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28 怎样提高欢迎度,剥削压迫并不划算

万维钢 日课242丨怎样提高欢迎度

今天咱们把普林斯汀的《欢迎度》这本书讲完。今天我们重点讲怎么提高欢迎度 —— 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欢迎度,一方面是作为家长怎么帮助孩子提高欢迎度。 我们知道欢迎度有两种,一种是地位高,一种是被接受,其中能够带来长期幸福感的是被接受。

我以前听说一些心理咨询、心理分析的案例总觉得特别不服气,因为我发现心理咨询师总爱把一个人性格的缺陷归因于他童年的不幸。好像不管你现在哪里不对,归根结底都是当年你妈妈的不对。然后治疗方法就是唤醒自己埋藏多年的童年记忆,先痛哭一场。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太不好了,有问题解决问题,抱怨父母干什么?成年人得为自己负责。

而我们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来,影响我们欢迎度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当年妈妈的不对。

1.其母和其子

咱们想象一个场景。一个年轻的妈妈,领着自己刚满一岁的孩子,到一个幼儿园里的游戏室玩。孩子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感到很新奇但是也有点紧张,总是在靠近妈妈的地方玩。母子二人玩了一会儿,幼儿园的老师走进房间,她非常友好,也跟这个孩子玩。孩子慢慢适应了老师,但仍然跟自己的妈妈更亲近一些。妈妈找了个机会,在孩子没注意的情况下离开了游戏室。孩子发现妈妈不在房间了,有点不乐意,但勉强还是继续跟老师一起玩。过了一会儿妈妈回来了,孩子一看到妈妈就特别高兴,马上跑到妈妈身边。

家里有孩子的读者肯定对这个场景非常熟悉,这不就是我们最早送孩子进幼儿园的情景吗?这也是心理学家喜欢用的一个观察6到18个月大的孩子对父母的“依恋度”的方法。如果你家小孩是前面说的这种表现,你应该感到高兴!这是非常正常的表现,说明你给孩子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

那“不正常”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小孩进入游戏室之后就自己玩玩具,根本不在乎妈妈在哪里,甚至还故意离妈妈远一点。等妈妈回来的时候,他也无所谓,你让我留下我就留下,你领我走我就走。这就太疏远了。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孩子一时半刻也不能离开妈妈。这两种情况都是安全感不够。当然,把这个实验里的妈妈换成爸爸也可以。

荷兰的一项研究表明,从一个孩子一岁时候的安全感,就能判断他七岁时候的欢迎度。

心理学家还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能预测一个五岁小孩在七岁时候的欢迎度 —— 给他的妈妈五分钟时间,让她谈谈自己的孩子。如果妈妈说起自己的孩子都是用一些温暖的词汇,充满喜悦和自豪,那就说明母子互动良好,这个小孩到七岁的时候也会跟同学相处的很好。如果妈妈一说起孩子就是各种抱怨,那这个孩子就很可能特别具有攻击性。

我们知道小孩真正面对社交生活,是在十三岁以后。而在此之前孩子跟父母的互动,与其说是反映了孩子是什么人,不如说是反映了父母是什么人。

事实上,杜克大学的研究者发现,想要知道一个孩子受不受同学欢迎,你可以直接问他妈妈自己小的时候受不受同学欢迎。

如果妈妈回想起自己当年在学校的日子,都是一些幸福时光,自己当年就是“被接受”的,那她的孩子在学校的欢迎度也绝对是平均水平之上。

如果妈妈当年是个“被拒绝”的角色,整天跟同学充满敌意,那她的孩子也很有可能被拒绝。

但有意思的是,如果妈妈当年是“被忽略”,感到特别孤单无助,她的孩子反而不会是这样的人 —— 孩子很可能是比较受欢迎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研究者说,这是教育的作用!被接受的家长自己就善于与人相处,带出来的孩子自然也不差。被忽略的家长从小体会到孤单无助之苦,她会特别重视孩子的社交,帮助孩子跟同学好好相处。而被拒绝的家长,因为自己就“情商太低”,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当然也不能教会孩子。

很多东西都是天生的。长得好看的人,连刚出生的婴儿都喜欢她,自然从小到大都受欢迎,而且家长的一些性格也能遗传给孩子。但是至少这个被忽略的家长教出受欢迎的孩子的研究表明,后天努力还是有希望的。

