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白居易,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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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之前读柳集时的教训,读卷数较多的集子改为分阶段写札记。第一册为诗集一到四卷,即分类为「讽谕」的四卷计一百七十余首。乐天诗文集卷帙浩繁,之前对他也没有什么了解,这里只读了四卷所写的札记必然有极大的偏颇之处,还望谅解。

本来没有读乐天诗的打算,而手机上的《伊利亚特》读完了一时又找不到别的书,就把他的诗集的扫图放在手机上,一有空闲就拿出来读一读,后五册可能也会这样读下去。

本来想写得更有条理一点,笔力和学力都不足,写得还是很零碎。读的时候对一些单独的篇目做了简单的笔记,整理起来比较麻烦。虽然觉得价值不大但又不太舍得全部丢,有些无奈但最终还是削去了那些笔记。

乐天把诗当成宣传的工具,显然一首诗比一篇文章更容易传诵。《新乐府·序》正是表明了这一创作理念:

「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因此他的着眼点不在己而在人,他的讽谕诗是为人而作的。他写的是诗,他保有了诗的含蓄性,他的很多讽谕诗都在用诗六艺的「比」的手法。但他又担心读者没有理解他的意思,想方设法让读者读懂,其结果就是在诗里解释诗,《新乐府·序》提到的「卒章显志」正是其体现。这必然导致诗的繁缛,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说得很清楚:

「香山作诗,欲使老妪都解,而每似老妪作诗,欲使香山都解;盖使老妪解,必语意浅易,而老妪使解,必词气烦絮。浅易可也,烦絮不可也。」

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和答诗·序》里自道其病: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

前些年读《蕙风词话》,有这样一则印象很深:

「吾词中之意,唯恐人不知,于是乎勾勒。夫其人必待吾勾勒而后能知吾词之意,即亦何妨任其不知矣。曩余词成,于每句下注所用典。半塘辄曰:『无庸。』余曰:『奈人不知何。』半塘曰:『傥注矣,而人仍不知,又将奈何。矧填词固以可解不可解,所谓烟水迷离之致,为无上乘耶。』」

尽管词与诗有很大区别,他们的创作理念也不同,但在诗词中解释诗词的问题还是很明显的。

他的诗其实更适合写成文:如《和答诗·和大觜乌》,同样是以鸟为喻体,柳子厚的《鹘说》就是一篇不错的寓言。又如《和答诗·答四皓庙》,写成一篇驳论文显得更为精湛。简而言之,乐天硬是将更适合文的内容写进了诗。

乐天将文的内容写入诗,不免以文为诗,如《和答诗·和雉媒》的开篇:

「吟君雉媒什,一哂复一叹。和之一何晚,今日乃成篇。」

这一段显然可以看成一封回信的起笔,在书信中很自然,而在诗中就显得多余了。

诗和文有共通之处,但诗和文必然是不可彻底调和的。一篇文章可以旁征博引,反复论述,只求将道理说通,而这是诗做不到的。诗有着含蓄美,这种美的根源之一在于诗化过程中的文意损失。

第一步是用诗体把想说的内容传播开来,第二步就是希望诗中反应的问题能得到解决,这是从《诗经》时代就存在的理念。乐天尽最大努力达成了第一点,但第二点就说不准了,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似乎并不大。我反对他的诗歌理论,但我尊敬他的这种志意。

虽说《诗经》可以被当成教化的工具,但《诗经》的作者和拿《诗经》来教化的人并不是同一人。如果《诗经》的文字本身就很直白地点出了教化的目的,那还需要后世的各种注疏干什么呢?注疏是对《诗经》文本的一种解释而已,即便《诗经》的作者真的怀有教化的目的,他也没有像乐天一样想方设法让所有读者都明白他的意思。

尽管乐天调和了诗和文的不同,尽管乐天用了各种方法让他想表达的意思变得清楚,他为此牺牲了诗的文字美,然而他可能没有留意到,诗的容量损失的不止是他不在意的文字美而已。以他的《新乐府·盐商妇》为例,陈书录先生《中唐至明中叶诗歌中农商观念的转变及其意义》一文中说:

「白居易一方面反对背弃仁义道德的商贾,强调『划革弊法,沙汰奸商』,另一面则主张士、农、工、商等『四人(民)和钧』。」

「他主张以轻重政策调节货币、谷帛、财物之间的价格,调节士、农、工、商等『四民』之间的关系,使『四人(民)之利咸遂』,『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

「但是,他的诗歌创作有时与『农商交利』的思想不一致,甚至有某些倒退的现象。」

「(《新乐府·盐商妇》)诗的最后呼唤『桑弘羊』,意在倒退到『重农抑商』的汉武帝时代(此处专指朝廷的农商政策)。」

对于农商问题,他在策论里可以提出有见地的对策,而他在诗歌中却只能揭露出这一问题本身。揭露完问题后,诗已经没有容量给他写对策了,这时候他就只好搬出「桑弘羊」了。实际上他并不认为照搬桑弘羊的做法就行,这里的「桑弘羊」更像是代表解决农商问题对策的符号。策论的重点是解决问题,而诗歌的重点在揭露问题,他想让诗歌承担文章的作用,结果在诗歌中给出的问题对策却只能搬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符号。不止此篇如此,如王闿运批《新乐府·红线毯》就指出最后两句「正可欺书生」。我在读的时候也记了一点不太合理的地方,但把那些内容一一拿出来质疑似乎也没有太大必要,故从略。

