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荒原》看T.S.艾略特的诗学传统观

关键词:《荒原》 传统观 非个人化 历史意识

  摘 要:《传统与个人才能》阐述了艾略特早期的诗学思想,强调了诗人的历史意识,提出了“非个人化”理论,而其代表作《荒原》通过运用神话、典故、象征和意象以及多种语言、多种语体等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揭示了诗人强烈的历史意识,获得了“非个人化”的艺术效果,表达了“荒原”的本源性,集中体现了诗人在现代主义背景下的古典主义文学传统观。

  

  艾略特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是20世纪著名诗人、剧作家和批评家。他的著名诗作《荒原》是西方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艾略特在1917年撰写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对传统的概念及其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评价,确立起一个在传统权威下稳定而有序的文学秩序,论证了传统与个人创新不是不可兼容的,论述了传统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该论文强调了诗人的历史意识,提出了诗歌的“非个人化”理论,对新批评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艾略特既是古典主义诗学传统的坚定维护者,又是现代诗学科学传统的先锋和开拓者,正像他所仰慕的伟大诗人但丁一样,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一、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诗学观

  

  艾略特所理解的“传统”概念蕴含深刻的历史意识。在艾略特看来,“传统”体现为一种过去性和现时性、永久性和暂时性有机结合的历史意识。传统与当代同时并存、互相影响。“传统并非是单个文本的机械拼贴,而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调控以及自我修正等功能的开放系统”①,是一个具有权威性和开放性、辩证力和整合力、内在严整性和超常生命力的有机体。

  艾略特认为,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诗人能够拥有一种理性、辩证和健全的文化历史观。他强调诗人必须具有历史感,认为诗人的“历史意识不仅驱使一个诗人怀着当代的感受去写作,而且也使他认识到从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以及他自己国家的整个文学都同时存在,构成了一个共时的体系”②。这种历史意识深刻地体现出一种文学体系的过去性和现时性的有机统一。同时,诗人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观照传统,理解和阐释传统的现代意义,将传统的永久性和现时性结合起来。诗人要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以及自己在与传统和现代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唯有如此,诗人写作才不再是纯粹个人的行为,才具有了普遍的意义,才有望融入传统跻身经典,一个诗人也由此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这无疑对诗人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其个人的才能设定了更高的标准。

  在浪漫主义时期,诗人曾经获得了“人类的立法者”、“洞察者”和“预言者”的崇高地位。可是,艾略特却向诗人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质疑发起挑战,他揭示了诗人个体性神话的局限性,将其从高高的神龛上拉下来,从一定程度上压抑和淡化了诗人的所谓主体性和创造性,提出了一种颇具革新精神的诗学思想。在艾略特看来,浪漫主义诗歌把个人与外在现实割裂开来,造成主客观之间的巨大鸿沟,从而阻碍诗人对自己的科学认识,最终导致唯我论。为了克服浪漫主义诗人的个人化倾向,他提出了“非个人化”理论,阐明了诗人在诗歌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诗人的创作过程具有“非个人化”的特点。诗人的创作不在表现个性,而只是表现艺术的媒介,“各种情绪、感觉、印象和经验借助于诗人的心灵用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组合则形成了诗”③。艾略特借用了法国批评家古尔蒙特使用过的一个化学催化剂的比喻,用于描述诗人的创作过程。当在一个装有氧气和二氧化碳的瓶中放人一条白金丝时,这些气体就化合成硫酸。同样,诗歌的产生实际上正是一个冶炼、化合的“非个人化”过程,诗人的情绪和感情是类似于氧气、二氧化碳的气体,诗歌成为这一系列化学反应发生之后的成品――硫酸。这个化合作用只有在加上白金丝时才可能发生,但新化合物中却并不含有一点儿白金丝。诗人的心灵就是这个化学反应式中的“保持中性,毫无变化”的催化剂白金丝。诗人不再是统率文本意义和技巧的主体,而中性化地充当着与自己的情感个性分离的中性媒介物。正如艾略特所说,“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继续不断的个性消灭”,而“只有在去个性化中艺术才能走近科学的状态”④。

  其次,诗歌表现情感具有“非个人化”的特点。艾略特认为诗人表现的情感并非是他个人的情感,也不是诗人在生活中某种特殊事件所激发的情感。他反对浪漫主义诗论把诗歌说成是诗人在宁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诗歌所表现的既不是诗人个人的情感,也不是诗人在宁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歌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的东西”⑤。这些经验是“集中”起来的,而不是“回忆”起来的,而且这种“集中”并非经过有意识的理性思考。因此“诗歌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⑥。换言之,诗人个体的情感情绪、体验感受必须经过“非个人化”的过程,诗歌也必须脱离诗人而成为独立存在的实体,而在这一过程中,“诗人的生命消融于他的艺术之中”⑦了,达到了那种“非个人化”的境界。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诗人在诗歌中的主体性,艾略特在创作方法上提出用“客观对应物”来间接表达诗人的感情,他主张通过“某一客观的情景、事件、物体来唤起特定的情感”⑧,以各式各样的意象、典故、引语、传说等为载体,搭配成一幅幅图案,来间接表达诗人的情感、情绪和意念,给客观事物注入思想情感和美学价值,使读者从客观事物中去体味揣摩,由此引发起对应的思想情感,并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为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符号学家和结构主义者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消解了一切可能的个人风格,作者沦落为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抄写者和模仿者。到了后结构主义时期,这一思潮则演绎为“主体之死”与“人之死”。米歇尔・福柯则进一步提出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作者“我”不是作品的源泉或始创者,而只在话语体系中呈现为微不足道的痕迹。由此不难看出,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论已成为后现代主义诗学中某些重要理念的关键诱因。

