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箭悟禅录》读书笔记

作者:Eugen Herrigel(欧根·赫里格尔)
译者:余觉中
版本: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2011年3月第1版
来源:Amason 购买的 Kindle 版

Three archers, Japan, 1860s

前几天看到这张老照片,谈论到“弓道”,使用“射箭”这一种已经完全失去了实战意义的方式来进行“道”的训练,以达到“禅”的状态,所以找到了这本在西方颇具影响力的《学箭悟禅录》学习这背后的故事,果然如猜想的一般,在各种“道”(作者说的是:弓道、剑道、插花、茶道、舞蹈、美术)的背后,有很多共通性的东西。

德国人赫里格尔的这本《学箭悟禅录》在西方颇有影响力,乔布斯也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在“译后语”中表述道:

本书的奇妙还要归功于东西文化的有机结合。如果说东方文化长于不可道之道,那么西方文化则长于可道之道。既然道体或禅是不可说的,那么说了也等于白说,但不说又无法传道,所以不可说还要说。孔子说“吾欲无言”,还是留下了《论语》,老子说“不可道”,还是留下了五千言,释迦佛说“不可说,不可说”,还是说了四十九年法。因为明白了本质上的不可说,就不会在说上太下工夫,往往是随机而说,对机而说,就象禅宗的公案,容易让一般人看了感到莫名其妙,莫测高深。西方人将绝对真理看作是自在之物,认为是人不可知的,干脆不理它,于是将学问重点放在探求可知上,于是逻辑思维极其发达,理论的表述也严密而精准。作为一个擅长理论表述的西方哲学家经过六年训练又同时获得了不可道的神秘体验,再来说这不可道之道,尤其是说怎么进入这不可道之道,其道不可道的能力与效力自然跟纯粹是禅师的开示,或纯粹是理论性的探讨不可同日而语。这种特殊的因缘聚合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也是罕见的,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恐怕也是此书问世六十多年以来在东西方畅销不衰的一大原因。

禅解决的是行为和自己的关系,那么行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还需要再学习和探索。

摘录:

透过箭术的演练——不单是箭术,实际上在日本乃至远东其他国家所习练的所有艺术,我们注意到这些艺术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既非单纯出于功利的目的,也不是纯粹为了获得美的享受,而是旨在炼心;确实,旨在使自己的心与终极存在相连接。因此,习射不单是为了中靶,舞剑不只是为了克敌,舞蹈不仅仅是为了让肢体表演某种有节奏的动作。首先,大脑必须处于无意识状态。

长期的灵魂抑郁,苦思冥想,使我在事物间几乎迷失方向。恍惚间,撞上了禅。最初的震撼记忆犹新:禅也许是我所体认到的迄今为止对存在的最深邃的一次努力,因为它最贴身,丢失得也就最少。任何哲学,都不乏至理名言,但尽管自圆其说,毕竟难遮“分别”的勉强。只有禅,甚至连至理名言也要穿透:“逢佛杀佛”……在生中动;又通过动,来透彻生。

