用中渐渐被赋予了正义感。

这是因为这些单个事件中年轻人或者说是被压抑的弱势勇敢地担任了反抗强者的角色,通过文字或者图像搭载网络进行传播,继而成为了时代的焦点。

注:韩寒在2018年发文重谈自己退学,他写道:「退学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说明我在一项挑战里不能胜任,只能退出,这不值得学习。」

《哪吒之魔童降世》宣传海报/网络

近来新上映的电影里哪吒大喊一句:“信它个鸟命”,惹得无数观众热血沸腾。

这款魔童版哪吒深受大众喜欢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承担了极具自我意识的反抗者这个角色,但这也无不暴露出社会个体宣泄被压抑的情绪的渴望。

我们总是会看到这样的媒体漫画,面对着得寸进尺的老板、同事、室友、亲戚,我们虚拟着暴力而畅快的反击,宣泄着被压抑的情绪和委屈,这是一种典型的同情替代。

黑镜剧照/网络

《黑镜》第4季第1集《卡利斯特号飞船》中,一个在现实世界唯唯诺诺的中年男人将生活中的人复制到虚拟世界从而实现暴君式的统治,虚拟世界能赋予人另一种现实,同样以文本或图像为载体的小说、漫画同样也能如此。

如今点赞、转发更成了新时代个体表达自我的方式。

许多社会调研报告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出虚拟网络使用情况与青少年精神状态存在一定影响,早在2011年,一篇由罗森、维尔林等学者主导的调研报告就指出,在脸书上朋友越多的人,其在行为表现上就越来越有自恋、双相性狂躁症、癔病等临床病症,个人主义与虚拟网络结合的当下,越来越多的隐患其实已经悄然来到。

社交媒体概念图/网络

而在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正如许多人预感的那样,我们同样也可以注意到一股浓重的利己主义倾向也渐渐从城市到乡村蔓延开来,正如有学者论断说,原先以人情道德维系的时代秩序被法律所替代,人们反而忽视了道德的重要性。

由此一些毒物小吃和造假产品纷纷在市场涌现,市场也被低价而品质堪忧的商贩影响,也存在着劣币逐良币的隐患,忽悠与反忽悠的对抗似乎愈演愈烈,过度营销和行业诈骗更是此起彼伏。

网传洗虾粉原料-草酸/网络

可以说这个时代已经尝到了这种以反抗为起点的个人主义过度膨胀的后果,它的膨胀所构建的不仅仅是底层碎片化的现状,更激化了不断分化的贫富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所处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则难以避免地被卷入时代的漩涡之中。

02

京东宣言:混日子的人不是兄弟

996ICU与Developers’Lives Matter

今年3月,一位程序员在Github这个编程者常用的网站上传了一个名为996ICU,将一些执行996工作制或者类似996工作制的企业列入求职黑名单,并以此打出“Developers’LivesMatter 这样的标语,提醒同行谨慎入职。

与此同时,公开执行996工作制的杭州电商公司有赞CEO则表示:“几年后回看,这绝对是好事”,但随即面临当地工商局根据《劳动法》介入调查。

然而差不多同一时间,身为电商巨头的京东同样被曝实行分部门执行996或者995工作制,但其公关在相关媒体上以“全情投入”向公众回应了公司的做法。

注:996,即9点上班,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的员工上班情况(007相同),而996ICU则是工作996,生病ICU的缩略语。

其创始人刘强东更是发了一篇名为《地板闹钟的故事》的短文,不仅回顾了自己奋斗努力当公司一号客服24小时服务的的往事,更是宣称要实施末位淘汰制进行裁员,文中如此说道:

「混日子的不是我的兄弟!真正的兄弟一定是一起拼杀于江湖,一起承担责任和压力,一起享受成功的成果的人!我们要为18万兄弟背后那18万个家庭负责,还是要留下那1%混日子的人,向他们负责?我没有选择余地!」

