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芳菲

从履历上看，钱佳楠是“人生赢家”的代名词。

钱佳楠18岁时被复旦大学提前录取；19岁时，第一篇短篇小说《西村外》就拿到复旦大学望道传媒奖。大学毕业6年后，她放弃稳定的教职，决定去英语世界试试，“额头碰到天花板”似的申请到艾奥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现在，33岁的她已在南加州大学攻读英语博士学位。

但实际上，一个母语非英语的女性想要在英语文学世界立足，其难度不亚于让美国作家从头学习唐诗宋词。此前，鲜有成功模板可供参考。她只能在一片大雾中独自行走。沿路很多人都说她不行：“你就只能写上海，你把上海写好就够了！”

对很多人来说，成为一个职业作家意味着要穿越天赋、勤奋、审美的重重窄门。

而对钱佳楠来说，漂亮履历的背面是她拼命向上，以此来克服“贫困重力”的故事。

不存在的“被子”

21世纪初，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也带来一些工人下岗的问题，而父亲的两次下岗，让钱佳楠的生活从普通降格成贫困。

因为贫穷，这个家庭永远把花钱当作大事。

其实钱佳楠早在12岁时就知道这种匮乏的真实含义。它意味着一个孩子的早慧。

那时，钱佳楠“小升初”还需要电脑派位。小学的最后一次家长会上，班主任委婉地提醒每一位家长，想办法让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为了孩子有个好前程，钱佳楠的母亲也行动起来，托了远房亲戚的关系，让她去了另外一所学校。择校费需要8000元，区级三好学生的身份帮她减了1000元，最后，母亲交了7000元，相当于这个家庭一年的收入。那张减免择校费的收据很长时间都压在抽屉里，也压在钱佳楠心上。

她至今都记得母亲当时说的话：“我跟你爸能力有限。接下来念书和所有的事情，你都要靠自己，我们帮不了你。”

从那之后，一切物欲都有了金钱的重量。她从小就懂得怎么体面地拒绝玩具店的诱惑。玩具店的阿姨拿毛绒玩具逗她，问她要不要。她就说：“我们家里多得是，不买！”母亲把这件事当作女儿懂事的谈资在亲朋好友中炫耀，但钱佳楠知道，自己最喜欢毛绒熊。

当解决温饱、赚钱成为头等大事时，父母的爱难免缺斤短两。钱佳楠读大学的4年，靠着一床被子挨过上海的冬天。实在太冷，她就拿一个巨大的毛绒熊压在脚上。她和母亲提过好几次，但最终，被子也没有给她多做一床。被子慢慢变成一个象征。“那时候，我的母亲很忙，忙着挣钱，我也可以理解她。但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又像化不掉的冰一样插在两个人中间。被子的事情就在我心里不断升级。我认为是不是她不够关心我，是不是钱比我更重要。”钱佳楠说。

对作家钱佳楠来说，贫困意味着永远有比实现文学梦想更迫切的事情等着她做。

一半生存，一半梦想

长时间拮据的生活，让钱佳楠时刻绷紧一根弦——要考虑钱。她永远要想，是不是先做一个更保守的决定。

更重要的是，她深知，把家庭拯救出泥潭的重担也落在自己身上。

好好读书只是最基本的步骤。在半自传体小说《不吃鸡蛋的人》里，女高中生周允有一张从凌晨5点开始到熄灯的严格作息时间表。钱佳楠对自己更苛刻，为了保证年级排名，她一直拿理科的竞赛题做练习，并不知道之后自己会选文科。有时候学生会的宣传工作耽误学习，她就凌晨4点起床，带着自备的应急灯，到公共盥洗室的台子上写作业。

真正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作家，是在钱佳楠19岁的时候。外公去世，她写的《西村外》拿到复旦大学望道传媒奖。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同时也是评委，托同学来说，想要见一见钱佳楠。见面后，教授说了很多鼓励她坚持写作的话。

她自己“心里也有杆秤”，写出来就知道自己灵气够。可即便如此，她也没敢想把写作当成职业。她知道，那个每年更新一次的作家富豪榜，不可能和一个1988年出生的、写严肃文学的人有什么关联。