真正的大师,不到绝望处,决不指迷津。

赫里格尔于1884年3月20日出生于德国海德堡。在海德堡大学求学期间,他先学习神学,后转向哲学,后来又迷上了神秘主义,并因此对禅发生兴趣。他认为,在所有宗教里,最神秘的莫过于禅。为了习禅与了解日本文化,赫里格尔于1924年去日本,并在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任讲师,教授哲学与古典文学。在其后的六年时间里,他一边教学,一边向日本著名的弓道大师阿波研造学习箭术并借以悟禅。
阿波研造大师是位百发百中的神箭手,1920年,在他不惑之年的某一个深夜,当他独自一人在演习厅面对靶子射箭的时候,突然产生了悟境:随着自我消失的念头掠过脑际,他听见一种奇妙的声音回荡在虚空中,那弓弦的嗡嗡声以及箭穿靶子的声音是那么的清晰、响亮、强劲,是他过去不曾听见过的,在那一瞬间,他的自我融入到无边的虚空,化为无数的尘埃……经历了这次“大爆炸”的神秘体验,阿波研造开始宣说他的射道主张。其中“倾毕生之力于一射”与“射里见性”成为他射道主张的核心理念。虽然根据学者研究,阿波研造一生中跟禅师并未有过什么接触,也未习练过禅坐之类,但他通过精勤的习练弓道,自然达到了“弓禅一味”的境界。赫里格尔是在阿波研造经历“大爆炸”一年之后才成为他的弟子的。难怪在弓道的整个传授过程中充溢着如此浓厚的禅味。因此,赫里格尔是幸运的,他碰上了一位“过来人”。为什么禅宗在六祖以后有不少人流于口头禅或狂禅,其根本原因恐怕在于缺乏“过来人”的缘故。赫里格尔也是值得敬佩的,作为一个西方人,只花了六年时间便进入东方文化最难进入的神秘境界,掌握了“无艺之艺”,参透了生死之谜。而阿波研造竟能带出这么一位西洋弟子,其勇气、毅力与智慧更值得人赞叹!1929年,赫里格尔离开日本回德国,在埃尔兰根大学任教授。1936年,赫里格尔发表了一篇关于日本弓道的论文,直到1948年才出版了《学箭悟禅录》这本小书。1951年,赫里格尔退休,并隐居于加米施。1955年4月18日,赫里格尔因肺癌而魂归道山,享年71岁。

《学箭悟禅录》也是一本谈禅的书,但跟一般的谈禅书又不一样。它不是临济式的棒喝,也不是谜语式的公案,更不是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而是一位天性与禅的本性相差甚远,并在禅的相反方向已走出很远的德国哲学家,关于自身如何在日本箭术大师的指点下,逐步跨越悟禅路上的一道道难关——开始时怎样以指为月,后来又如何循指见月的体验性记述。因为赫里格尔是将悟禅与箭术联系起来谈,禅就不再是抽象玄奥、高深莫测的东西,学箭的过程就是悟禅的过程,于是禅便显得具体可感、可触可摸了。又因为作者记述的是从一个极致走向另一极致的切身体验,故写起来有血有肉,生动真切,具有特别强的感染力与说服力。习禅者在修习的过程中如有相似的体验,可从中得到印证;对于一般的读者,本书也有相当高的指导、启发价值。本书写于40年代,至今仍被视为西方人写的有关禅的最佳著作之一,在西方成为一版再版的畅销书,这绝不是偶然的。

从传统意义上说,日本人将射箭尊为一种艺术,奉为民族传统,但并不将之看作体育运动,而是——初听也许会觉得奇怪——理解成一种宗教仪式。因而,所谓“射箭的艺术”,或曰“弓道”,指的并不是运动员多少可借由肢体的锻炼能加以控制的那种能力,而是这么一种能力:它的来源要从炼心中去找,它的目标在于射中心灵的靶子,以使射手主要是朝自身瞄准,甚至能成功地射中自己。

然而,切记这种艺道那独特的精神并非到近代才需融回到弓箭的使用上去,在过去总是跟弓箭密不可分,现在由于它再也不用在血战中证明自身,这种精神便更直接,更令人信服地显露了出来。说弓道所传承下来的技艺由于在战斗中业已失去其重要性,而变成了一种适意的消遣,以至成为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是不正确的。弓道“奥义”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按照“奥义”的说法,弓道仍是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它是射手与自身的较量,这种较量不是可有可无的摆摆样子,而是与一切外部——例如跟一个有形有体的对手——较量的基础。在这种射手与自身的较量之中,这种艺道隐含的实质便显现了出来,而教授此种艺术总是抛开那种骑士式较量所依赖的功利目的,并不扼杀任何本质的东西。