某论坛上刘强东的发言/网络

同年4月份,作为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在公司内部发表了关于996的谈话,更是将这一话题推向高潮,一时间引起大批网民非议,马云急忙在微博上作出解释:自己并非是在为企业强制要求员工996作辩护,而是期望年轻人能够有自己奋斗的方向和目标,并愿意为此不断奋斗。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说服网友。人民日报最后也不得不刊文声名:鼓励劳动,崇尚勤奋并不等于强制加班,也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

虽然政府官方对于996工作制的立场鲜明,但是许多企业在安排员工的工作时间上依旧有很大的自由的,甚至在法律的边缘试探。

日本社会发明的一些名词“社畜”(shachiku),“过劳死”(Karoshi)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据腾讯新闻2016年转载央视新闻报道:巨大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

注:“社畜”(Shachi)结合日本的会社(kaisha)与家畜(kasaku)而来的。

在后现代思潮之下,人们难以逃避社会现实的压力,由此社会青年也面临着分化,在80、90年代的中国,一批年轻人选择开始自己的奋斗,最终成为了时代商场的弄潮儿。

吃到了辛苦奋斗之后的胜利果实,上一代的企业家开始忆苦思甜,从而开始反向推倒自己的成功秘诀,从而将为自己的现行企业制度作出合理解释。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为了成为人生赢家而过度强调个人奋斗的倾向无时无刻不受到多方面的批判。

死于过劳的森冈孝二教授/网络

森冈孝二在自己的著作《过劳时代》中,以全球化、信息化、消费主义、自由职业盛行四个方向解释资本主义对于个人的压迫。

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发达国家企业为了躲避国内高昂的人工费,转而将工厂转移到海外,仅2018年,英国《卫报》就据相关权益机构爆料说,快时尚品牌H&M和GAP在亚洲设立血汗工厂,为了降低服装价格快速完成订单需求,工厂的女工常常需要赶工,而且需要工资的她们往往在劳动力廉价的市场受到剥削,不仅仅会受到体罚而且还是遭遇性侵。

2013年 孟加拉Rana Plaza 工厂坍塌造成千人死伤/网络

而随着全球化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写字楼里的白领也渐渐沦为“血汗工厂”的受害者。

森冈孝二还在文中指出:

从很早以前开始,美国和英国的企业员工就出现过劳倾向。即便在德国和法国这两个以缩短员工工时著称的发达国家,工作时间减少的趋势也转变为增加的趋势。

在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压力下,日本员工原本就有过劳的倾向。再加上许多工厂迁到国外、国内产业空心化的影响,他们不得不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日企员工进行竞争,由于这些国家的日企工资低廉、员工工作时间长,日本国内的日企员工也被迫下调工资并延长了工作时间。

此外,在信息化浪潮下一方面电子设备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造成了工作无孔不入的情形。一方面信息技术也是一些工作变得简单化,很多正式员工可以被非正式员工取代。

而消费主义则通过过度消费、攀比消费的方式不断敦促人们获取更高职位和工薪,并为此不断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工作劳动,人们在追求24小时经济同时,也将社会的工作者带入了过劳时代。

幼儿园鄙视链/网络

注:消费主义可以说是当今时代的一种思潮,其主张用消费来展现身价,用消费来定义自我的理念,在一线甚至二三线城市都已然深入人心,奢侈品名牌包鄙视链、留学国家消费鄙视链、青少年培训班鄙视链、学区房鄙视链、上海保姆鄙视链,这一个个鄙视链都透露着浓重的消费主义色彩,其本身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不得不说,也正是这种鄙视链在鼓吹扩大消费,激励人们赚更多钱,更加快速地涌向上流。

而我们平时所倡导的自由职业者,其实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企业非正式雇佣的员工,虽然看似在工作上员工有选择自由,同时也使得中老年的小时工、兼职员工、派遣制员工等非正式劳动者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甚至从森冈孝二的角度来看,人工分拣的网购生态链和24小时定时送达的服务也是建立在拣货员的高强度体力劳动上的。

而近年来,在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经济总量早就超英赶美的情况下,类似“韭菜”、”996ICU”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名词也涌现出来,这无不是在给那些站在社会顶端宣扬奋斗、劳动的企业家泼冷水。

