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日记25下:画家

2017年6月28日 星期三 塔河-加格达奇 热

我们到达塔河火车站时,距开车时间仅剩十分钟了。川兄带我直奔售票窗口加塞儿。大兴安岭的人都很纯朴,没有人提出异议,售票员也很配合,替我随便编了一个身份证号,还没等我报上名字,票就已经递出来了,我刚走进车厢坐下,火车就开了,好悬。川兄这时间掐的,太有准了。

来去的票价是一样的。身份证号是随便写的,名字用n代替,是否意为“无名氏”?

这趟车有空调,乘客不多,安静舒适,不禁让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的那次浪漫之旅。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出公差,去长春给排水设计院取水文地质勘测报告。那时,从塔河到加格达奇每天只有一趟绿皮火车,票很紧张。我求我的同事(参见《人生》)帮忙买票。他说正巧,他妹妹那天当班,我上车后可以找她给安排座位。他长得眉清目秀,玉树临风,他的妹妹自然是要多漂亮有多漂亮。她头戴超大的铁路大盖帽,身着贴身的铁路制服,靓丽的青春晃得我不敢直视她的面容。她让我坐进了她的乘务室,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时不时进来陪我唠嗑。绿皮火车的噪音很大,喇叭里还不断重复播放《一路顺风》的歌曲(参见《绿皮火车》),即使把乘务室的门关上,她说的话我仍然听不太清楚。不过听不清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主要都是我在说,她只是天仙一般地微笑着看我,没怎么开口。我好像问过她能否让列车广播员别总放《一路顺风》,已经听得令人发疯了。她说那是自动播放的,她们天天听,早就充耳不闻了。不知她现在是否还在铁路系统工作。唉,没处打听了,我的那位好同事多年以前就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室友在加格达奇出站口接我,并帮我找了个车站附近的旅馆,用他的身份证登了记。又请我到饭店吃晚饭。

室友的工作很忙,他现任林管局某局局长,正陪着北京部委来的领导检查工作兼观察北极光。现在是游客最多的时候,加上一波波的各地领导,所以我才无法买到空调快车的票。他最近一个月内,已经去漠河看了好几次北极光了。

他抱歉说,前天晚上他还在漠河呢,没能和好友们一起在加格达奇车站接我。我感谢他帮我联系了十八站的老同事们,感谢他加我到微信群里,还给我提供了那么多有关十八站的资料(参见《人生》)。

室友的身材依然很好,看起来跟三十年前没多大变化。显然是他坚持体育锻炼的结果。在造纸厂的平房宿舍里,我俩一起住在外屋(参见《宾馆》),他每天一大早就穿着运动服出去跑步,风雨无阻。冬天时,室外温度在零下四五十度,他依然无所畏惧,令我十分敬佩。他是个衣服架子,还喜欢穿正式的衣服,总是显得与众不同。他用第一次发的工资买了一件真皮夹克,花了三百多元。1986年,一般人的月工资还只有五六十元。而我们的工资很高,有各种名义的津贴和补助,但我都攒了起来,什么也舍不得买。说实话,他那件真皮夹克确实漂亮,柔软光滑,挺括闪亮,没有一点儿暇疵。他还经常给皮夹克打油,也就是用海绵蘸上夹克油一点一点地擦。当他打完夹克油后,宿舍里就会充满一种刺鼻的味道,呛得我脑仁子痛。

我俩正吃着,室友的夫人进来了。服务员过来给加了一套杯碗碟,她说不用了,她正在减肥健身,晚上不吃晚饭。像所有口口声声减肥的女性一样,她其实很苗条,没肥可减。她是我们造纸厂的第一位女大学生,负责基建工地。我离开十八站时,她安排木工为我做了一个巨大的木箱子,是用没有节子的六〇红松宽板打造的,木料比我箱子里面装的行李还值钱,箱子本身比我的行李还重。她说,姐不想送你本儿呀笔呀的,送你点儿木料留着结婚用吧。到哈尔滨后,我把箱子拆开,把木板堆放在研究生宿舍的床底下,三年换了三次宿舍,搬了三次板子。留校后,搬到教工单身宿舍,单身四年,换了无数次房间与床位,搬了无数次板子。那些年,相亲屡试屡败,真想一辈子不结婚了。但是,想到为了搬这些板子所操的心和所费的力气,若是没有把它们派上用场,岂不是太不值当了。终于,那些被干燥窑干燥过的红松板又被自然干燥了七年之后,担负起了它们被赋予的历史使命。我根据这些板子的长度设计了一个多用途组合书柜,请好木匠打造出来,在新房里,兼具餐桌、写字台、微波炉架、碗柜、酒柜、饰物架、化妆台等多种功能,是我的合厨(两家共用一套两室无厅的房子)里最重要的家具,给我们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可惜离开哈尔滨时,没能带来,现在不知所终。