然而,尽管禅家作了种种努力,但我们欧洲人对禅的本质的洞察力仍然极其有限。人们似乎无法对之作更深的钻研,刚刚走了几步,人们的探索直感就面临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包裹在不可穿透的黑幕之中的禅,看来一定是东方的精神生活所制作出的最奇异的谜:难以解开,却又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在禅宗文献中,这样的描述几乎是完全缺乏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禅师绝对拒绝为人们作任何关于过幸福生活的训导。他从个人的经验得知,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老师作尽职的指导,没有大师的帮助,是没有一个人能自始至终坚持到底的。

因此,当有人问我——那时我已是一所大学的讲师——是否愿意去东京大学教授哲学时,我以特别的欣喜之情欢迎这一了解日本这个国家与人民的机会,仅仅因为能够提供接触佛教并进而接触玄学内省式的修炼这一点,也值得我一去。因为我早有耳闻,日本具有精心保护起来的、活生生的禅宗传统,具有经过几世纪检验的教授艺术,最重要的是具有深谙心灵指导艺术的禅师。

我有个同事是法学教授,叫小町谷操三,他已学了二十年的弓道,当之无愧地被看作是大学里最佳的弓道能手,我求他替我向他从前的老师,著名的阿波研造大师说情,想成为他的弟子。起先,大师拒绝了我的请求,说他以前曾一时糊涂教了一位外国人,结果后来一直感到后悔。为了使学生免于背上这门艺术特有的精神包袱,他不准备作第二次让步。直到我坚持认为一个如此严肃看待自己工作的大师收我做他最年轻的学生是非常合适的,直到他看出我愿意学习这门艺术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奥义”的缘故,他才收我以及我的妻子做他的弟子,因为日本很久以来就有让女性学习这门艺术的惯例,更何况大师的夫人和女儿们都在勤练这门艺术。

“你做不到,”大师解释说,“这是因为你呼吸不当。吸气后要轻轻地将气往下送,让腹壁尽量扩展开来,屏一会儿气,再尽可能缓慢均匀地呼出。略停后,又快吸一口气,一呼一吸,绵绵不断,以后便会渐渐地形成一种节奏。如果呼吸得当,你就会感到射箭一天比一天容易。因为通过这种呼吸练习,你不但能发现一切精神力量的源头,而且,你越放松就越能使这种源泉更充盈地流动,更容易注入四肢。”似乎是为了证实一下,他拉开了那张强弓,叫我站在他的身后摸他胳膊的肌肉。那肌肉的确非常放松,仿佛什么力气也没有使一样。
我练起了新的呼吸法,开始时不用弓箭,直到呼吸得相当自然。起初那种明显的不舒适感很快得到了克服。大师把呼气时要尽可能缓慢而平稳地呼到最后看得非常重要。为了在练习时能更好地加以控制,取得更佳的效果,他让我们将呼气跟哼一个音符结合起来。只有当这个音符随着最后一口呼气结束后我们才准许再次吸气。大师曾说,吸气是收敛、结合;屏气是让你把每个动作做得准确;而呼气是克服一切限制后的松弛与完结。但在当时,我们还不能理解这段话的真义。

有一次在跟小町谷先生谈及此事时,我问他,对我为能做到用“神意”来拉弓所作的无效劳动,大师为什么袖手旁观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强调正确的呼吸方法。他回答说:“真正的大师必定也是高明的老师。对我们来说,两者是不可分离的。要是一开始就教呼吸练习,他就不能使你信服呼吸练习对你所起的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正像船只失事后,你得通过自身的努力吃一点苦头,然后才愿意抓住他抛给你的救生圈。不骗你,我以自身的经验知道,大师对你及其他任何一个弟子的了解远远胜于我们了解自身。他能洞察弟子的灵魂,看到他们隐秘的自我。”

而且,大师的话在学校流传着——“谁在开始时进步快,以后遇到的困难就会多。”对我来说,开始太不容易了。那么,这不正意味着我可以有理由信心十足地面对就要到来的一切,面对我已开始感觉到的种种困难吗?