“写纯文学的人，靠稿费根本不能养活自己。大部分人需要一个正职，而在业余时间写作。”她说。何况，她还有一个家庭需要拯救。

整整6年，钱佳楠的生活以黄昏作为精准的分割线。

白天，她是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的一名教师。夜晚，她回到只有10多平方米的住处开始阅读、听公开课、写作、给各种报刊供稿。睡眠太奢侈，她每天最多睡3个小时。她用夜晚来追回已经丧失的白天，用燃烧自己的方式接近梦想。早晨6点，她又要去赶早班地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钱佳楠的签名都是佩索阿的名言：“在白天，我什么都不是；到了夜晚，我才成为我自己。”

白天，她为了养活自己，为了消除贯穿自己青春的羞耻感而工作。

到了夜晚，她写贫困和因此龃龉丛生的生活。她笔下没有金光闪闪、杀气腾腾的外滩、南京路、陆家嘴。她用笔尖划开城市上空的旖旎幻景，去写它的反面——工人新村里因为常年不洗澡被迫离婚的下岗工人、聚会上用酸溜溜的口吻讥笑她吃不起一菜一汤的亲戚。

“20多岁的一天要比60多岁的一年更值得拥有。”她不断告诉自己。

周而复始，她用燃烧自己的方式度过了6年，直到勉力攒够了钱，让父母搬进宝山的公寓楼。

最珍贵的自由

去美国艾奥瓦大学读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学位是一个大胆的决定，这意味着要斩断过往的全部生活和写作经验。她必须接受重新成为一个初学者，重新默默无闻。

此前看似安稳的幻象最终被复旦大学的师兄梁捷的一个提问戳破：“你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没有写出好东西来？”

钱佳楠在一瞬间知道自己的写作和生活都陷入了困境。上海主题的叙事一再重复，似乎每个主人公身上都有钱佳楠的影子。而我们知道，当一个作家频繁调动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人情感时，就意味着写作进入某种瓶颈期。

然而用英语去实现梦想更不容易。

尽管她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中表现出平静快乐的状态，但在给友人的信里，她写着：“我感觉自己在这儿是一个外星人，我每天都觉得自己要溺亡。”在这个绝大多数人都来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工作坊里，钱佳楠是个外来者。几乎只有她会把日常用语和书面语混用。

同学评价她的作品只有张力而缺乏冲突。西方文学界并不理解中文的“闲笔”，每次碰到这类与主线无关的段落，教授和同学都倾向于让她删掉。有一次，她的一篇小说被“宰杀”，情况惨烈得让她打起退堂鼓。

上升通道同样狭窄。申请写作基金竞争激烈；多数刊物发表作品不给稿费，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表难度随之降低。

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钱佳楠永远不够自信，要哆哆嗦嗦地寻求帮助，没有办法像美国人那样，时刻散发出“我应当得到瞩目和尊重”的气场。

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以“彻底决裂式”的笨办法努力。她每天五六点钟起床，尽量8点前出门去图书馆，如果有课就去上课，没课就待在公共自修室，直到晚上。

每周，钱佳楠只留半天时间阅读中文。其余时间，不仅听说读写都是英文，同时还要背——她可以背诵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除《死者》之外的每一篇小说，只希望有一天乔伊斯的天才可以照亮自己。这样的阅读方式像水蛭一样吸光她所有的时间。

同样的困境，严歌苓也碰到过。

“那时我一个小时的英文阅读极限是7页，而我的同学是30～50页。但我有减免睡眠的自由，有强记硬写的自由，也有暂时戒掉娱乐、聚会、野餐的自由。我更有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拿出稍新一些的书进行阐述和写完作业的自由。

“当然，我也有完全的自由，去做一个亭子间里的小作家，在做功课和打工的夹缝里写写小块文章，拼凑报纸版面，去挣房钱、粮钱。最有价值的自由，应该是小说选材的自由。”

现在，钱佳楠也享受到了这种可贵的自由，她仿佛推开了一扇大门。

成为一个非英语母语写作者会成功吗？她不确定，她甚至做好了在很大程度上要失败的准备。可这重要吗？

日本导演黑泽明曾对青年导演说：“如今年轻人刚起步，就在琢磨赶紧到达终点。但如果你去登山，教练告诉你的头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看峰顶在哪儿，盯着你脚下的路。”

就像她在《有些未来我不想去》结尾处写的那样：

“我的未来，一如我的过去，都弥漫着茫茫大雾。唯有在雾中前行，我才能看到最切近的路上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