  

  二、《荒原》中的历史意识和“非个人”化

  

  《荒原》充分体现了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的诗人创作的历史意识。他在《荒原》中运用了大量典故、多种语言和诗体、象征和隐喻以及一系列电影蒙太奇式的意象,成功地进行了现代主义表现方法的探索,打破了长久以来文学传统的束缚,将历史与现实、上古神话与现实故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相交融,让读者从多方位、多层面、多视角看到了西方现代文明“荒原”般的现状,是对现代社会的权威性评判。

  作为一首道德色彩很浓的诗,诗人在《荒原》中对现代人的情欲横流深恶痛绝。然而,我们在诗中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感性的形象而毫无说教之嫌,这恰恰是因为诗人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深深地藏在形象之中,实践了其“非个人”化的理念。

  《荒原》中运用了大量的神话和典故。在艾略特看来,神话素材可把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纳入一个井然的秩序中,以形成一种现代和古代之间的平衡状态。这样,诗人不仅仅用神话原型完成了对诗歌整体框架的架构,而且还在这种并置阐发中引发出富有历史厚重感的思考,使作品推向浓重的历史感,表现出现实与历史“同时共存”的理论观点。《荒原》正是建立在一个与之对应的神话框架上,整部诗歌以渔王神话和基督教的“圣杯传说”为主线,借此来揭示死亡与复苏的主题。渔王的健康与否,关系着国土的肥沃与荒芜。渔王受伤而失去生命活力和繁殖能力,于是肥沃的土地顷刻间变成了万劫不复的荒原。为医治渔王,必须寻找圣杯,圣杯则成为生命力的象征,具有了起死回生的神力。为了挽救渔王,一个英俊的少年骑士身佩利剑,出发去寻找圣杯,他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回圣杯,使渔王得以康复,“荒原”也万物复苏,恢复了生机与活力。作者将《荒原》安置在这样的神话框架里,具有极大的历史暗示性。它通过迂回曲折的隐喻,影射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堕落和精神生活的枯竭,达到了神话与现实的巧妙结合,同时有效地节制了个人情感。“典故在诗歌中往往是一种历史化的隐喻,是体现历史和传统的最佳途径,也是将历史和传统的经验与现时社会的经验融于一体的最佳途径。”⑨艾略特将典故作为表达个人情感的一种“客观对应物”,或者说是回避个人情感的一种工具。于是,典故就成为一种处理感情的客观而有节制的方式⑩,在《荒原》中起到了恰到好处的诗歌表达作用。艾略特在《荒原》中利用精心设计的叙述视角,大量运用典故,以强调诗中所写的景象是一种跨越了历史、地域、阶层的成为人们共识的人类精神状态,形成了一种“非个人”化的认识。在430多行的诗文中,艾略特纵横古今,跨越民族国家,直接或间接引用了35位作家和大约56部作品的名言佳句。从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到但丁的《神曲》,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弗雷泽的《金枝》等,诗人将这些典故信手拈来,熔为一炉,加深与扩大了诗歌的涵义,引发起读者丰富的联想,以达到对现实的观照,从而使《荒原》文本与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之间形成了一种广泛的互文性关系。正是在这种互文性之中,一幕人类现代精神的荒原展现在读者面前,其幕后流露着作者对历史失落感的喟叹。