这种发射的力量要不是通过那颤动的弓弦所发出的尖利的“嗡嗡”声以及箭那强大的穿透力表现出来,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这种力的存在。至少,大师放起箭来是那么的简单、随便,仿佛是小孩玩耍似的。
这种举重若轻的表演是东方人特别推崇、赞赏的一种艺术美的展现。

“我是持这种观点。我们这些弓道大师会说:射一箭,毕生力!

日本的教育方法试图灌输的就是这种对形式的掌握,无休止地练习、重复、不断强化地反复练是其显著的特点,至少一切传统的艺术都是如此。老师演练示范,学生体察模仿——这是师生最基本的关系,尽管最近几十年来随着新的教育科目的增添,欧洲的教育方法在日本也有了立足之地,并不可否认地为日本人所理解与采用。

水墨画家坐在学生面前。他审视一下毛笔,慢慢地将它准备好以便使用。细心地磨好墨,铺直放在他面前席垫上的长幅画纸。最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高度入静——此时他端坐在那里仿佛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之后,他疾然下笔,毫不犹豫,那一气呵成、不需修改增添的画作便可供学生作临摹之用了。
插花师傅开始上课时先小心翼翼地将扎住花束的韧皮解开,并小心地卷起来将之放到一边。接着他将花一枝一枝地审视过去,经过反复检查,将最好的挑出来,细心地将它们弯曲成与其功用正好相称的形状,最后将之插进一个精致的花瓶里。完成后的图景看起来仿佛就像师傅猜到了造物主于幽梦中所瞥见的东西一样。
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也不想多举例了——师傅的一举一动仿佛旁若无人,他们几乎不屑于看学生一眼,更不会开口说一句话。在做预备活动时,他们沉静而从容;进入构思创作时,他们凝神而忘我;自始至终,无论学生还是老师看起来都默然无语,而整个过程又确实具有那么强的表现力,就像一幅画作用于观赏者一样。
但是,这些预备性的活动尽管不可避免,老师为何不让有经验的学生来做?老师自己磨墨,自己如此细心地解开韧皮而不是将之割断随便扔掉,是不是会给他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插上翅膀?此外,又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在每一堂课都一如既往地重复这一过程,并让学生一成不变地照着去做?他墨守这种传统的成规是因为他从经验中得知这种创作前的准备活动会同时将自己引入到合适的创作心态之中。在准备过程中,那沉静悠闲的动作会使他得到至关重要的放松与浑身所有力量的均衡,并使他收心敛神,灵觉现前。没有这些条件,要搞好创作是不可能的。当他以无求的心态沉浸在他所做的事上,他就会迎来这么一个时刻:作品以理想的形态浮现在他面前,仿佛是它自身自动完成的一样。弓道中的步法与姿势是这样,在这种经过修正的形式里,其它艺术的准备活动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只有在这样做不合适的场合,比如像神乐舞手、歌舞伎演员等,这种自我收心与自我消融是要在登台之前习练的。

**假如学生的才具能经受得住逐渐增加的紧张,那么,在他通往精通艺术的路上有一个几乎难以避免的危险在等着他。这种危险不是在无所事事的自我满足中消磨时间——因为东方人并不具有这种自我崇拜的习性——而是滞留于他所取得的成就。这种故步自封的现象因他的成功而强化,因他的名声而放大。换言之,其危险在于艺术家的表现:仿佛他的存在便是证明他自身正确的一种生命形式。 **
老师预见到这种危险,他细心而熟练地及时干预学生,让他从自我中摆脱出来。其方法是轻描淡写地向学生指出——仿佛考虑到学生已经学过的所有东西,这似乎是不值一提——一切事情只有当一个人处于真正无我的状态,当“他自己”不再存在的时候才能做得恰到好处。此时存在的只有精神,一种没有自我迹象的灵觉,因而能做到“以眼听声,以耳观形”,纵横上下,遨游无极。
这样,老师让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前进。而学生,随着感受性增强,也感受到老师向他展示的某种他常常听说但其深蕴依据他自身的经验还只能初见端倪的东西。这种东西,不管老师叫它什么或不叫什么,都不重要。反正学生能理解老师,即使在他沉默不语的时候。
重要的是内在运动借此得以引发。老师寻求这一现象,但并不作进一步的说教以免影响进程——过多的说教只会起干扰作用——而以他所知道的最秘密、最亲切的方法帮助学生:那就是通过佛教界所说的直接传心的方法。“就像人们用燃烧的蜡烛点燃其它蜡烛一样”,老师以心传心,将真正的艺术精神传递过去,以期照亮学生的内心。如要将这种艺术精神传给学生,他就得记住,作为艺术家,如要履行自己的天职,他必须修炼的内功比一切外功——不管多么引人——都更重要。

