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一直是中国学术史的研究热点。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到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到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从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到陈来的宋明理学史系列著作，有关理学史研究的学术大家炳耀历史，重要著作更是汗牛充栋。

为什么今天还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重写理学和理学史?

当然，今天重写理学和理学史，如果按照冯友兰的说法，有“接着讲”和“照着讲”两种写法。

毫无疑问，我们首先应该肯定，以“接着讲”的方式重写理学史是一项既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的学术工作。尽管理学史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学术大家，其中一些重要著作甚至已经成为学术经典，但是这些成果只是引导、启示我们继续开展学术探讨，而永远不会终结我们的哲学思考。在他们博大精深的学术基础上，我们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接着讲”。儒学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延续、发展并不断改变自己的历史形态，历史上之所以出现了所谓原始儒学、汉唐儒学、宋明儒学、现代儒学的不同形态，就在于儒学从来不是一种僵死不变的固定形态，而是在不断地“接着讲”。儒学要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继续存在和发展，就必须能够不断面对、回应出现的新问题、迎接新挑战。一代代儒学学者通过不断回应现实新问题、创造新思想，即不断地“接着讲”，才能够推动儒学的学术重建和现代发展。可见，以“接着讲”的方式重写理学史，其实是为了理学的历史延续和现代发展。“接着讲”的研究方式永远是开放的，人们可以不断重写理学，进而创造出既能够传承理学思想传统、又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理学。所以，重写理学或理学史既是中国哲学创新的途径，也是现代儒学学者的学术使命。

但是，我在这里要重点讨论以“照着讲”的方式重写理学史。反思到今天为止的理学学术史，我们认为，以“照着讲”的方式重写理学，仍然是中国学术领域中一件非常必要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我们已经有了许多有关理学史的研究成果，可是为什么还要继续“照着讲”?这显然是因为原有的理学史研究成果还存在一些令学界、学者不满意的地方，留下了较大的继续研究、持续探讨、实现“照着讲”的空间。我们必须承认，尽管理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学术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由于时代局限、研究者局限而形成的缺陷与不足。所以，重写理学史就是希望弥补理学学术研究的不足，努力还原一个理学的真实历史进程。事实上，所谓“照着讲”并不是完全照着有关理学史研究的学者和著作的现成学术观念、研究结论讲，而应该是照着历史上宋明理学的真实形态、实际进程来讲，以还原理学产生、成型、衍化的历史进程。

那么，应该怎样照着讲，才能够还原理学产生、成型、衍化的真实形态与历史进程?笔者浅见，似乎我们需要将原来主要是照着道统脉络所写的理学史，进一步拓展为照着儒学学统来重写的理学史。

毫无疑问，我们的理学史写作一直受到道统论的影响。因为道统论是理学的核心，它对确立儒学的思想体系、奠定儒学的价值信仰、建构儒学的历史形态，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道统论的排他性很强，一旦执着于某一学者或学派的道统论立场编撰理学史，就难以写出完整、准确、全面的学术史著作，难免形成一些片面见解和学术偏见。事实上，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开始，一般而言，撰写理学史的学者本人就是理学学者，当他们以自己的道统观为主导而编撰理学史时，当然会以自己师门、派别、观点为核心来讲述或裁剪历史。显然，由于理学史的撰写者自己就在这一个道统谱系之中，故而会因这一种自我相关性而难以撰写全面、客观的理学史。而一种由某一道统论主导的理学史叙述，在文献材料的筛选、学术思想的梳理、学术人物的评价等各个方面，均可能出现较大的偏差或遗漏。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近现代西方哲学学科传入中国以来，开创了以西方哲学视域研究理学的新历史。近现代研究理学的大家往往是系统接受过西方哲学学习和训练的学者，他们开始以西方哲学的视域研究理学史，找出那些与西方哲学相对应的材料并作出相关的解释发挥。许多理学的研究者和代表著作，均有十分明显的外来哲学的影子。由于他们立足于不同西方哲学流派、不同哲学家的立场上，故而往往会以此哲学流派立场撰写理学史、评价理学家，其实也是在重建一种新的“道统”论。这一种立足于西方哲学流派或哲学立场而建构的“道统论”，更加不切合宋明理学的历史实际。其实，无论是中国传统的道统论，还是以西方哲学为背景的新道统论，写出的理学史就难以合乎宋明理学的真实形态、实际进程。