再说年轻企业家与新经济,近来比特币大火,许多企业家也纷纷开始瞄准区块链这个风口,扎克伯格甚至想要发布世界性的虚拟货币Libra,而在国内一位名叫孙宇晨的90后青年以456万美元拍下了巴菲特午餐,从而在网络上爆红,而这位以比特币起家的年轻人一面向曾质疑自己是骗子的王小川放话,一边又向大众宣称要给明明不看好比特币的巴菲特装上一个比特币,然而到了最后,孙宇晨最终没有如约参加与巴菲特的会面,并在网络媒体上为自己的过度营销致歉。

为了谋求考入北大而参加新概念,为了拿到高绩点而转入北大历史系,为了获取流量而将自己反复包装以至于过度营销。

实际上孙宇晨正是以这种过于喧闹的方式向世界呈现了90后年轻人的一种姿态。只不过这样的形象并非那么正面。

孙宇晨微博/网络 

有媒体评论说,他像极了钱理群教授先前批评的那一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03

丧失大志的下流社会/孤独的无缘社会

日本年轻人是成了时代的陪葬品还是自甘堕落?

再说回日本,森冈孝二教授为《过劳时代》写完中文版序的落款是2018年7月,然而在不久之后他便因严重过劳而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在森冈看来,日本社会是苦“过劳”已久,甚至过劳情况更甚了,可是在其他学者看来似乎情况恰恰相反。

日本的大前研一出版了一本名为《低欲望社会》的书,从另一个角度描绘了日本年轻人无欲无求,缺乏斗志的状况,书中指出:

现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由于自开始有所追去的时代,就经历了“失去的20年”那通缩不景气的黑暗时代,因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不只是房贷,连结婚生子等所有风险和责任,都不想承担。

在公司上班也是如此,工资基本不涨,自己想干的事又不能干,而只有责任变重的职务,令人失去干劲,这样的年轻人在增加。

其实就作者看来,在他那个年代的理想抱负在目前日本大部分年轻人身上已经丧失殆尽。再加之今后人口减少和高龄化驱趋势越发加剧,经济规模缩小不可避免。由于能潜地感觉到这种危机,所以都不想背负风险。而与此同时日本社会遵守着严格的户籍制度,更是没有大力引进移民势必会造成国家消费水平持续低迷,经济下行。

而日本年轻人的现状在三浦展的著作《下流社会》中被描述得更加堪忧:

[日本]现在30岁上下的一代人由于年少时代物质生活过于丰富了,踏上社会之后,唯一感觉得到的只有可自由支配的金钱和时间在不断减少。今后他们还将结婚、生育,对将来的消费生活仍能保持不变甚至不断提高根本没有信心。

可以说从在过去的三十年,日本社会逐渐发展成为了以团块时代为中心的社会,重视个性与自我主张的思想也随之渐渐蔓延。

可是自我主张泛滥整个社会却造成了一个逆反现象:年轻一代越是“下流”阶层其追求个性的志向越强烈,而越是“上流”阶层其追求个性的愿望反而显得薄弱。

注:据原作者解释,下流阶层并非指下层阶级或者贫困群体,而是指中产靠下流的阶层。

从出身阶层较低的学生身上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特有的倾向,即有着强烈的「现在志向」,也就是觉得「与其考虑将来的事,不如快快乐乐过好现在的生活」的人。

而这样看似无欲无求的人在三浦展的调研中所呈现出来的生活满意度却很低下,而与此同时,这些人又大多是未婚、无小孩、非正规就业者。

而这些主张自我,沟通能力相对弱的人反过来说也容易沦为下流。

三浦展在随后的篇章中又指出,个人电脑、手机、掌上游戏机、瓶装饮料、薯片可以说是团块次代下流阶层男性的五大神器,而下流阶层的女性则大部分喜欢唱唱跳跳或是绘画。

由此三浦展引用了苅谷刚彦的说法:

