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青松

1974年的春节我是在知青点度过的,在临近春节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城市工矿企业春节不休息,加班加点为国家多作贡献,农村则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会战。我所在的青年点隶属于原赤峰市五七干校,管理着近千亩的果园、啤酒花基地和养猪场、苗圃,春节期间虽然放假,但也总得安排人值守,于是我也心血来潮,主动申请春节留守值班。临近春节前回了趟家,父母也支持我在青年点过革命化春节,在我临走时,父亲下班后拿回一幅年画,嘱我贴在宿舍,好有点年味。打开画卷一看,原来是一幅知青题材的国画,题名《长白青松》,作者是北京市著名女画家周思聪。

著名国画家周思聪

在文革初期,国内著名的画家大多数横遭批判,被剥夺了绘画创作的权利,周思聪属于后期之秀,在文革时期创作了许多表现工农兵题材的国画作品,在当时举办的全国美展中广受好评,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画家。《长白青松》采用水墨技法表现了两位下乡女知青在返城探亲期间,特意从下乡所在的长白山上挖了一棵松树苗,献给母校执教的班主任老师。这两位女知青身穿一身厚厚的军垦棉衣,头戴东北所特有的狗皮帽,常年被北国风吹日晒的脸庞,透出一股英姿勃发的健康神态。她俩捧着这棵油松树苗恭恭敬敬地献给老师,这位衣着朴素的中年女教师仔细端详着这棵几千里之外的树苗,露出惊喜的心情。教室门口几位中学生探头探脑地注视着这感人的一幕。《长白青松》的创作立意高远,以象征性的创作手法表现了这两位女知青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坚强信念,以青松傲雪欺霜、坚韧不拔的生物学特质作为她们理想和信念的支撑,向母校汇报,也希冀以后一届又一届的学弟学妹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永葆革命青春。

这幅年画表现的是知青题材,贴在青年点可谓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也明白父亲赠我这幅画的深意,是鼓励我在农村好好锻炼成长,做新长途路上的新型农民。令我感到奇怪的是,《长白青松》用的纸是当时极为罕见的铜版纸,印刷质量上乘,这在春节年画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父亲说这是辽宁省革委会组织的赴昭盟慰问团探望知青带来的礼品,“听说你响应党的号召在青年点过春节,特意去盟知青办要了一张送给你。”因为是慰问品,所以辽宁省才不惜重金用贵重的铜版纸印刷了这批年画送给在昭盟上山下乡的知青。1974年夏天,旅大市56中以王冬梅为首的九名中学生在《辽宁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到昭盟上山下乡干革命的申请书,随后辽宁及中央各大媒体都作了专题报道,从而引发了辽宁各大城市中学生纷纷报名去昭盟上山下乡的热潮,为了鼓励辽宁省知青扎根昭盟、建设祖国北疆的壮举,辽宁省革委会特意组织了这次春节慰问辽宁籍知青的活动。

《长白青松》

其实在我走后,父母的春节同样也没在家过,父亲率慰问团去的是平庄煤矿,深入采煤一线和矿工掘进队一起过的年,在巷道里吃的年夜饭饺子,母亲则在盟中药厂和工人一起加班劳动,家里仅剩下两个弟弟。一家过年分成四地,当时的人们为了追求崇高的革命理想,都去追求那种标新立异的境界,都以牺牲小家的利益为国家利益至上服务,但个人的家庭团聚传统却荡然无存。春节过后回家探亲,父亲的腿上被磕得青一块紫一块,都是在昏黑的采煤撑子面摔倒所致,一瘸一拐地坚持上班。家里也没有年货可存,甚至连春联和年画都没贴就过了一个四分五裂的革命化春节。

当我返回青年点后,立马将《长白青松》贴在宿舍的墙上,并招呼大家都来看,结果还真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文化窒息的年代,这幅题材新颖、艺术水平极高的年画引起了知青群体的共鸣,也使我那间土屋泥房蓬荜生辉,我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年还是不期而至了,随着知青们陆续返城,喧闹的知青点寂静了下来,偌大的地盘仅剩下我们区区几个留守的知青和尚未分配工作,在猪场喂猪的“黑帮分子”。最难熬的还是大年夜,白天我牵着看家狗大黑围着园区巡护了两圈,还一路高歌《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可一到了晚上,空旷的大院内只有几盏照明灯忽闪着鬼火一样的幽光,院内静得甚至掉根缝衣针都能听得见,而青年点四周的沟子沿、小房、西水地和四七〇部队则是一片沸腾的海洋,鞭炮声声,礼花绽放,农村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闪亮登场。