我不否认我曾心情抑郁地度过一个又一个小时,思考这种对时间的浪费是否值得——因为它跟我迄今所学到的、所经历过的看来都无任何关系。我的一位本国同胞曾说过,在日本除了这种低级的艺术以外还有别的更重要的艺术可供选择。这句具有讽刺意味的话尽管我当时并未放进心里,可现在又回到了我的脑海。当时他问我如果我学会了这种艺术打算做什么,现在看来这个疑问不再是那么的荒诞不经了。
大师想必感到了我是怎么想的。小町谷先生后来曾告诉我,大师为了找到如何从我已经熟悉的侧面来帮助我的方法,曾试着啃一本日本的哲学概论。但结果是绷着脸放下了书,说他现在终于明白,一个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人自然会发现弓道是异乎寻常的难学。

在我看来,重新上课后我射出的第一支箭射得极其成功,平稳而出乎意料。大师看了我一会儿,接着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犹豫着说,“请再来一次!”第二箭在我看来甚至比第一箭射得更好。大师一言不发地向我走来,从我手里拿过弓,在一个坐垫上坐下,背朝着我。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便退了下去。
第二天,小町谷先生告诉我说,大师谢绝再教我了,因为我曾试图欺骗他。对我的做法这样看待真令我惊恐万分。
我向小町谷先生解释,为了避免老是在原地踏步,我是如何想出这种放箭法的。由于小町谷先生的说情,大师终于打算让步,但要继续上课得有个条件,即我必须明确地答应以后再也不能触犯“奥义”的精神。
即使深深的羞愧没有治愈我的痼疾,大师的举动也一定会将我治好。对于这场风波他甚至只字不提,而只是语气很平静地说,“你知道处在最紧张的点上做不到无求的等待其结果会怎样,于是,你会不断地问自己:我能做得到吗?不这样,你甚至连做都不会学着去做。耐心等待吧,看看会出现什么,又是怎样出现的!”

**一天,我射过一箭后,大师深深地鞠了一躬,突然停了课。“刚才‘它’射出去了!”他喊道,而我则迷惑不解地直瞪着他。当我最后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不禁兴奋得欢呼起来。
“我所说的,”大师严肃地对我说,“不是表扬,只是不应使你感到沾沾自喜的一句话。我的鞠躬也不是为你而行,因为这一箭射得怎样你全然不知。这一次你在最紧张的时刻绝对做到了忘我与无求,因此,箭离开你就像瓜熟蒂落一般。好,接着练吧,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

“唉,至少我们已度过了最难过的关头,”当有一天大师宣布说我们要接着开始新的练习时,我便这样对他说。“行百里者须视九十为其半,”他引了一句谚语答道,“我们的新练习是射靶子。”

