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母亲茹志鹃的个性

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个性真迷人!我看一本王安忆作品的评论集(吴芸茜《论王安忆》),书中说茹志鹃“是那种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也要给战士的枪筒插上几枝野花的人”。这样的一个人,1957年丈夫被打成右派,受处分受改造,她一边宽慰丈夫,一边带给孩子温暖平静的生活,给足了小孩子安全感。外面的世道动荡,日子不好过,但茹志鹃尽力满足孩子的要求,不让她们受委屈、受歧视,所以王安忆丝毫没有感觉到生活的艰难。茹志鹃每次下乡之前,都把糖果和饼干数出来,分配给她们,让她们每天吃三颗糖,两块饼干,如果是夹心饼干,就只有一块。这种因为日用紧张而受到的限制,在小孩子眼中仿佛游戏一般,自然就不会在意。文革时,人人愁吃愁穿,茹志鹃还拿攒下的闲钱给孩子买冰激凌吃。《谈话录》里,王安忆提过,母亲会把写作的内容像讲故事一样讲给她和姐姐听,这是母女之间增进亲密感的方式。用王安忆的话说,她母亲“托起命运的重闸,看孩子在闸下游戏”。不论精神负担有多重,茹志鹃一直从从容容,怀着一点浪漫的心思和审美的向往。

《百合花》写于反右派斗争激烈的1958年,茹志鹃面对当时的景况,不禁遥想战争时期人与人之间短暂却真挚的温情,就像是超拔于眼前“你死我活”的人性斗争,神思游走,思念起一朵“百合花”。有趣的是,《百合花》里写道:“……看见他(小通讯员)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

给人感觉茹志鹃的心灵是自由、轻盈的,不为外物所役,自身境遇里面沉重的东西无法侵入她的精神,影响不到她内在的笃定。这种个性,真叫人羡慕啊!这样的个性,做起“人”来,一定特别容易感到幸福,多好!

我以前欣赏巴金的个性。他满腔热忱,斗志昂扬,呼唤真善美,不遗余力与黑暗作斗争,他的精神是打不倒的。茹志鹃却是另一种“打不倒”——她的坚韧是发源于生命内在的需要,她试图保存的是自我精神生命的完整性。她坚持活下去,不是为抵抗和战胜什么,也不是为了远大抱负,或是感到自己对于社会有未竟的使命和责任。她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世间生活,保护自己作为“人”的“愿望”,因此世事再艰难也无法剥夺她内心的从容,以及对浪漫和美的想象。

茹志鹃的成长不太顺利。母亲早逝,父亲不知所终,少时是孤儿,漂泊流浪,住孤儿院,靠亲戚的接济生活,过的是仰人鼻息日子。直到加入新四军,才体会到集体的温暖。按如今盛行的“原生家庭”理论,茹志鹃恐怕和好个性不沾边吧?所以人的个性也可能是有“天成”的机缘的。王安忆说,母亲始终保持了清丽的精神,生活的压榨非但没有使这精神萎缩,反而将它过滤的更加细致,更加纯粹。

但是,少时的漂泊也给茹志鹃留下了一点“后遗症”,就是她特别留恋家庭生活,喜欢让家人围聚在她身边,喜欢一家人热腾腾的氛围,她是中心,各种事都要她来料理,很累很烦,不过她大概乐于这样吧,弥补了小时候孤独无依的缺憾。王安忆和母亲感情深厚,因此也恋家。

我不了解王安忆其人,但仅凭她笔下那一个个宽厚通融的世界,料想她大概也会是通融之人吧。如果是这样,王安忆的个性,与她母亲的呵护和影响是很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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