乐天是有才情的诗人,他在讽谕诗中不追求文字的绮彩,但有时会不自觉地将所写的内容诗化,如《大水》:

「苍茫生海色,渺漫连空翠。」

本来是写水灾的诗,但这两句正面描写大水却给人一种美感,换言之,他不自觉地用了欣赏的笔调来写。当然这样的不是很多,《大水》诗其他写水的部分:

「闾阎半飘荡,城堞多倾坠。」

「风卷白波翻,日煎红浪沸。」

这些部分退去了欣赏的美感,有了水灾的感觉。

除了上述的无意识诗化的内容外,他对一些反感的事物并不是一律排斥的,他的审美并没有被他的道德观所束缚,这也是他作为诗人的体现。如《新乐府·五弦弹》:

「第一第二弦索索,秋风拂松疏韵落。

第三第四弦泠泠,夜鹤忆子笼中鸣。

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

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

铁击珊瑚一两曲,冰泻玉盘千万声。

铁声杀,冰声寒。

杀声入耳肤血憯,寒气中人肌骨酸。

曲终声尽欲半日,四坐相对愁无言。」

这一大段音乐描写极尽诗才,如果不是后文通过「卒章显志」的手法点出了主旨是「恶郑之夺雅也」,几乎要成为一首写音乐的名篇了。一定程度上这样的描写反而削弱了讽谕的性质,这既是诗之美的要求,又是他诗人性格(而非道德家性格)的体现。

又如《新乐府·陵园妾》:

「松门到晓月裴回,柏城尽日风萧瑟。

松门柏城幽闭深,闻蝉听燕感光阴。

眼看菊蕊重阳泪,手把梨花寒食心。

把花掩泪无人见,绿芜墙绕青苔院。」

《新乐府·上阳白发人》:

「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

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

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

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这些部分都是很优秀的宫怨诗,虽说一般写这个题材或多或少都带有同情,但比起其他令人值得同情的题材,宫怨或者闺怨诗更具有审美性。乐天在这里也没有消去这种审美性。

悲剧之所以作为悲剧在于其与现实世界有所隔阂,故而可以欣赏。乐天的讽谕诗着力于消去这种隔阂,泯去欣赏的价值,把人所逃避的悲惨的现实直突突地立在人的眼前。而上述几则,或多或少增加了这种隔阂。

同样是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作,《新乐府》比《秦中吟》好很多,歌行体的优势可见一斑。歌行讲究自然音韵,乐天显然在这方面是好手。

他的才华,仅是从他将民情世道的方方面面写进了诗就可看出。尽管我不喜欢《秦中吟》《新乐府》等组诗,但他在这些组诗中把想写的内容都写出来了,其中的遣词用句,结构安排,也肯定下了很大功夫。这些功夫不会因为文字浅白而减少。能在诗中包罗万象是无可否认的才华。像《燕诗示刘叟》这样体现时情的作品,作为诗固非好诗,写成诗已是不易。

乐天的一些讽谕诗在后世发生了变化,《新乐府·井底引银瓶》是其代表:

「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

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

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

「瓶沉簪折」在宋词中常被用作男女离别的意象,而他的本意是「止淫奔也」。后世词人对他的文字本身的关注显然甚于对他讽谕内容的关注,虽非他的本意,也确是他的才情的体现。

他的一些讽谕诗颇有理趣,如《寓意诗(翩翩两玄鸟)》《问友》。这样的诗需要读者品味咀嚼,具有诗的含蓄性,较《凶宅》等作品更近于诗。但归根结底,终非诗之上乘。

乐天的《续古诗十首》在四卷讽谕诗中别具一格。尤以「掩泪别乡里」一首最佳,颇得古意,摇曳生姿,可谓四卷之压卷。

尽管四卷诗都归入讽谕内,但被谪江州后的作品如《放鱼》已与之前的作品不同,这首诗比起之前的「向外」,更近于「向内」了。同是讽谕诗,有《新制布裘》中的: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

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也有《读史(祸患如棼丝)》的:

「何不从之游,超然离网罟。」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讽谕诗的内容更近于咏怀,与针砭时弊还是有所区别的。

王叔岷先生《钟嵘诗品笺证稿》里提到应休琏诗开白诗先河,宋育仁先生《三唐诗品》也指出乐天诗出自休琏诗。休琏诗完整保留的只有《文选》卷二十一所录的《百一诗(下流不可处)》,另有十余则断句和无法判断是否为完篇的作品(如《艺文类聚》卷二十四所录的《百一诗(年命在桑榆)》)。尽管休琏诗散佚颇多,但从现存的文字中确实能看出和乐天诗之间的联系。

休琏入选《文选》的那首诗尽管很像乐天的讽谕,但文字高古,休琏能入《诗品》的中品也是因为文字本身的功夫。文字高古并不意味着难懂,但乐天所追求的通俗定然难于高古。至少从乐天诗费力于自我解释这一点上就已经次于休琏诗了。

休琏其他的诗作,如《百一诗(年命在桑榆)》,命意颇同于《秦中吟·伤宅》《新乐府·杏为梁》,《百一诗(洛水禁罾罟)》则有《新乐府·昆明池》的含义。兹不枚举。

总而言之,只看他的讽谕诗,才情有余,诗心不足。不过他在写讽谕诗的时候压根没考虑过这些问题,着眼点完全不同。

2016-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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