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为主旨的“三好学生”，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大学、中学和小学校园好学生的标准，也是我少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
一九七O年九月一日，母亲按照杨柳陂的专统风俗，煮了一碗面和两个红鸡蛋放在餐桌上，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吃了这碗面和鸡蛋，你就是小学生了，要向良才叔叔学习，好好读书，做个文化人。那个时候，大姐、大哥和二姐都已辍学在生产队务农，自己没有文化的母亲非常希望排行老四的我能好好读书，为家里挣口气，也为后面弟弟开个好头，做个好样。我至今都记得，我是在兄弟姐妹众目睽睽之下吃完那碗面条的，几次要分给弟弟吃，母亲都不允许，说是完完整整吃完，才能读好书。
带着母亲的殷切期望，我在下村岗上分班开始了小学学习生活。可能是自幼受母亲唠叨教育次数太多，也可能是良才叔叔伟大榜样的吸引力，我对文化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对读书认字及写字都十分好奇和兴奋，加上红秀老师又是杨柳陂人，对我们都非常好，特别是对我们喜欢读书写字的几个人，经常表扬和鼓励。一年级下学期，语文课文稍微长一点了，有些同学已经不能全文背诵，我和建光，良贤及阳发几个却一点问题都没有，很快，通过红秀老师的传播，我们会读书的名声就在杨柳陂传开了。山区的老百姓很朴实，对会背课文的我们都很关爱和尊重，这种崇尚文化的风气和氛围，反过来促进我们在学校听老师话，认真读书；在家里听父母话，坚持背书。
到了学期末，红秀老师根据全班同学的表现和考试成绩，公布了“三好学生”的名单，我是其中之一。至今都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情景，红秀老师念一个名字，就带头带领全班同学鼓掌，当念到我的名字时，在大家的目光关注下和掌声中，我满脸通红，小心脏卜通卜通地跳。那个时候评三好学生，是老师评的，每个人有一张彩色的奖状。红秀老师把奖状卷成一个小圆筒，并用一条红布条绑着。那天傍晚，我们都是手拿着这个红布条绑着的奖状，故意走人多的地方，蹦蹦跳跳地回家。
母亲对我的这张三好学生的奖状非常重视，亲自贴在餐厅应该是我们家最值钱的碗柜的左边的门上，并当着全家人的面说，左边有了，右边也不能空着，不然不好看啊。没有文化的母亲，非常珍惜我们家的第一张奖状，通过张贴在显眼位置的方式，鼓励我要继续好好学习，认真读书，争取二年级继续当三好学生，继续把奖状拿回来贴在碗柜右边的门上。那个时候的的我，根本不知道现在人说的什么压力，只知道自己喜欢背书和写字，只要听红秀老师的话，好好上课和做好作业就行了。当然，那个时候农村的小学教和学，相对于现在而言，应该是简单很多很多。
正是母亲这种把奖状贴在显眼地方并预留位置的表扬和鼓励方式，后来的很多年，我和大弟弟的三好学生奖状把餐厅碗柜两扇门贴得满满的。小学五年，年年“三好”。当然，三年级那一年因为和同学闹不团结，差一点没有评上。从下村岗上分班教学点转到大队部阳民小学本部读三年级时，我们和中陂的同学经常闹意见，那个时候，我们一闹意见就“巴结”，“巴结”就是好几天不说话，见面都不打招呼。记得有一天放学路上，我因裤子从大腿到小腿都破了，中陂村几个同学一路调笑，我就宣布和他们“巴结”，然后又拉拢上陂的几个同学一起参与“巴结”，并于几天后的傍晚，在山塘坝上互相扔泥块吵骂。这件事不知道怎么被班主任肖老师知道了，肖老师找到我谈话，要我团结同学，不能搞“巴结”，更不能搞集体“巴结”，要我主动去找中陂的同学认错和解。自以为自己会读书的我，在肖老师谈话后，仍然没有去和解，而是继续“巴结”。
过了一段时间，肖老师又找到我，对我说，“三好学生”的第一好就是思想品德好，你不团结同学，和同学不友爱，学期结束时怎么评“三好”啊？肖老师的话让我恍然大悟，一想到评不到三好学生，家里的碗柜门上怎么办？于是，主动约上陂的同学与中陂的同学和好，不再“巴结”。以后的很多年，我都很少与同学闹不团结，包括后来的中学和大学。这都是缘自小学三年级那一年，肖老师关于三好学生的教育。
关于三好学生的评选，改革开放后也如火如荼，后来因为涉及升学加分，慢慢的在评选中有些变味，也备受各界争议。但是，我少年时代三好学生的荣誉，以及为此付出的努力和求学上进的鼓励，终身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