吃完饭后,室友两口子领我去主管科长家。我先去了一家水果店,挑了一兜子水果。付钱时,老板不收银行卡,我把钱包里的现金全掏出来,只够买半兜儿的。

是我要求去主管科长家的。室友说主管科长年龄大了,身体不太好,退休后,全靠后老伴和她的儿子照顾。而且他重听,唠嗑会很费劲。但是我坚持要去,我要跟他打听一个人。

主管科长的气色很好,嗓门很大,显示出他的身体状况不错,生活很幸福。室友说,主管科长的后老伴和她的儿子对他很尽心,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家庭关系非常融洽。她们娘俩住的是他的房子,花的是他的退休金,他的健康长寿,是全家人幸福生活的保证。

他的听力很不好,我必须把问题写在纸上。他说他不记得我是谁,因为我在十八站的时间太短,和他的工作接触不多。他也不记得萍是谁。

我又在纸上写到,萍不是你的侄女吗?她在咱们造纸厂的餐厅当帮厨兼服务员。

他说好像有那么个女孩,但那不是他的侄女,是负责审批林业造纸项目的某领导的亲戚,要求造纸厂给安排个工作。

这验证了我昨天在十八站打听到的结果,萍的名字是假的,姓也是假的,为了掩盖与审批领导的关系,萍被说成是主管科长的侄女。

晚上回到宾馆睡下,听见不断的汽车喇叭声以及火车的汽笛声,好像铁路就在耳旁,关紧窗户、拉上窗帘也没有用。大双人床上方的天棚里镶有一圈小彩灯,虽然不晃眼但是碍眼。这本是睡觉用的卧房,为什么要装修得像是卡拉OK的舞台一样呢?我找不到彩灯的开关,只得把电子房卡从取电插口里拔出来。所有的灯都灭了,小冰箱的嗡鸣声停了、浴室里的风扇也不响了,我一下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坠入时空隧道。


那时,我刚刚考完试回到十八站,发现我们的造纸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建的综合楼彻底完工了(参见《宾馆》)。一楼的餐厅开业了,二楼的客房和单身职工宿舍可以入住了,三楼的办公室也配好办公桌椅了。领导们和大学生同事们全都在外地跑项目,只有我、招待所所长、以及招待所和餐厅的工作人员住在这幢新楼里。

没有领导让我负责任何项目,因为他们都认为我快要走了,尽管考试成绩还没出来,但他们好像比我还更有把握。我强烈要求承担些工作,我要对得起领导们对我的照顾,再说,万一我没考上呢,得为自己留点儿后路呀。

领导说,你考的是家具设计研究生,就帮着所长装修综合楼吧。

我设计了餐厅的接待柜台和酒吧台,还让木匠做了一块方形的小牌子,我用油漆写上“招待所”三个小字,挂在大门边上。又让木匠做了一块大牌匾,我写上“松雪餐厅”四个大字,挂在二楼小阳台的围栏上。

松雪餐厅的主要任务是招待领导视察及接待各种检查团,主厨是大兴安岭最好的厨师,被我们总经理给挖到了造纸厂。帮厨兼服务员的就是萍。

每当需要陪客吃饭时,所长都会叫我上桌。因为一个酒桌上,总得有个帮着夹菜倒酒陪喝的。我是在十八站驻守的唯一一个大学生,还有可能是十八站林业局培养的第一位研究生(当年研究生还没有烂大街),不会降低客人的身份。那一段时间,我喝了很多酒,把一辈子该喝的酒都喝完了。

每陪吃一次,我就可以省一顿饭钱。我们内部职工在餐厅吃饭也是要收钱的,尽管价钱很便宜,我也舍不得花。有时所长没有通知我陪客,我也去餐厅转悠,见到机会就上。萍非常理解我,总是故意多摆一套杯碗碟,只要我上了桌,所长也就不说什么了。逐渐地,所长不需要再特意通知我陪客了。每次都是萍告诉我,说下顿饭有客人,先别着急自己买饭吃。