其实想要被接受,一点都不难。

2.假装一天被接受的人

普林斯汀本人是北卡罗来纳大学(UNC)的心理学教授,他每年都讲一门心理学大课。每年都有一天,所有选这个课的人,要参与一个大实验。

实验前一天算是“对照组”,学生们要时刻记录自己跟每个人的互动情况,并且写下自己在互动中的各种感受。

实验当天,所有学生、包括普林斯汀本人在内,都穿一件颜色特别明亮的 T 恤衫,上面写着一句特别显眼的话:“我是 UNC 最受欢迎的人”。他们的任务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在校园里该干啥干啥,同时记录自己跟别人的互动情况和感受。

结果每个人的社交待遇都大大提高了。穿上这件衣服出门,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过来跟你打招呼,“你这是什么节目?”路上行人都对你点头微笑。

然后你发现你也变了。别人对你发出各种友好的信号,你也会不自主地对别人表示喜欢。这个局面就好像中国过年一样,看谁都是喜气洋洋的样子。参加实验的学生们整整一天都很 high,到处受到关注,走路也不看手机了,抬头跟各种人打招呼,跟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敢讲笑话了 —— 而且他们发现自己讲的笑话原来还真有人爱听。

普林斯汀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被接受”是可交易的。你喜欢我,我就更能喜欢你;我喜欢你,你就更加喜欢我。一天下来,学生们记录的感受都非常正面,充满自信、很乐观,幸福感强,而且还获得了一种对社区的归属感。

有个学生说:“如果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穿着这件 T 恤衫,今天的我肯定是个完全不同的人。”

咱们以前讲《俭省》这本书的时候有一期叫《窈窕淑女效应》,其实说的是类似的意思。你想让别人怎么对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主动怎么对别人。

普林斯汀自己还做过一个非正式的实验。他在一天之中,有时候假装喜欢别人,有时候假装不喜欢别人,看看别人怎么对待他。比如他家的网断了,他打电话到互联网接入公司抱怨,对方给他连接了好几个技术员指导他设置网络,可是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普林斯汀就利用这个机会有时候故意说话非常友好,有时候故意说得很不耐烦 —— 按理说对方都应该以专业精神公事公办地帮他解决问题,但事实上,对方的态度就很不一样。

所以欢迎度是可以传递的。如果某天早上你遇到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可能你自己也会变得不受欢迎,然后你又去影响别人,整个就是个链式反应。这就是欢迎度的雪球效应。所以现在人们爱说的什么“正能量”还真有道理啊!

那么作为家长,怎么给孩子“正能量”呢?

3.干预和不干预

中国家长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因为有这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其他事情反而简单了。美国家长对学习成绩没有那么重视,关注点有时候不太一样。

据说美国有个女高中生的妈妈,为了自己女儿能在校拉拉队获得一个首发位置,竟然谋杀了女儿一个同学的妈妈 —— 仅仅是为了让那个同学上不了场!

这个例子非常极端,但你能想象得到,有些家长非常关注孩子的欢迎度。他们从孩子几岁的时候就帮着约别的小孩一起玩,一直到高中还处处干预孩子的社交生活。

不过普林斯汀说,家长的干预应该有个限度。这个大原则是孩子越小你就越应该干预,比如两三岁的孩子玩的时候,家长甚至可以参与。事实上家长跟孩子以平等的身份玩游戏 —— 特别是体育游戏,双方严格遵守规则,是培养社交能力的好办法。但是孩子越大,你就应该越少干预。最好是只有当你发现他有社交困难,到了被忽略甚至被拒绝的程度才干预。

其实父母做什么事情,对孩子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 还是那句话:你是个什么人,比你怎么做要重要得多。我们在《中美好家长都为孩子做些什么》这期日课里讲过类似的道理。

***

最后我们再强调一次,想要获得幸福生活,“被接受”是比“地位高”更好的选择。普林斯汀说,这就意味着 ——

要帮助别人,而不是只顾自己的需求;

要关注别人,而不是只想要被关注;

要精心培养深入的关系,而不是收集更多的朋友圈“点赞”;

要让别人感受到接纳和欢迎,而不是自己感觉高人一等。

普林斯汀本人在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被忽略的角色。他一心只想学习,不善交际,同学们有什么活动都不带他,有时候还拿他开恶劣的玩笑。结果今天的普林斯汀专门写了一本关于欢迎度的书。

所以我猜,就算你现在的欢迎度不算太高,也不用太担心。

(全书完)

万维钢

最后,推荐给你武志红老师的心理学课专栏,武志红老师就提到过他在咨询中常用的技术:问来访者他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三件事,或者细节——“当你不再重复你童年的人生脚本的时候,就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戳此试读 ➡️ 武志红的心理学课:你想要什么样的自传


熊逸 18.6 | 彩蛋:剥削压迫并不划算

欢迎来到熊逸书院。今明两天的内容是从《圣诞欢歌》发散来谈的,既可以看成本周内容的延续,也可以看成周末彩蛋。今天我们谈谈《圣诞欢歌》里边的募捐情节,你只需要记住一个观点:把人当人来用,比起把人当做牛马或机器来用更划算、更经济,所以剥削和压迫即便仅仅在经济意义上也是不可取的。

(1)斯克鲁奇的“同等自由法”

昨天的结尾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就住在金酒巷旁边,有人趁着黑夜杀掉了那些酗酒、卖淫、喧闹的人,你会不会嘴上谴责,心底却在庆幸呢?

