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对启功先生在《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一文中提出的“王粲爱驴鸣是因为发现四声奥秘”此一假说的“破”，我认为启功先生此说推理不严谨，存在许多漏洞，证据更是完全缺失。但若我们提不出更合适的诠释假说，那么这种不可靠的假说就依然是我们只能仰赖的假说。所以我们还需要在“破”的基础上有所“立”，即提出一种比“爱驴鸣是发现了四声”这种假说更好的解释。
我们可以从启功先生的另一个与驴有关的文化发现讲起。
高玉昆先生在其《从古到今说“驴子” 》一文中提到了启功先生的这一发现：
甚至后代还有人自名为“驴”，明末清初大画家朱耷即是。“耷”是何意？后人每每语焉不详，或避言之。启功先生《论书绝句》考证，朱耷画后常署名为“驴”、“驴屋”。可推“耷”即晚明时“驴”字之俗体，与古文字的“耷”（意为大耳）字无涉。他的书画艺术成就很高，启功先生直言不讳，誉之为“参天两地一朱驴”。启功的考证，笔者认为极是。朱耷自名为“驴”，乃取其桀骜不驯而自嘲之意。朱耷又叫“八大山人”，这并非“八”、“大”、“山”、“人”四字，而是因为他在画后落款草书“哭之”或“笑之”二字，貌似“八大山人”四字的笔画，看起来又似“哭之”二字，又似“笑之”二字。刘继庄《广阳杂记》曾观察到“驴鸣似哭，马嘶似笑”。可知所谓“八大山人”即意指驴鸣马嘶，与其自名为“驴”暗合，以抒发这位明朝宗室没落贵族在明亡之后对新朝代的嬉笑之怒。
这段话的信息很多，启功先生的考证有正误两部分：正确的部分，朱耷就是朱驴；有误的部分，“耷”就是当时的“驴”字俗体字。
显然，我们完全能够赞同第一部分，八大山人署名“驴”，意思就是自己是“朱耷（名）”，署名“耷”，意思就是自己是“朱驴（号）”。
但是启功先生以为“耷”就是“驴”字，却是言之无据的。须知驴的形态特征，就是大耳，而且大耳往往作耷拉状。所以“耷”字形象生动地刻画出了毛驴的形态特征，却并非自己就是驴字——这就像“骏”字并非马字、“壮”字并非牛字一样。
现在问题来了：朱耷为什么要自称“朱驴”？这显然与四声无关，但为什么要选择驴而不是马？是不是在驴的形象与鸣叫声中，别有文化之密码？
或者，驴的文化密码，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被马所决定的。唐朝诗僧王梵志有诗云：“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民间俗语则说：“别人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唐朝诗人孟郊在四十六岁考中进士后，写《登科后》抒发得意狂喜之情：“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高中之后，骑马游夸是非常荣耀的事，但若是改成骑驴，只怕风景大煞，更不必说“春风得意驴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将是何等的不伦不类了。
在民间文化意象中，马是高贵、正经、强大、聪明，而驴自然是其反面，是卑微、弱小、愚蠢、歧出。赞人以马，骂人为驴，在几乎所有同时养马又养驴的文明中出现过。《堂吉诃德》中，骑士堂吉诃德骑的是马，而佣人桑乔骑的就是驴。这对意象也是十分地典型。
但何以有人独偏爱驴与驴鸣呢？
这种独怜，可能是与文化意象无关的相互驯养的结果，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班牙作家希梅内斯(Juan Ramon Jimenez) 就有这样一匹相依为命的小毛驴，如果陆游也写类似的文章，一定也会写出《我有一只小毛驴》这样的文集，但他至少也留下了“细雨骑驴入剑门”这样美妙的诗句。
可惜大多数中国文人却是骑着毛驴想着大马，对驮着自己走遍大江南北的毛驴，并非有真诚的感激。一生漂泊的杜甫主要是骑驴的，他曾在《春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自己是“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但当他喝了点酒，激动起来，就不免也“骑马忽忆少年时”了。他在另一首《偪侧行赠毕四曜》里说：“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其中马和驴相对立的意象就昭然若揭。所以刘继庄《广阳杂记》中所说的“驴鸣似哭，马嘶似笑”，恐怕不完全是客观的事实，而同时也是人们对马和驴不同身份、地位象征所带来的主观印象。