“那正是我想不通的地方,”我回答说,“你说该射中的是真正的、内在的目标,这话的意思我想我是明白的,但是为什么射手不用瞄准就能射中外在的目标,即那个纸盘,而射中纸盘又只是内在事件的外在证实而已——这种关系我百思不得其解。”
“你心存幻想,”大师过了一会儿说,“误以为即使是对这些模糊不清的关系那粗浅的理解也会有助于你。实际上这些过程是超出理解力范围之外的。别忘了即使在自然界里也有不可理解的对应关系,然而却又是那么的实实在在,我们对它们已经习以为常,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异常之处。我给你举个我常常感到迷惑不解的例子。蜘蛛跳着舞织网时并不知道会有苍蝇自投罗网,苍蝇在日光中漫不经心地飞舞时被蜘蛛网粘住,却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等着它。但是‘它’通过两者在舞蹈,并在这种舞中内外统一了起来。同理,射手不用瞄准却能击中靶子——更多的道理我说不出来。”
尽管这一比喻牢牢地占据着我的头脑——当然我不会将之视为满意的结论——我心中仍有某种东西使我的心情难以平息,不让我平心静气地继续练下去。一个异议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于是问道:“您练了这么多年,应该会带着梦游者的把握不由自主地举起弓箭,尽管在拉弓时您并无意瞄准,可必定会射中靶子——不可能射不中,这至少是可以想象的吧?”
大师对我那些烦人的问题久已习以为常了。他摇了摇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否认你所说的也许有一定道理,我的确是面向靶子站着,这样我肯定会看见目标,即使我不刻意注视那个方向。另一方面,我知道这种看见是不够的,决定不了什么,解释不了什么,因为我看见目标如同没看见一样。”
**“这样说来蒙上眼睛你也应当能射中吧?”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大师向我扫了一眼,我不禁担心冒犯了他。接着他说,“今晚你来见我。” **
我在他对面的一个坐垫上坐下,他递茶给我,但一言不发,我们就这样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此时万籁俱寂,耳边但闻烧红的煤块上那水壶的吟唱声。终于,大师站起身子,向我做了个手势示意我跟他走。演练厅灯光明亮,大师叫我在靶前的沙堆上插上一支又长又细如织衣针般的线香,但并不打开靶台上的电灯。光线是那么的暗淡,我甚至连靶台的轮廓都看不清,要不是线香那微弱的光亮,我也许能猜出靶子的位置,但确切的位置是辨认不出的。大师“舞”过仪轨后,射出了第一箭,那箭从灯光炫目处飞向沉沉的黑夜。从声音来判别,我知道已射中了靶子。第二箭也射中了。当我打开靶台上的灯时,我惊奇地发现第一支箭不偏不倚正好射在靶心正中的黑点,而第二支箭则扎入第一支箭的尾端,透过箭杆,最后紧靠着插在靶心上。我不敢将两支箭分别拔出来,而是与靶子一块拿回来。大师带着品评的眼光审视着这两支箭,然后说道,“第一箭,你会想,算不上什么大本事,因为练了这么多年,对靶台的位置我已非常熟悉,即使漆黑一片,我也一定知道靶在哪里。这也许是对的,我也不想装假。但这射到第一支箭上的第二支箭你是怎么想的呢?无论如何我知道这一箭的功劳不应属于‘我’,是‘它’射出去,是‘它’射中靶子的。让我们就像在佛前一样向靶子鞠躬吧!”
大师的这两箭显然也射中了我:一夜之间我仿佛变了个人似的,我再也不会为射箭的事感到担忧了。而大师的做法则进一步增强了我持这种态度的信心:他从不看靶子,只是盯着射手,箭射得怎样,似乎凭此就可向他提供最可靠的答案。我这样问他时,他就直率地承认的确如此。我自己就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证实他对此事判断的把握性一点也不亚于他射技的精准。这样,通过深度入静,他将弓道的精神传给了学生。我敢以自身的体验——对此我曾疑惑过很长的时间——证实以心传心的说法不只是一种譬喻,而是一种可触可摸的现实。那时,大师给予我们的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帮助,他同样称之为直接传心。如果我老是射不好,大师就拿我的弓射几箭,而我便有了惊人的进步:拉弓时觉得弓仿佛换了一张似的,变得更听使唤,更善解人意了。这样的事并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即使是跟随大师时间最久,经验最丰富的学生,尽管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但都把这一点看作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听到我提问像是想要加以证实似的,都感到大惑不解。同样,每一个剑道大师都坚信,那经过千辛万苦并倾注无数心力而铸成的每一把剑都蕴含着铸剑师的精神。实际上,铸剑师在铸剑时就是穿着礼服的。剑道大师们的经验实在太丰富了,他们的技艺实在太高超了,一把剑在他们手中会作何等反应他们不会觉察不到。