阶层越往“下”,越是在亚文化的兴趣方面有“自我主张”。

早些年,穷充,这个流行语在日本年轻人中广泛流行,而如今这个词渐渐开始向中国蔓延。

穷充其实就是平穷和充实两个词的结合,看上去这种符合社会理想的贫且乐的生活方式在春秋战国没有开花结果,反而到了现代成为了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

日本一名33岁的隐居者大原扁理可以说是穷充年轻人中的典型代表,其作品《做二休五》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十分闲适的周休五天工作两天的生活方式。

大原扁理极简的生活方式/网络

大原君如今隐居在台湾,不过在书中,他自称为曾是“大隐隐于市”的东京隐居人士。

其实从其书中我们对这种生活模式也能窥见一斑——他住在东京都内偏僻安静的地带、平常按自己的想法怡然自得的生活、没有电话等现代通讯工具、只保持与几个好友联系……对于大原君来说,他并非完全舍弃,而是与社会保持最低限度的关系。

大多数人无法用如此低的收入支撑起令自己满意的生活,但大原君认为“幸福是依每个人的标准而有所不同,但能拥有自己的小小城堡真的很好”,他不会为钱发愁,没有欲望也没有压力,这样的境界普通人难以达到。

在自问自答中,他坦白了自己对于男性的喜欢,并坦言说如果自己的欲望被荤腥食物所引发了,他觉得只要在电车站站到帅哥身后就能满足。

其实大原扁理也并非生来是一个隐士,他曾在东京做过的非合同工,面对着那些悠闲工作的正式员工,他内心也常常爆发出一种想要催促对方赶紧工作努力的欲望,以至于他最后想要逃离这种高房租高压力的社会核心,转而通过降低消费来实现生活上的满足。

但是他依旧还是要工作,而他的工作内容是接受政府雇佣看护病患老人。

但是他坦言有些病患对自己的工作也是百般挑剔,甚至故意在洗澡时排泄。这份工作说起来也没有丝毫轻松快乐可言。

东京街头/网络

而从《下流社会》和《低欲望时代》的统计中,在日本有超过100万名像大原君一样的“蛰居族”,超过100万的劳动力选择在家蛰居不去工作,俨然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与“蛰居族”类似,“御宅族”、“尼特族”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避世倾向。

注:所谓御宅族,广义上讲是指热衷于亚文化,并对该文化有极度深入的了解的人;狭义上是指沉溺、热衷或博精于动画、漫画以及电子游戏的人;尼特族即NEET族,NEET的全称是(Not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它是指一些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参加就业辅导,终日无所事事的族群。

日本第一宅男27年未出门/网络

一边是得过且过的“穷充”派年轻人,一边是国家日益严重的少子化、老龄化。

还未等日本喘过气来,“无缘社会”的帽子又悄然而至。新生代社会学家古市宪寿曾称日本的年轻人是“生活在绝望国度的幸福的年轻人”,但现如今大多看似闲适安逸的年轻人也难以继续保持如此乐观的心态了,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社会福祉压力不仅促使中老年对未来的不安,这份焦虑感也早已蔓延到年轻群体,尤其是处于“下流阶层”难以结婚、生子的独身群体。大量“无缘死”的报道正将年轻人对未来老年的担忧推向极致。

2010年NHK针对“无缘死”问题展开调查,在采访的“无缘”人群中,有退休后的独居老人;有刚失业风餐露宿却不愿申请救助的人;有背井离乡在大城市打拼一辈子的人;有终生未婚的女性;有只在网上交友的年轻人……他们走着和我们可能相似的人生道路。

在公寓的榻榻米上,呈两腿盘握的姿势,大森忠利长辞人间,他一生勤勤恳恳,二十年工作“不迟到”“不缺勤”,双亲亡故后他切断了与家乡的纽带,只身前往无人相识的东京打拼。可就在平淡无奇的一天,也许他正看着电视节目,突然迎来了人生终点。从此,屋子里彻夜亮着灯,电视机一遍又一遍播着节目,婉转的鸟鸣声,车的隆隆声,巷道上的低语声……大森君永远也听不到了。直到七天后,前来收租的房东才发现已经腐烂的尸体。有过丰富人生痕迹的他,最终却在《政府报告》中化为寥寥片语,成为了“无缘死者”。