国外的文艺作品里,有一种精英类型属于反面侠客,他们暗杀流浪汉,肃清金酒巷,维护市容市貌。多数人当然做不到这样冷血,但至少可以保持冷漠。

当募捐的倡议摆在眼前的时候,斯克鲁奇就这样保持着冷漠。

见那两位善良而多事的绅士还不死心,斯克鲁奇直言不讳地说:“那不关我的事。一个人管好他自己的事情,别去干涉别人的事情,也就足够了。我自己的事情一直使我够忙的。再见,先生们!”

狄更斯用这番对话十足地凸显出斯克鲁奇的冷酷无情,但是,只要我们暂时把情感上的波动放在一边,就会发现斯克鲁奇的观念完全尊重了“同等自由法”。

苛刻的感伤主义者当然有理由反驳说:“斯克鲁奇不肯捐款,这当然损害了穷人的利益。”但这个理由如果可以成立的话,我自己也可以说:任何一本书籍的出版上市都损害了我的利益,因为它减损了我的书会受到的关注。在一个纯粹的自由市场里,所有人都是自生自灭的,你既有机会杀出一番富贵,也有可能因为一着不慎而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社会大潮浩浩汤汤,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任何个体的惨败都不妨碍整个社会的兴旺发达。

斯克鲁奇轻轻松松地摆脱了来自熟人社会的旧道德的绑架:救济贫困,即便这真有任何必要的话,那也是政府的义务,而自己既然缴了足额的税款,也就尽到了自己这份义务,凭什么总还有人嫌自己做得不够呢?

由此我们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从历史中看,政府通常都是由富人把持的,即便在个别情况下其中也出现过穷人的身影,但后者很快也都借由把持政府而发家致富了,他们为什么不会像斯克鲁奇一样呢,他们有什么动机来费力不讨好地救济穷困呢?

(2)血汗工厂并非因为不道德才没有前途

利他主义本能和高尚的道德情怀当然在其中发挥作用,但绝不会起着核心作用。任何一个还有理性的政府都不会愿意自己的治下有很多随时可以铤而走险的无产者。换言之,富人要想安心享福,就必须确保穷人不作乱。

斯克鲁奇如果眼光长远一点,一定也会发现穷人的生存处境其实是和自己息息相关的,如果政府做的不够,他完全有动机做一点额外的付出。他甚至可以想到,越多的穷人致富,自己的生意范围也就越大,自己也就可以赚得更多。今天的富国援助穷国,主要就是出于以上这两点思路。但投入产出比是否划算,经济账有时候比不上政治账好看。

斯克鲁奇即便能够想通这点,拒绝慈善仍然有利,因为这是一种“公地悲剧”的局面,穷人群体就是富人的公共牧场,你可以参阅12.3这一期的内容。

斯克鲁奇应该想不到这么深,他最多只会担心穷人没有被及时送进监狱。控制穷人不作乱的方法倒也不止一种。我们不妨假定富人全都是为富不仁、心狠手辣的角色,如果镣铐可以帮他们达成目的,他们绝对不会吝惜钢铁。但我们只要再做一个假定,假定富人是有正常理性的,懂得吸取历史教训,那么镣铐显然不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那么,上述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如何控制管理成本的问题,换言之,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于是,聪明的政府总会想办法保障穷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最好让他们有一点产业。“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一个人有了恒产,总会舍不得放弃这点恒产去铤而走险的。

对这种不得已的付出,富人很可能并不心甘情愿。那么,我们不妨假想一个社会,那里的富人以及富人所把持的政府拥有绝对的、而且成本低廉的控制手段——在高科技的时代,这样的假想其实不难成为现实——他们可以随意役使穷人,让他们做牛做马而不会担心他们的反抗,甚至不担心他们会萌生反叛的念头,那么,奴隶制会因此成为最经济的制度吗?