  象征手法和丰富的意象在《荒原》中俯拾皆是,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文学批评家雷纳・韦勒克指出:“‘非个人化’理论牢守着诗的创造心理学为起点的诗学理论。诗不是强烈情感的流露,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情感组织,要求一种‘统一的感受’,理智与情感的协作,以发现客观的对应物,也就是艺术品的象征结构”{11}。为实现“非个人化”的理念,艾略特运用象征、意象来创造一系列表达现实世界和内心状态的“客观对应物”。“水”是贯穿作品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意象,在诗中既可代表使文明复活的重生之水(“点滴点滴滴滴滴,可是没有水”{12}),也是将文明淹没的情欲之水(“唰的来了一炷闪电。然后是一阵湿风,带来了雨”);既是死亡和灾难的象征(“‘那被绞死的人’。怕水里的死亡”),又是生命和欢畅的象征(“可爱的泰晤士,轻轻地流,等我唱完了歌”)。诗人通过这个简单意象所表达的绝不仅仅是个人情愫,而是将其作为客观对应物,以表达经验与思考相结合的普遍感受,说明“水”是荒原的第一需求,暗示了荒原的精神枯竭,表达出陷于绝望的人类文明寻找拯救之水以期得以重生的主题。“火”在诗歌中不仅是象征情欲,揭示庸俗猥亵、空虚而不真实的爱,同时也是“圣火”的象征(“烧啊烧啊烧啊烧啊,主啊你把我救拔出来”);“岩石”既是枯涸的象征(“礁石间没有流水的声音”),又是避难所的象征(“请走进这块红石下的影子”)。“破碎的偶像”是宗教受摧残的象征;“枯死的树”是精神枯竭的征兆。诗歌中意象比比皆是,比如“白骨”、“老鼠”、“沉舟”、“黄雾”、“毒日”“枯井”等等。诗人通过这些阴森鄙陋的意象,编织了一幅幅衰败的现代社会图景。而在“雷霆的语”一章中,“雷声”这一经典象征,以《圣经》中摩西受十诫时耶和华以雷声作答作为隐喻,意在表明指明用基督教价值观的回归来拯救西方文明的愿望。《荒原》建构起一座“象征之林”,它凝聚着诗人心灵的光辉,扣响了读者的心扉,开拓出深刻的思索天地,创造出诗化的最佳意境,令读者通过象征和意象形成了对现代社会的理念,形成了对人类精神荒原性的深刻认识,这种荒原性广泛存在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渴望逃离但又深受其困扰的一种生存困境,一种近乎宿命的困厄的生存状态。{13}

  《荒原》是一部博学难读的长诗,诗中体现了作者极为开阔的艺术视野,他深受古典文化和东西方文化的熏陶,多种语言和多种语体的使用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艾略特的笔下,整个荒原世界人声鼎沸、众声喧哗,却无法实现真正的语言沟通。人与人之间相互隔膜,缺少情感的交流,现代荒原中人际间冷漠和疏远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艾略特对于多种语言和语体的运用,也从作品的表层结构传递了一个信息,即诗歌所表达的是一种世界各民族、各阶层以及每个人类个体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和所共同持有的观念,这种普遍性的价值诉求“形成了一种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人类个体‘共同言说’的状况”{14}。诗歌所反映的已经不再是诗人自己的个人之见,而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真理性和本源性,并暗示了过去的意识或状态依然在延伸并广泛分布,以此摆脱“个人化”的困境,达到“非个人化”的艺术效果。

  无论是神话和典故的借用,还是象征和意象的使用,甚或多种语言和语体的运用,这一切均显示了艾略特深厚的知识素养和文学功底。他以开阔的视野在东西方文化中去采英撷华,以跨越古今的气魄去昔日经典中去寻宝猎奇,积传统之力成一代名家,造佳作名篇以流芳后世,实乃不朽之盛事。

  

  三、艾略特诗学传统观的启示

  

  艾略特对文学传统的倚重无疑是其《荒原》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等论著中所揭示出的诗学传统观,充分体现了其在文学理论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他阐明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是一个同时并存的秩序,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顺应与互动的关系。同时,现代艺术家必须具备很强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不可无视传统的存在,要接受传统的滋养,要认识到文学传统对个体作家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并以此建构了他独特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评价标准。另一方面,艾略特以其“非个人化”理论为指导,在文学实践中怀着强烈的历史感,历史性地概括了整整一个时代西方社会的沉沦,并通过运用各种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揭示了现代荒原社会的“非个人化”。

  尽管艾略特的诗学思想在20世纪经历了数次的洗礼,但是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观点不仅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崛起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且还对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今天,我们重新研究艾略特的诗学思想仍然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广泛领域内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当今世界,艾略特时代的许多文学问题仍然存在,有的问题甚至更加突出,现代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人性分裂、精神危机等问题同样困扰着当今的人类。在这样的语境中,文学批评的实际运用与其内在的价值诉求、文学传统的承传与文学艺术的创新以及消费主义社会中文学审美的流变等等方面,都已成为困扰当今文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同时,在世界日趋平面化的背景下,异质文化间的相互交往与彼此影响又给我们带来了传承民族文化和汲取世界精华问题的复杂性。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以一种辩证的眼光来观照艾略特的诗学思想,这无疑对我们新世纪的文学和文化建设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思传统:从T.S.艾略特到H.布鲁姆》(项目批准号:HB08BWX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敬民,文学博士,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张在钊,文学硕士,石家庄铁道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研究。

  

  {1}{3}{4}{5}{6} T.S.Eliot,“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 in the Sacred Wood, p. 49, p. 53, p. 56 .本文均采用李赋宁先生译文。

  {2}{7} 埃默里・埃利奥特:《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800页。

  {8} T.S.Eliot,“Hamlet”,in Selected Essays, p. 101.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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