午夜时分我们几个留守人员吃完年夜饭便各自回宿舍就寝,偌大的寝室只有我一人形单影只地面壁而坐,望着墙上的《长白青松》发呆,一股凄凉寂寞的心绪涌上心来,觉得画上的这两位知青尽管身处遥远的边疆,此刻还能享受春节的假期回城市与家人团聚,而我与家并不遥远,却选择了过革命化春节的志向,理想很遥远,现实却很凄惨,伴着这幅年画度过了这一辈子难忘的1974年春节。

春节过后知青们又陆陆续续返回了青年点,开始了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忙碌,《长白青松》这幅画与我朝夕相处,又度过了许多淡而无奇的时光。1974年1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敢于向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刊登了柴春泽写给父亲的信和编者按·调查附记,从而引发了是扎根教育还是拔根教育的全国性大讨论,柴春泽提出的“扎根农村六十年”的豪迈口号成了讨论的焦点。当时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开始从农村选拔插队两年以上的知青回城工作,导致城市里一些家长动用各种人际关系将其子女调回城市的风气盛行,也使一些本来已安心扎根农村的知青理想和信念的动摇,导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根基不稳定,《人民日报》和国内各大主流媒体树立柴春泽为扎根农村的典型正是当时针对拔根教育的一种反击。作为柴春泽家乡的昭盟,更是旗帜鲜明地宣传柴春泽,我们青年点也围绕着是扎根还是拔根展开了大讨论,尽管知青们从内心里巴不得熬过两年艰苦时光后迅速返城工作,但是还是违心地作表面文章,批判拔根教育的错误思想,立志作柴春泽的战友,扎根农村六十年。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那幅《长白青松》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牵连。记得1974年夏初,知青点被临时抽调的盟知青办展览的同事回点欢聚,偷偷地找到我,拽到一个僻静的墙角,神秘地说,“你贴在墙上的那幅画是大毒草,现在正追查呢。”据他讲,全盟上下都在对拔根思想展开大批判,在盟里举办的一次批判会上,一些知青指出《长白青松》是大毒草,那两个端着青松苗的女知青返到城里就暗喻着拔根回城找工作,是拔根教育思想的代表。“你赶紧揭下来烧了吧,正在运动风口浪尖上,别让人抓你黑典型。”他这么一提示,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没想到一幅画竟然招来这么严重的后果。为了不引起同寝室的知青注意,我回赤峰后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幅知青题材的宣传画,乘人不备将那幅《长白青松》替换了下来,但是没舍得烧,因为太喜爱便私藏了起来,这幅画一直伴陪着我度过了好多年的岁月,后来还是在搬了多次家后遗失了。同寝室的人好奇地问我,怎么好端端的一幅画又换个了,我只好搪塞说画面无意间刮破了,大家也没太在意,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当时我便留意报纸和广播是否有批这幅画的报道,却始终没有发现,看来这件事是被压下去了,仔细一想可能是这幅画的源头来自于省革命委员会慰问团,决策者可能是省委的主要领导,有可能是李伯秋或者是毛远新,都是当时中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才没有掀起更大的风潮,否则周思聪都得受到无端的牵连。

无独有偶的是,1974年春天开始在全国上下也掀起了一股批“黑画”的运动。1971年新北京饭店落成之后,需要内部装潢,周总理提出组织一批国画家绘制一批中国特色的国画作为装饰。当时已经事先考虑到“四人帮”一伙可能要发难,规定只能画山水花鸟画题材的作品。这批画完成并装饰在新北京饭店以后,果然遭到了“四人帮”的批判。在“四人帮”的授意下,国务院文化组派出以王曼恬为组长的专案组先后对新北京饭店、北京国际俱乐部、北京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荣宝斋、文物商店、美术院校以及全国几十个省、市收集到的700余幅美术作品中选出200幅,在北京举办了一个“黑画展览”,在全国掀起了反击所谓“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运动。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黄永玉画的“猫头鹰”,说是画中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敌视社会主义制度。陈大羽画的一幅题为《迎春》的花鸟画竟然被姚文元歪曲成:“在这幅画的上方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天上去,定会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定会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欣欣向荣景象的极端仇视”。更有甚者说陈大羽画公鸡的目的是与赫鲁晓夫串通一气,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赫鲁晓夫在中苏大论战中曾说中国是只“好斗的公鸡”。这场席卷全国的批“黑画”运动对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的知青们不可能不造成深刻的影响,《长白青松》也被无端地扯了进去,成为全国批“黑画”运动在知青领域中的一个小靶子而已。但根源还是在于一批思想激进受极左思潮熏染的人受批“黑画”运动的导向作用而发难。