「一个过着极正常生活的人,失去了一个又一个与社会的连结,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孑然度日,悄然逝去的声音」——《政府报告》讣告

和大森君相似,常川君被发现猝死在家中。他出生于富裕家庭,却不幸家道中落,之后四处打拼,虽结了婚,但最终婚姻失败,过起了独居生活。追寻常川君人生足迹的过程中,记者发现了“无缘死”的另一面悲剧——亲属拒绝认领遗体。专门代替“无缘死者”家属整理遗物的特殊清扫公司表示:这样的拒领亲属已经见怪不怪了。死者生前就不常与亲属走动,或许这血缘的纽带早已被岁月冲淡。最后,常川君的哥哥签署“捐赠遗体”,虽然其中掺杂许多无奈的原因,但此般举动只让人觉得由衷的淡漠,明明流着一样的血,却如陌生人般毫无感情。

因为工作不稳定,馆山君终生未婚,他在独居的公寓房间过世了一个多月才被人发现。在生活里他并非不愿与人交往,偶尔也会和邻居打招呼、送东西,在遥远的家乡,姐姐也总是挂念着他,虽然两人天各一方又加上身体限制,生活中并没有实际的走动。

姐姐像往常一样仍打电话过去通知寄去蔬菜水果等消息,白色电话机里不断响着姐姐平静的声音,她完全没有意识到,馆山君永远辞世了。

“哔——我是姐姐,早上好……待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咔嚓——哦——噗——噗——”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松子年老后住在廉租房,吃着零食躺在垃圾堆里,消耗一天又一天的生命,她的人生轨迹,一直都存有将其拉回正轨的可能性,却最终孤独死去。大森君像卷入东京洪流的一粒沙,在不知名的海岸永远沉寂。常川君不被人怀念的逝去,成为了天空的孤星。

大森君、常川君、馆山君还有未提到大多的“无缘人群”,每个人都有过美好的生活,可能是因为一个决定,因为身边环境的剧变,走上了“无缘死”的结局。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剧照/网络

由网络连接起来的“无形的阶层之墙”助推了穷充和低欲望在年轻人中盛行,无缘的壁垒在愈来愈少的交流中逐渐构筑,蛰居在自己城堡中的年轻人的沟通能力渐次低下,力争上游的本领和能力在时间中丧失,一群群没有欲望,没有收入的年轻人在岁月中获得的只剩孤独的灵魂和衰老的身体,毫无留恋的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无人挂念的孤独逝去,没有人期待自己的晚年像这般凄凉,“无缘死”的问题之大,足以引起不少年轻人的焦虑与担忧。

NHK关于无缘死的纪录片/网络

NHK收到的14000个声音里,有二十多岁的男性,有十六岁的少女,在这样完全不会担忧死亡的年纪,“无缘死”的恐惧却已经蔓延到了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身上。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中所下的结论:“单身社会,正成为一次空前强大、无可避免的社会变革。”也切实的印证到了现实社会中。

非正规劳动、单身化、一辈子不想结婚的人群增加,在社会变革中,却看到本应当充当社会主力军的人们,恐惧孤独,痛苦挣扎的身影——NHK《无缘社会》

日本总务省发布的2015年人口普查显示出地方老龄化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一个人独居的家庭首次超过整体的3分之1,家庭面貌也在明显发生变化。同时单身问题也十分严重,2040年65岁以上的未婚率中男性为14.9%,女性为9.9%,均大幅上升至2015年的2倍以上。

最后针对上述的种种问题,恨铁不成钢的社会学家也好、黔驴技穷的政府也好,没有青年人的觉醒都难以做出真正实质性的改变。

如果说日本的穷充族出现,是因为阶级分化日益严重,年轻人的上升渠道和空间都在缩小,那么国内穷充年轻人的出现则与少子化、独生子女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独生子女漫画/网络 