但是,只要我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色,大师便会以不常见的严厉的目光盯着我。“你在想什么?”他会说,“你已经知道不该为射得不好而悲伤,现在得学会不要为射得好而欢喜。你必须从欢乐与痛苦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学会以平和宁静的心境去超越它们,仿佛为他人而不是为你自己射得好而感到欣喜。这一点,你也必须不断地练习——你想象不出这有多重要。”

自那以后,课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台阶。习射过几支箭后,大师就接着根据我们业已达到的水平解释跟弓道有关的“奥义”,尽管解释时他用了种种神秘的形象与难懂的类比,但是,即使是最隐晦的暗示也足以使我们明白他讲的是什么。他讲得最多的是“无艺之艺”——如欲臻完美的境界,弓道的目标舍此莫属。“谁能以兔角龟毛,且不用弓(角)箭(毛)而能中的,谁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无艺之艺大师。确实,他便是无艺之艺本身,这样,大师与非大师合而为一。此时,被认作是不动之动、非舞之舞的弓道便进入了禅。”
我问大师,我们回欧洲后不在他身边时该怎么提高,大师说,“你的问题在我对你进行考核时就已经让事实回答了。你现在已经达到老师与学生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的地步了。你愿意在什么时候跟我分手都行,即使我们远隔重洋,只要你练习所学到的东西,我就永远与你同在。我用不着叫你经常保持练习,也用不着叫你不要以任何借口停止练习,或叫你即使没有弓箭,也要天天演习仪轨,或者至少做到呼吸正确。我用不着叫你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你决不会放弃这种心灵弓道。你不用写信告诉我,只要常常给我寄些照片,我就能看出你是如何拉弓的,尔后我就会知道一切我需要知道的东西。”
“我只想提醒你一件事。在这些年间,你已经换了一个人。这正是弓道的意义所在:它是一场射手与自身意味深长的较量。也许你现在还没有注意到,但是,当你回到自己的国度重逢朋友、熟人时你将会强烈地感受到:任何东西都不再像以前那么和谐了。你将带着别样的眼光去观察,使用另外的尺度去衡量。这样的事在我身上也发生过。无论是谁,只要受过这种艺术精神的熏陶,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告别而又非告别时,大师把他最好的那张弓递给我。“当你用这张弓射箭时,你会感到师魂即在身边。不要将此弓送到好奇者的手中!当你已经超越它的时候,不要把它搁起来留作纪念!毁掉它,将它烧成灰烬,什么也别留下。”

因此,初学者只有孤注一掷地去超胜他人,甚至超胜自身。他于是获得了高超的技巧,这使他已经失去的自信有所恢复,他觉得距离希冀的目标越来越近了。然而老师却不这么想——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正如泽庵所断言的,初学者的一切技巧只会导致“他的心被剑夺走”。
然而,起始教学不能用任何其它的方法。对初学者来说,这种方法是完全适宜的。此路并不通向目标,这一点老师的心里十分清楚。弟子尽管热情很高,甚至有天赋的技巧,但不会成为剑道大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一个花了很长时间学会不让自己被战斗的热火烤昏,而能保持冷静的头脑,保存自己的体力,且能适应长时间的格斗,并在他的圈子里几乎找不到一个能与之匹敌的对手这样的人,——以最高的标准去衡量——在最后的时刻会失败,而且会裹足不前呢?