为了感谢萍,也是为了赖在餐厅里不走,我经常去后厨帮她洗菜,还帮她杀鸡。杀鸡是帮厨要为大厨做的份内事。杀鸡需要勇气、力气和技巧。那一段时间,我杀了无数只鸡,把一辈子该造的孽都造完了。餐厅也对外营业,有些客人喝高了时,开始对萍动手动脚,我就替她上菜、开酒瓶。开酒瓶是服务员要为客人做的份内事。开酒瓶需要力气、技巧和花式。那一段时间,我开了无数只酒瓶,把一辈子该开的酒瓶都开完了。

萍的房间和我的房间紧挨着。萍的床在女职工宿舍一进门口的右侧,我的床在男职工宿舍一进门口的左侧,所以她的床和我的床也“紧挨”着,中间仅隔一道墙。那是一道非承重墙,较薄,不隔音,我甚至能听见她的床板响。原来,她是直接睡在床板上的,没有床垫子,因为她不属于编制内的职工,副科长在给新楼配置第一批生活物资时,没包括她。我就把我的床垫子送给她。反正我就要走了,同宿舍的其它三位大学生都在外面出差,我随便拽一个床垫子对付一阵就行了。

某天,所长在加格达奇的一家宾馆餐厅看见一幅山水画,觉得大气非凡。宾馆的人告诉他,画家是哈尔滨师大美术系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所长找到他,请他给我们松雪餐厅也画一幅。所长把三楼的会议室交给画家暂做画室,还配了一张床,让他吃住在楼里,安心作画。为了表示对画家的尊重,有问题及时解决,所长让我陪伴画家,包括陪吃。萍在餐厅一角专门为画家和我放了一个小圆桌,摆两套杯碗碟。

这样我一天三顿饭都有着落了,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攒了钱寄回家。那是我在大兴安岭最美好,最舒适的时光。唯一的问题是画家爱吃辣的,我也不得不跟着吃辣的,那一段时间,我吃了无数的辣椒,把一辈子该吃的辣椒都吃完了,脸上起了很多红包。萍就从厨房里拿黄瓜和西红柿给我吃,告诉我说,生吃这两样东西可以消除青春痘。

画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总也画不完。其实他作画速度很快,几天就完成一幅。但是所长的要求越来越多,餐厅里挂上画以后,效果非常好,他进而要把各个楼层的楼梯拐角处、走廊上、客房里面,都挂上画。他还把画家的画当作礼品,送给上级领导和项目审查团。

画家和我们楼里的职工都混熟了。夏天的十八站昼长夜短,我们年轻人晚上都在一楼收发室里闲聊,不到十二点以后不上楼睡觉。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手机,谁见多识广就听谁聊。画家走南闯北、无所不知,给我们讲了很多新鲜事,别说服务员们和司机们没听说过,我这个大学毕业生也没听过。他还随着餐厅的大录音机连唱带跳地给我们表演迪斯科舞曲《路灯下的小姑娘》。他做的迪斯科动作可不仅仅是抡胳膊扭屁股,是带着花式的,我后悔上大学时怎么没去哈师大学几招,哈师大和林大的校园在同一条街上,走路仅需十几分钟。


《路灯下的小姑娘》
在那盏路灯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

其他人听他讲完或看他跳完之后总不禁要问我:“你是大学生吗?”,“你也给我们讲点儿啥呗?”,“你会跳啥舞?”。

某夜,收发室的闲聊散场了,大家都上楼睡觉去了,萍和我走在最后。她手里还拿着一根黄瓜。到了二楼楼梯的拐角处,萍说:“吕哥,我要问你一件事,咱们到阳台上去说。”

那时的十八站还没有路灯,小小的阳台上也没有灯,但在白夜里,伸手可见五指,张口可见牙齿,萍那双明亮的眼睛也在闪着光。她咬了一口手里的黄瓜,顺手递给我。我接过黄瓜,掰成两截,把她咬过的那截还给她,她的目光暗淡下来,说,画家要和她好,她让我帮她拿个主意,因为她觉得画家不像个真大学生。她说自己配不上大学生,他不是真大学生反倒好,她只想让我探探他是否真的还没有对象。

吕文新
2017年10月整理于新西兰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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