批“黑画”运动中的主要批判画作,左图为陈大羽的《迎春》,右图为黄永玉的《益鸟》。

批“黑画”运动愈演愈烈,消息灵通人士都心里明白这个运动的矛头实际上指向的是周总理。正当批“黑画”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之时,不想一件看似意外的事情,让毛泽东几句不经意的谈话给浇灭了。王曼恬将精心炮制出来的大批判文章和一大叠“黑画”照片送到毛泽东住处请他过目,再听取点最高指示,准备在二报一刊上隆重推出,再将批“黑画”运动掀起高潮。毛泽东很随意地翻看这叠照片,脸上露出欣喜的微笑,称赞这批画画得好,艺术水准很高,站在一旁的王曼恬忍不住说:“主席,这都是些黑画呀!”“黑?这不算黑,那还有泼墨呢。”毛泽东漫不经心地说。王曼恬一听更急了,说:“你再看看这幅猫头鹰,是一眼睁一眼闭的呀!安的是什么心……”毛泽东接过她的话头说:“是呀,这种鸟就是这样的,总是一只眼休息,一只眼工作,劳逸结合哟!”王曼恬仍不甘心,又凑到近前:“主席,您看还有这幅李苦禅画的残荷……”毛泽东的眼睛忽然一亮,恍然说:“苦禅?噢,我记起来了,建国初期,他生活很困难喽,还给我写过一封好长的信哩!”说着又侧过脸来问道:“那么现在他的工作安排得好吗?生活得怎么样啊?”王曼恬本想让毛泽东对李苦禅等画家说几句否定的话,以便回去进行更严厉的批判,不料毛泽东非但不批判,反倒关心起李苦禅的工作和生活来了。王曼恬本想谋得尚方宝剑从而在美术界大开杀戒,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弄个自讨没趣,只好灰心丧气,这场疯狂的运动只好草草收场了。

这场声势浩大的批“黑画”运动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四人帮”一伙的真实目的,雄才伟略的毛泽东用一种漫不经心的笑谈平息了一场政治风波。“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王曼恬自杀,究其原因恐怕与她冲锋陷阵组织批“黑画”运动矛头直指周总理有关。

《长白青松》黑画之事虽然没给我和父亲造成不良影响,事后想起来也有些后怕。在文革初期,与批“黑画”事件相类似的无端整人事件又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1966年8月,在“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出现了一股批“封资修”黑画的热潮,在扫清“封资修”黑画以后,其批判矛头转向现代题材的美术作品,其中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是文革初期最风靡一时的文学作品,据说当时印刷了3200万册,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其封面设计上半部以红色为底衬,前景为一尊雕塑,下半部以黑色为底衬,由郭沫若先生题写了书名。封面上所采用的雕塑是由青年雕塑家唐大禧创作的,雕塑中欧阳海拼尽全力,双脚支撑在钢轨上,双手托举着马头,欲将军马推出轨道之外的瞬间,人与马构成了一个坚固的三角形,在稳定中具有一种破坏性的爆炸感,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和视觉冲击力。

《欧阳海之歌》封面

然而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针对这个封面指出了“欧阳海之歌封面设计的二十条大罪状”。这二十条大罪状通过正面看,翻过来背过来看,左看、又看、上看、下看,从色彩政治学看,书名上看等多维角度综合分析而得出的二十大罪状。雕塑地面像台湾地图,暗示老蒋反攻大陆,在雕塑中暗藏蒋介石头像,用黑色作衬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这种捕风捉影、妄意猜测、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现象当时在全国成为一种风潮。

记得当时昭乌达报发生的一起反革命案件,竟然是头版是领袖照片,第二版上出现了“打倒”字样的大标题,便被人告发说是打倒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弄得印刷行业在正反两面排版时首先对着阳光,正面反面一起照,尤其是报纸出现领袖像时一定要在背面文字中不能出现打倒、砸烂一类的口号。我们班上的一名同学在一幅印有领袖像的印刷品背面原想写“打倒刘少奇”标语口号,可刚写完“打倒”两个字便被人叫去干别的事了。同学发现他竟敢在领袖像上写“打倒”字样,便被举报,导致全校召开批判大会,小小的年纪便放在主席台上示众,当时被抓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论罪的青少年学生几乎都是无意间在印刷品中涂写、打叉的不经意行为造成,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政治恐慌之中。因此后来出现的批“黑画”事件一点都不意外,不过是文革思维的一种延续而已。