日本的剑道家有时采用禅宗的训练方法。一次,有个想学剑道的人来到一位隐居在深山茅屋里的师傅面前要求接受训练。那位师傅答应收他为弟子。起初,师傅让弟子帮他打柴、到附近泉边去汲水、劈柴生火、烧饭扫地、清理花园,一般性地照料照料家务,并没有定期给他上课或教他什么剑术。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年青人变得不满起来,因为他来不是给这位老先生当佣人,而是来学剑道的。所以,一天他走到师傅面前请他教一教。师傅答应了。结果是这位年青人无论做什么都没有安全感。因为当他一早起来开始煮饭时,师傅会突然出现,并用木棒从身后击他。正在扫地时,他会感到从某处来了同样的一击,也不知从哪一方向来的。他心里一刻也不得安宁,不得不总是处于警戒状态。几年过后,不管袭击来自何方,他都能成功地躲开了。但是师傅对他还不是很满意。一天,徒弟发现师傅在一堆柴火上煮菜,他计上心来,决定不放过这个机会。师傅正俯着身子在搅动锅里的菜,徒弟抡起大木棍照着师傅的脑袋就是一棒,可是,徒弟的木棍被师傅用锅盖接住了。这使徒弟茅塞顿开,领悟到一直还未向他展示过的剑道奥秘。此时,他才第一次真正感激师傅那无与伦比的仁慈。

弓道、剑道是如此,其它所有的艺道也是如此。这样,要精通水墨画,只有完善地掌握了技巧的手在心灵一形成图像的瞬间即毫不延缓地将之描绘下来才能做到。此时,绘画变成了自然的书法。同样,在这里画家也许会这么说:花十年时间去观察竹,自己变成竹,然后忘掉一切——再画下来。
剑道大师跟初学者一样自然而不做作。他在开始训练时所失去的冷静最终又重新获得,并变成他牢不可破的性格特征。但是,跟初学者不同的是,他能含而不露,沉静安祥而不摆架子,没有一丝炫耀的意思。从学徒到大师,其间要经过长年累月不知疲倦的练习。在禅的影响下,他那熟练的技巧转化为神明,而经由内讼变得愈来愈自在的他,自身也得到了脱胎换骨般的改变。已变成他“灵魂”的剑再也不会耐不住呆在剑鞘里了,只有当迫不得已的时候他才拔出剑来。因此,一般来说,他避免跟不值得交手的对手交锋,避免跟吹嘘自己的肌肉如何发达的自大狂交锋,别人骂他“胆小鬼”,他一笑置之;尽管另一方面,出于对对手的尊敬,他会坚决要求交锋,其结果只能把光荣的死亡留给对方。这些便是武士的情操,是无与伦比的“武士道”。因为引导他、评判他的“剑道”要高于任何别的东西——名誉、胜利,甚至生命。

对死亡无所畏俱,并不是说一个人好端端的可以自夸面对死亡自己不会颤抖,或者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害怕,而是说能掌握生死的人已经从任何一种恐惧中得到解脱,以至于他已到了再也体味不到何为恐惧的地步。那些不知道严格而持久的静修所产生的力量的人是无法断定自我可由此征服的。不管怎么说,一位功德圆满的大师无时无刻不在展现他的无畏,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他的一举一动上:人们只消看他一眼便会深深受到感染。

本书的奇妙还要归功于东西文化的有机结合。如果说东方文化长于不可道之道,那么西方文化则长于可道之道。既然道体或禅是不可说的,那么说了也等于白说,但不说又无法传道,所以不可说还要说。孔子说“吾欲无言”,还是留下了《论语》,老子说“不可道”,还是留下了五千言,释迦佛说“不可说,不可说”,还是说了四十九年法。因为明白了本质上的不可说,就不会在说上太下工夫,往往是随机而说,对机而说,就象禅宗的公案,容易让一般人看了感到莫名其妙,莫测高深。西方人将绝对真理看作是自在之物,认为是人不可知的,干脆不理它,于是将学问重点放在探求可知上,于是逻辑思维极其发达,理论的表述也严密而精准。作为一个擅长理论表述的西方哲学家经过六年训练又同时获得了不可道的神秘体验,再来说这不可道之道,尤其是说怎么进入这不可道之道,其道不可道的能力与效力自然跟纯粹是禅师的开示,或纯粹是理论性的探讨不可同日而语。这种特殊的因缘聚合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也是罕见的,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恐怕也是此书问世六十多年以来在东西方畅销不衰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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