80、90后这代人,没有兄弟姐妹的限制,独生子女能充分享有父母的疼爱,在家可以为所欲为,上一代人的辛苦奋斗换来了这个时代物质上的极大丰富,而年轻的80、90正是因为在竞争压力小,所有人看似平等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却又发现在实际上的社会竞争远比他们想象得要激烈。

与其投入竞争去重新获取上一辈已经能够给予给他们的房子和车,不如他们从根本上缺乏了提升自己的动力。

香港居民楼内/网络 

但是这些国内大多数年轻人一旦从自己的舒适圈跳出,从自己家跨越到城市CBD,便立马会感受到强烈的挤压感,职场由此也就成了扭曲和挤压的代名词,而银幕上的名利场褪下珠光宝气的外衣后呈现给年轻人的是虚伪、狡诈和残酷的现实,欲望的贪婪、资本的冷血,“资本杠杆”,“韭菜收割”,犹如战场的商场一下子吓退了诸多刚刚踏入社会、踌躇满志的年轻人,虚拟网络提供给他们的那种宽敞的自由度是现实所给予不了的,由此宅在家里就成了一种逃避现实的生活方式。

键盘侠漫画/网络

然而这种宅在家中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年轻人隔绝时代,只不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到了这个他们隔着网线看到的时代,这些沉溺于网络的年轻人在虚拟世界里膨胀成一个个饱含自我意识的个体,但又坚定不移地效忠于不同团体内部的领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KOL, 意见领袖)。

不管是追逐明星的团体,还是讨伐国贼的贴吧论坛,同样是这一代年轻人像极了十几年前决战沙城的热血传奇的用户,穿着背心坐在电脑面前,在各自的帮派里挥舞着倚天屠龙呼风唤雨,而他们所贡献的流量则远远不断地被转化成了现金流,成为了媒体公司走向IPO的垫脚石。

一旦关闭电脑,被收割完流量的年轻人,又成了这个时代最为普通的注脚,走向在他们看来更为虚无的社会。

这一部分人正是三浦展笔下“下流社会”的典型代表。

就这样而过劳社会的健康困境和下流社会的经济疲软双向压迫着整个日本社会,使得日本的年轻人不无对未来感到迷茫而绝望,而在他们的邻国,成为野兽向上走,成为隐士向下走似乎也成了年轻人面临的人生抉择。

可以说如今的年轻人走入社会就像是上一辆拥挤的地铁。

人们在地铁里无序地站着或坐着,总有人野兽般地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空间,有更多人则是从一开始就不想挤入本身已经十分拥挤的电车,或是站在站台上等待这下一班地铁的到来,或是扭头远离这注定拥挤的地铁,成为一个时代的隐士,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现实一种。


04

结语

重拾年轻人的担当与勇气

虽然当今世界和各国社会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讲这不过是每个时代对当代年轻人的考验。


中国著名天使投资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在创业纪录片《燃点》最后说中国年轻人上升的天花板还没有封死,与其去埋怨社会环境,不如开拓自己的事业。

可以说中国当下的年轻人确实在面临着各种陷阱,也面对着劣币逐良币的良心考验和马太效益的市场考验。

从“读书为高”的社会潮流到“市场为尊”的社会转向中,个体对于家庭、社会以及世界的担当尤其不能被忽视。

宋时理学家张载曾用四句话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而就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年轻人尚有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抱负。

其实每个时代都需要有担当的年轻人,正如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写道:“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或许去勇敢地面对世界,去果断地面对野兽,也正是年轻人关怀世界的出路一种……

参考书目:

《过劳时代》 [日]森冈孝二 著, 米彦军 译,新星出版社,2019.

《格差社会》 [日] 橘木俊诏 著, 丁曼 译, 新星出版社,2019.

《低欲望社会》[日]大研前一 著, 姜健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下流社会》[日]三浦展 著, 陆求实 戴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做二休五》[日]大原扁理 著,吕丹芸 译,九州出版社,2019.

《无缘社会》[日] NHK 特别节目录制组 合著, 高培明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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