岁月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曾经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是过眼云烟,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判,但是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那几代人艰苦磨砺都铭刻成一种永恒的记忆,深深地刻在了岁月的年轮之中。闲暇之余在网上浏览有关知青的话题,突然发现了有关《长白青松》的怀念文章,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不仅如此,网上还披露了《长白青松》背后所隐藏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悲壮历史,更唤起了我对这幅画的往事追忆,觉得有必要把我所经历的这幅画的历史写出来,以告慰逝去的周思聪女士和画中的英勇牺牲的英烈。

《长白青松》的创作取材于一个知青扑灭山火的英雄事迹。周思聪的一位好友著名画家潘洁絜先生,两人同在北京画院任职。1970年11月7日,在黑龙江省虎林插队的潘先生的女儿潘纹宣在一次扑灭山火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潘先生因失去爱女而无比悲痛,他的家人为抚慰潘先生,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联系,想为潘纹宣争取一个烈士称号,但由于这次山火被定性为事故,潘纹宣只能以事故死亡而定性,潘先生陷于悲痛而不能自拔,日益消沉。为了安慰潘先生,周思聪以潘纹宣生活原型为主人公,于1973年创作了《长白青松》,在画中,周思聪让潘纹宣“活”着回归母校。

为了更生动逼真地刻绘人物形象,她向潘先生借了潘纹宣照片反复临摹,读了潘纹宣的日记,还多次去她的母校写生、访问,从而创作出《长白青松》这幅优秀的美术作品。这幅画创作的难得可贵之处就在于情,与动乱年代那个无情世界反其道而行之,抒写了师生情感,浓浓的反哺人情味打动了亿万观众,也蕴藏了潘先生与女儿之间父女深情,并借青松寓意潘纹宣烈士的高尚情操和无畏的献身精神。

周思聪为创作《长白青松》为潘纹宣烈士画的素描

1968年冬,为了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号召,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宁波等地的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地奔赴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这些热血青年内心充满了单纯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以及悲壮的自我献身精神,这种精神终于在1970年11月7日的一场山火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从而演绎出一场惊天地泣鬼神般的英雄壮歌。

1970年11月7日,地处中苏边境的虎林县森林突发山火,火光就是命令,硝烟就是战场,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几百名军垦知青毫无惧色,高呼着口号“冲向火海之中”。在烈火之中,知青们手持最原始的灭火工具,有力与熊熊烈火搏击,他们高呼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用树枝拼命击打着疯狂燃烧的火苗,树枝打没了,就脱下棉衣继续拍打着嚣张的火焰。荒火越烧越凶猛,就像一条条长长的巨龙在呼啸奔腾,八、九米高的火焰迅速向扑火的数百名知青扑来,树木和枯草在烈火的烧炙中发出噼里啪啦的爆竹般鸣响,知青们面对熊熊燃烧的烈火,丝毫不畏惧,与烈火展开了殊死的抗争和搏击。无情的大火点燃了知青们的棉服,皮肤被烧焦了,喉咙被灼伤了,他们就用身体在火场上滚动压灭燃烧的火焰。在灭火的战场上,是他们追求已久的理想;面对凶猛的山火,他们要实践自己英雄主义的誓言;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他们要践行誓死保卫国家财产的献身精神。

知青与山火英勇搏斗

在山火烧过的土地上漆黑一片,在那漆黑的大地上留下了一片令人惨不忍睹的现场,有的知青头发被烧光,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有的知青虽然倒在地上还喊着战斗口号,有的知青蜷缩着身体浑身颤抖着,衣服上还冒着青烟,有的知青全身赤裸,胳膊、大腿的皮肤大片大片地脱落,有的知青被烧得仅剩下一团,肌肉开裂,身如焦炭。现场上冒着烟的残骸、衣物、鞋底随处可见。在这场扑灭山火的战斗中共造成一百多人的伤亡,其中有十四位来自于北京、上海、哈尔滨的知青壮烈牺牲,其中女知青就有十三位,她们中年纪最小的才17岁,最大的22岁,她们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永远长眠在这块黑土地上,潘纹宣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扑灭山火烈士群像

在那个奉行革命英雄主义的年代,在与烈火中搏击而牺牲的烈士们都被捧上了祭坛,成为中国人学习的楷模,从邱少云、向秀丽、安业民到赖宁,他们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献身,从而得以使国家的利益得以保全,这就是一种时代的精神,一种历史的精神丰碑,一种现代社会的稀缺资源,因此《长白青松》所蕴含的家国精神将化作永恒。

作者:张松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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