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关公为何成为了“义”的化身?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最初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家本位的道德伦理规范,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由家本位而到家国一体,形成了以“五伦”关系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伦理秩序。五伦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正道,称之为“五伦大道”。

在父母子女关系上,要求父母“慈”,子女“孝”。《孝经》中说: “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孝经·纪孝行章》)

在夫妻关系上,要求“夫义妻顺”。 《左传》中说:“夫和而义,妻柔而正。”

在兄弟姊妹关系上,要求“兄友弟恭”:兄要对弟友善,弟要对兄悌恭。中国传统道德强调“长幼有序”,把“孝” “悌”并列,当作德治之要,维护家庭内部和谐。

在推及与国家的关系上,要求“忠君报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读书人的道德追求。所谓“大孝即忠”,《孝经》把“孝”分为三个层次:“大孝显亲、中孝弗辱,小孝能养”,忠是孝的最高要求和最终目的。


朋友是五伦中最后一环,也是外延最广的一环。孔圣所谓,益者三友,即友直、友谅、友多闻,一、即交往正直之朋友,二、即交往有信实之朋友,三、即交接有见识,有智慧之朋友,这样才能有难能相扶,贫穷能相助,患病能相顾。

按照孟子对于义的解读: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故应忠,故为忠义;父子之间血脉承继,子承老也,故应孝,故为孝义;兄弟手足之间乃骨肉至亲,故应悌,故为情义;夫妻之间因相爱而结合却又内外有别,故应顺,故为恩义;朋友之间因疏至亲,坦诚相交,故应信,故为信义。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纽带和结合点。

和五伦观念相对应的是“五常”,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孟子以“四善端”配“四德”:“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又将“仁义忠信”作为“天爵”,以与社会地位之“人爵”相对应:“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

扬雄以譬喻的方式来说明“仁义礼智信”之用:“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


在传统文化中,义是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义,通宜,本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义谓天下合宜之理,道谓天下通行之路。

无论是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义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释名》: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所以义在传统道德范畴中是具有正确性、合理性和方向引导性的行为规范。所以义就成为了“五伦”关系中惟一的联接纽带。

孟子进一步阐述了“义”的内涵。他认为所有的道德和行为都必须符合“义”的规范。《孟子·离娄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惟一代表“义”的形象的就是中华武圣--关公。


关公信仰在社会中间广为流传,受到特别青睐,成为传统文化“义”的化身,是有相当群众基础的:

一,历史上的关羽是熊虎之将,万人之敌,威猛善战,百战百胜。老百姓作为弱势群体,社会交往中总有许多解决不了的无奈,需要关羽这样有力量的神来惩治失信失义者,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正常运行。

二,在中国人的信俗体系中,关公是人、神、圣合为一体的神灵。既有着儒家系统的道德规范,又有着民间信仰中的神灵感应。所以在1800多年的神化圣化中,关公已经成为“义神”的化身,在老百姓看来,关公的义是重情重义,团结友爱,知恩图报的内核。施之以恩,报之以德,款之以情,还之以义,对于社会流动性加剧,对社会生存怀有不确定性不安全感的普通民众而言,信奉关公可以与众多相同理念者达成共识,相互扶持,相互支撑,增强自身适应社会的能力。

三,关公的“义”是世间最容易理解最容易操作的道德及行为规范。所谓“义者,宜也”,只要从良心出发,觉得应该做就要义无反顾地去做。这是一种约定俗称的不成文的规矩。无论你是谁,你如果对我好,我便会对你好,那么当你在危急中,我必能拔刀相助,挺身而出,两肋插刀去帮助你。相反,对方也必定会有同样的心态来对待。这个就是“义”,在无声无息中就可以完成利益关系的交换。倘若有一方出于私心而不去奉献出“义”,那就是不讲“道义”,就会受到整个社会成员的唾弃和排挤,日后将很难再融入这个圈子。背信弃义的人受到的惩罚远远大于获得的利益,就不敢肆无忌惮、任意妄为了。

这也正是人们不敬别的神,独敬关公,把关公当作“义”的化身,“义”的代名词的缘故。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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