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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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源于网络)

写这个的思绪始于上个月世界杯外围赛香港队与中国队的第二场较量,当时,网络、报纸、电视以及各高校的所谓“民主墙”上的各种议论、纷争乃至谩骂蔚为大观,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然而,虽然思绪起于此,我这里却并非要谈陆港矛盾、祖国统一乃至民族大义之类的问题,而是就想聊聊关于城市的一个话题。

在大城市中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种或显或隐的冲突与对抗:即“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冲突。这种冲突有可能是直接的,体现在日常接触、语言交流中。也可能是间接的,隐含在教育、医疗等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运行中。但不管怎样,它都是存在着的。这种冲突与对抗,在城市飞速扩张时期,往往还不明显。然而,当城市空间上的扩展放慢乃至停滞、城市的经济发展希望由数量向质量转向之时,它往往就会如决堤之水,猛然喷出,令人猝不及防。

这种“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冲突主要往往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挣钱的机会,二是花钱的权利。前者关乎工作机会与待遇,后者则涉及公共性的产品的使用(如道路、房屋、医疗、教育等)。而在这种冲突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两种逻辑的对抗:一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往往是“外来者”们所持的观点。这个逻辑很简单,所谓“物华天宝,能者得之”,城市就是个竞技场,大家各展本事,赢者留下,败者退场,如是而已。五道口和中环的写字楼、外滩和离岛的豪宅并不天生就是谁的。而且,在中国,往上数几代,又还有多少“城里人”呢?往上数几百万年,谁的祖先不是非洲泥里打滚大猩猩呢?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利在城市中生存,并且不应该受到不公的待遇。

然而,“本地人”们往往持另一种逻辑,即“这是我的家”的观念。对于他们而言,这座城市,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这里的繁荣由他们先辈创造,他们既有权维护亦有权继承。故而,当有一天他们发现,他们(或者子女)的工作被外来人顶替,他们子被或孙辈的师资和医疗被外来者瓜分,他们日常行走的街道被外地牌照的汽车堵满时,他们的愤怒,似乎理所应当。不要怪他们看不到这些外来人为这座城市所同样创造的财富,一来人们往往不会想那么多,二来,很多时候,那些财富与众多普通百姓也未必有什么真正的关系。

总而言之,这样的冲突隐含在每一个城市发展的通途上。而城市的管理者,或者直言政府,就如夹在婆媳矛盾之间的男人,若处理不当,往往两边挨骂。而很多城市也“创造性”(绝非褒义)地在拖延或者掩盖这种矛盾。这个话题太大,我这里也无力多谈。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城市中两三亿的农民工们,就是这种“创造性”的后果之一。他们既为这个城市工作着,同时,又无权享受这个城市中普通公民应有的待遇。这样,矛盾至少可以“缓和”一下。然而,也仅仅只是“缓和”而已。

再说回香港,陆港矛盾当然远非这一个简单原因,但城市发展的这一原罪也必然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产生在内外两方面。就城市内而言,矛盾的一个核心就是大量“水客”、购物客所带来的生活不便。仅罗湖一个口岸,2013年就通关超1亿1000万人次。我是内地人,好像也未对香港有归属感,然而,当我在节假日走在超市看到空荡荡的奶粉货架,也会有一丝烦躁,更遑论本地居民。不过,这还是小事。真正重要的,是在“外”的方面,“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争斗上升到了“香港”与外部城市的较量,而在这种较量中,香港的前景并不光明。在经济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香港原本独特的经济功能开始渐渐被上海、深圳等城市接手。而在政治上,香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老大哥”地位也逐渐被新加坡取代。尽管香港各界一再用各种数据与排名证明香港仍然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然而那些指标其实和老百姓的生活没太大关系。百姓的生活以及前景究竟怎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这种压力下,矛盾的爆发并不出人意料。

写到这里应该停笔了,不过,我还想再补一句。尽管这种冲突可能是城市发展的原罪之一,但是,却绝非无药可医。只不过,这取决于身为医者的城市管理者们的态度与能力。而由这一点来看,无论是秉持“小政府”的港府,还是“统筹全局”的内地城市治理者们,都没能给出一剂良方。如此说来,近些年各级官员们组团去新加坡“取经”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可以学得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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