我们认为，重写理学的学术视域应由抽象的道统论拓展为儒学的学统论，也就是以儒学学统的视域开展理学史的研究和叙述。在中国学术史上，所谓“理学”、“道学”本来就是儒学，相对于先秦儒学、汉唐儒学，“理学”是宋代形成的儒学，所以后来又称为“宋学”，即“宋代儒学”。既然“理学”、“道学”本来就是宋代儒学，而儒学本来就不是某一种专门之学，而是一门涉及到各个知识、价值领域的全体大用之学，其主要领域曾经被概括为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与儒学的全体大用之学内容相关，儒学学统也是一个十分博大而开放的体系。而且，儒家的义理、经济、考据、辞章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宋儒的义理之学会以考据为基础、以辞章为手段、以经济为目的。一旦没有义理、经济、考据、辞章的完整知识和价值，就不是真实的宋明理学。而宋代道统论则主要涉及其中的义理之学，而且往往是义理之学中的一派，这一种由道统论裁剪的理学史显然难以客观真实。而儒学学统不仅比道学道统的思想内容更加丰富，而且也更加合乎宋明理学的真实形态和实际进程。全祖望在叙述宋初学术史时说“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庆历学统”的学术内涵就涉及到北宋儒学的义理(创通经义)、经济(革新政令)、考据(疑经辨经)、辞章(古文运动)等不同领域，而且相互之间密切关联。从儒学学统的视域来重写理学，理学思潮其实不仅涉及义理之学，还涉及与义理之学相关的经济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我们是讨论“重写理学”而不是“重写儒学”，“理学”就是一种专讲“理”的学问，故而应该将此“理”从儒学中抽出来专门研究与讨论。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从儒学学统来研究这一“理”的学问，应该能够逐渐还原这一学问的历史形态和丰富涵义。其实，所谓“理学”原本就是“义理之学”的简称，在宋儒的话语中，“义理之学”与“理学”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张载《经学理窟》专设“义理”章，并标榜“义理之学”。南宋黄震也说:“本朝之治，远追唐虞，以理学为之根柢也。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之宗师也。”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理学家所追求的“义理之学”，其“义理”的涵义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包括了道义的“义”与治理的“理”以及两者理论的提升。所以，宋儒“义理之学”总是包括道义价值与政治治理这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方面。同时，宋代“义理之学”往往都会兼顾内圣与外王、明体与达用、经义与治事、道与治、道义与事功、世道人心与经世致用、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两个方面。宋儒内部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派与学者，他们的区别是:有的认为“义”的道义决定“理”的治理(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有的主张“理”的治理统摄“义”的道义(范仲淹、王安石、陈亮、叶适等)。

可见，一旦以儒学学统的视域研究理学，就可以将宋代儒学的人物、思想、学术全部包括进来，就可以消解单一道统论视域的偏见和狭隘。以儒学学统的视域叙述宋明理学，就能够更完整地、真实地彰显与描述宋代理学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在这样一部新的理学史中，理学家不是一些只会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家，而是一批会关怀义理、经济、考据、辞章的整体性知识与价值的儒家学者。在新的理学史撰写中，这一种“义理之学”才更加合乎儒家“义理”的本真含义，这一“义理”与经济、考据、辞章的联系也更加密切。显然，这种新的理学史的学术思想会更加丰富、内容会更加完整，也更加合乎宋明理学的真实形态、实际进程。与此相关，这一种儒学学统视域下的理学史不再是某一西方哲学学派、某一种西方哲学观念的中国式版本，而是具有中国学术文化特色的义理之学。

所以，我们希望不再局限于道学的道统立场叙述宋代理学的历史，而应该是以儒学学统立场重写理学史。这样的新理学史，其学术视野就会开阔得多、学术内容会丰富得多、学术历史会真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