如果请亚当·斯密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他大概会这样讲:“不会的,人的创造力远远胜过牛马,所以,强迫他人做牛做马在大概率上不如放任他们做人来得更加有利。”

所以,无论是对于冷酷无情的资本家来说,还是对于代表富人利益的政府来说,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创造力才是最有利、最优选的方案。

把人当人来用,比起把人当做牛马或机器来用更划算、更经济,这并不需要人道主义者和慈善家的大道理。在这样的逻辑下,血汗工厂迟早会在自由市场的竞争里惨遭淘汰,这不是因为它们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效能不高。当然,这必须从长程来看,因为急功近利的时候往往倒行逆施才是最有效的方式,奴隶制的鼎盛期并不比自由经济的绩效更低,只是后劲不足罢了。尽管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坐等血汗工厂的消亡是断然不被容忍的,无论只需要等上一天还是需要等上一整个世纪。那么,站在国家的角度,征服一个国家,用枪炮和镣铐逼迫那些亡国奴做牛做马,这显然不是一桩划算的买卖。

但古人常常觉得这是划算的,因为他们对财富的理解是很直觉的、属于重商主义的。诸如粮食和矿藏,只有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被看作财富。于是人对财富的占有就是一桩零和博弈,我多占一分,你就少占一分,而商业的意义只在于互通有无,并不会创造额外的价值。我们且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论战,王安石要改革财政,通过制度上的转变来创造额外的收入,司马光的反驳很能代表经典的古代思维:天下财富就那么多,哪可能凭空变出来呢,政府的财富多了,民间的财富就一定少了,你这样做绝对是在与民争利。

那毕竟是价值一元化的时代,他们很难想到所谓“利益”、“价值”,都是十足的主观性的概念,甚至可以完全脱离生产活动而存在。试想一位宗教领袖高姿态地为万民祈福,所有人都蒙受了他的感召,觉得当下的生活是如此的幸福美满,或者虽然苦难重重,但每一个苦难都被解释为通往永恒天国的一级阶梯,因而变得非但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让人渴望去忍受更多的。这样的满足感是全世界所有的财富都换不来的,也不是GDP能够简单解释的。那么,这位宗教领袖为每个人、为全社会创造了多少利益、多少价值呢?

只要我们理解到价值的主观性,理解到信仰背后的商品属性,那么我们就该想到,今天的生活很可能并不比中世纪的生活富有,甚至并不比原始部落的生活富有,未来的生活也很可能并不比今天富有,世界首富很可能并不比一名荒漠中的苦行僧富有。

这倒不尽然是凭空的想象,因为中世纪的欧洲人大多都在这样的状态里向死而生。既然笃信永恒的天国,又何必在电光石火的尘世里汲汲以求富贵呢?他们比我们更加看得淡生死,看得轻名利。贵族不妨卑宫菲食,平民不妨箪食瓢饮,在黑死病泛滥之前,生活并没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感,因而也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多的焦虑和抑郁。他们收获的利益或价值,或者说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生产活动和物质财富带来的——只要做很小的付出,按时去做弥撒而已,换来的满足感或幸福感不会比今天花几百元一小时做心理咨询或者花上万元一天去海外度假更少。

信徒与神职人员的关系因此也可以看作经济关系的一种,前者付出的是物质财富和精神上的尊崇,后者提供的是可圈可点的心灵慰藉。在基于自愿的交易当中,双方共同受益。一切基于自愿的交易皆有利于双方,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一条原理。反过来讲,贸易制裁就好比一对夫妻闹了矛盾,一方以拒绝同床作为对另一方的惩罚。

这样的一条基本原理显然会推导出以下结论,即最大限度的、最不受干涉的自由贸易就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正如没有上帝干涉的自然界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下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使孔子不禁感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一切不适应环境变化、跟不上伙伴们与敌人们的进化脚步的生物都被无情淘汰,它们的呻吟与哀嚎在被任何人注意到之前就已经湮灭无闻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人类以自诩的同情心和未雨绸缪的计划性保障着在生存竞争中落败的同伴们还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使他们从不会少了翻身的机会,这对于富人或强者而言,算得上一件既利他又利己的事情。那么,为自由市场配置一个最低限度的、守夜人式的政府,把慈善交给市场,这似乎是经济制度设计上的一种最优方案了,是一种斯克鲁奇和克拉吉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今日思考

但是,守夜人政府永远都有一种自我膨胀的本能,换言之,它总是不肯安安分分地守着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每个人都知道集权政府的膨胀本能,但即便在民主框架里,假定曾经存在过某个守夜人政府的话,它也很容易膨胀得面目全非。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

今日得到

最后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谈了《圣诞欢歌》里边的募捐情节,你只需要记住一个观点:把人当人来用,比起把人当做牛马或机器来用更划算、更经济,所以剥削和压迫即便仅仅在经济意义上也是不可取的。

就到这里吧,我们明天见!

推荐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