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大还是法大？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历来争论不休、难有定论。中国历史长河中，一直存在诸多特权阶层及随之伴生的密集人情关系网，这些所谓的“裙带关系”往往会对司法官吏的正常审判工作带来干扰，最终不同程度左右案子的判定结果。

宋朝司法程序繁杂以保证审判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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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朝吸收了唐代的做法，进一步完善了审判回避制度，规定以下几种情况下必须回避：

第一，“不得差京朝官往本乡里制勘勾当公事”，即所谓的乡贯回避，避免因乡情影响办案；

第二，审讯官与犯人有亲戚关系者必须回避，避免因亲情影响办案；

第三，推勘官和录问官是同年同科及第者必须回避，避免因“同学之情”影响办案；

第四，“职事相干”的上下级官员间要回避，如“提点刑狱司检法官于知州、通判、签判、幕职官司理、司法参军（录事、司户兼鞫狱、检法者同），亦回避”，等等。

上述规定不可谓不细、不可谓不严，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却往往难以隔绝各种“裙带关系“对于案件审理的干扰，最终导致形同虚设、情比法大，真真应了那句“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没人莫进来”的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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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以北宋末年宋江等人聚义梁山的传奇故事为题材，结合民间话本、讲唱文学、戏剧曲艺等文艺形式，经过普通民众、说书艺人、士大夫文人几百年集体传承、加工、创作而成。尽管因为不同时期多方参与以及小说创作的需要，揉进了宋元明几个朝代的相关情况，与真实的历史存在诸多偏差，绝对不能等同于北宋史实。但毫无疑问，这部名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宋时期基本的司法状况。简单扒一扒小说中的三个案例，“裙带关系”对于案件审理的影响可见一斑：

解珍解宝逼上梁山

案例一：

第49回，猎户解珍、解宝被里正毛太公诬陷“白昼抢劫”，捆绑解送登州府。六案孔目王正是毛太公女婿，按照上述回避原则不得参与案件审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王正“先去知府面前禀说”，将解珍、解宝押到厅前，不由分说，捆翻便打，被屈打招认“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掳财物”，钉下大牢。

雷横与朱仝

案例二：

第51回，娼妓白秀英与郓城新任知县“旧在东京、两个来往”，利用这一关系特地在此开勾拦卖唱为生。因为争执其父亲被雷横打伤，白秀英马上“叫一乘轿子，迳到知县衙内诉告。知县听了，大怒道：“快写状来”，小说中形象地称之为“枕边录”。县里和雷横好的都替他去知县处打关节，“怎发那婆娘守定在衙内，撒娇撒痴，不由知县不行，立等知县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当厅责打，取了招状，将具枷来枷了，押出示众”。

柴进：丹书铁券不管用

案例三：

第52回中，高唐州知府、高俅叔伯兄弟高廉的妻舅殷天锡，为强占柴进叔父柴皇城的花园被李逵打死。柴进被拘来后马上严讯逼供，其中高廉的“三问”层层推进，非常生动直白地反映出偏袒审讯的嘴脸：第一问“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锡？”第二问“他（李大，即李逵）是个庄客，不得你的言语，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纵他逃走了，却来瞒昧官府。你这厮，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与我打这厮！”第三问“这厮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头加力，好生痛打！”整个案件的审理只是严讯逼供的过程，容不得柴进做任何辩解。柴进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被钉上二十五斤死囚枷、发下牢里监收。不仅如此，“这殷夫人要与兄弟报仇，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监禁下人口，占住了房屋围院，柴进自在牢中受苦”。可以说既因情强抢获利、又因势徇私枉法，属于典型的裙带关系左右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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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案例一个共同点，就是通过与主审官吏的某种特殊关系（翁婿关系、情人关系、妻舅关系），左右案件的正常审理和公正判决。如果说，情义伦理入法是出于维护社会传统或者公认道德，那么“裙带关系”对司法的干扰，则是赤裸裸地因为一小部分群体狭隘私利而肆意践踏法律的正义，从一定意义讲，是对封建社会预先设定司法回避原则、维护司法公平公正的绝妙讽刺。

在小说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审判过程中虽然有严格的规范控制，但涉及与人情与法理之间产生冲突所导致的后果，众多的审判人员仍然会将天平倾斜于所谓的人情一面，产生实质性的与法律规定的对抗性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