人说“盛世爱马，末世爱驴”，这是讲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的变迁反映在对马与驴的不同态度上。我以为同一个人，也一样是“快意爱马，落魄似驴”，以及“少年心境爱马，晚年心境怜驴”的。对驴的偏爱，如果不是一种经济考量上被迫的安排，那么就是自居为另类、异类。从这里追究下去，许多类似爱驴鸣的问题或许就能迎刃而解了。
非常人有非常事，非常父母多有非常儿女，反之亦然。在前面我们引用的《后汉书逸民传》关于戴叔鸾的记载中，爱听驴鸣的是戴叔鸾的母亲，可惜文章中没有半点对其母的其它记录，但如果我们从当时有才女性的自我认同的角度，从戴叔鸾后面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以及这个传记本就名曰“逸民”这一事实来看，恐怕这种对驴鸣的喜爱，是有所寄托的。这种寄托，正如《后汉书逸民传》的序言中写的那样：“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彼虽硜硜有类沽名者，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若朝廷及高官的意象为马，则不仅黎民、贱民的意象是驴，同样隐逸者也可以用驴来作为自己的象征。但不同于黎民、贱民的被迫无奈，隐逸逃遁者把自己视为“似驴”，却是主动自觉的文化选择——即使这个主动还可能停留无意识层面。和被贱视为驴不同，以驴自居，乃是一种主动的新文化意象的创造，甚至包含着对既定意识形态的反抗。
因此以上这些记载，无论它们是真实的，或仅仅只是文学的创造，是不是就此都成了后来日益显豁的儒驴、禅驴文化之滥觞？
魏晋正是一个文化意象瓦解、创生、涌出、变更的狂乱时期。桃花，因《桃花源记》转而成为隐逸象征；菊花，也同样因陶渊明“采菊东彷篱下”而成为隐逸象征，而一些特立独行的文人对驴及驴鸣的喜爱，显然也同样成为“儒驴”、“禅驴”之先锋。
魏晋文人的一大特点就是特立独行的存在主义加表现主义，偏爱驴是一种静默的爱好，但驴鸣就能够把自己的心臆抒发出来，让世人听到，而且不能不听——这和嵇康们的长啸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长啸是雄性的、马性的、少年的，而驴鸣是阴性的、委屈的。
马为阳，驴为阴；长啸为阳，驴鸣为阴。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以驴自喻、自诩，如朱耷；借驴鸣发胸中不平之声，浇心中之块垒，则如上文中的王粲，孙楚和王济，戴良母子。
其实曹丕是完全能够领会和懂得王粲的心意的，虽后来贵为人极，但从他的诗文来看，也未尝没有不得意、不得志的感受，而这一种不平或正是诗歌的源泉，至少是建安文学的底色。即使现实中的曹丕还不能如此脱俗，至少在文学中偶一为之，是并没有破坏他历史形象的同一性的。
但王济丧礼上的那些宾客大人们，恐怕有的只是对马的喜爱，而无缘领略驴鸣的痛楚与哀怨了。
文学创造是有其目的的，形象本身，记录本身，就都是答案。
所以，我的结论或者说不同于启功先生的诠释是：个别古人偏爱驴鸣，无关四声，仅仅只是自居为“驴”，借驴鸣发心声。而这种偏爱，甚至还只是潜意识层面的，至少还没有被符号化，还没有被当成固定的用典。这种个人的偏爱，或者说个人的存在真理，被他们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向世界传达，并被历史书写之后，驴及驴鸣，就成为一个集体文化无意识中的符号，一种尚未被清晰破译的密码。它们成为后世的文化资源，决定后世诗文的某种走向——至少是提供了后世确立诗文意象的一种资源，就如同一时期所提供的菊花、鲈鱼、莼菜诸意象那样。只不过驴鸣的意象似乎一直是潜伏状态的。又因为存在主义加表现主义的生命态度及文学作风，从魏晋之后就几乎在中国绝迹了，于是后世日益增多的是骑驴远行的清瘦背影，而不复有故作驴鸣的桀骜面容。
——2016年10月3日于三棵树下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