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生辰，翻开《史记》来读“吴”世家。

为什么司马迁要把《吴太伯世家》作为“世家第一”呢？

《太史公自序》里是这样说的：

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很清楚很明确，是为了表彰吴太伯“让”的美德。“让”这个概念在太史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史记》全书第一篇是《五帝本纪》，其实第一次读的时候就产生过疑问：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为什么不是从三皇开始写起呢？难道是因为司马迁没有资料吗？可是事实上关于五帝，司马迁的资料也“不过尔尔”啊。直到读到全书最后的《太史公自序》：

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讲到底，司马迁反反复复说的，不就是一个“逊”——让位的问题吗？这是一个至美的功德。仔细看了一遍《史记》的目录，非常有趣：本纪第一篇是《皇帝本纪》，花了非常大的笔墨描写了尧怎么“让”天下给舜的事；世家第一篇是《吴太伯世家》，一开篇就讲了吴太伯“让”国于弟弟的事，全篇一半左右的篇幅在写一个季札“让”国的事；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叔齐列传》，讲的是伯夷叔齐互相“让”国的事。

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顺手大致翻了一下《伯夷叔齐列传》，似乎有很多问题，很值得仔细读一读。总之他俩饿死的起源，就是因为“让”国——兄弟俩都想把王位让给对方，于是一个跑出来一个追出来于是就碰到了武王伐纣的事，于是就在首阳山饿死了。

可见，似乎在司马迁的价值观里，“让”是非常崇高重要的德行——如果这样的排序是有意为之的话——我相信是有意为之。一个想要“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人，不可能随意安排自己文章的次序吧？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

司马迁一个字废话都没有。周太王有仨儿子，吴太伯和他的二弟仲雍、三弟季历，季历有“贤”才贤明，而且他的儿子（姬）昌有“圣”人之德，所以太王就想把王位给小儿子季历，以便能传给姬昌——姬昌就是周文王，会八卦算命，《封神演义》里吃了儿子的肉做的饼，周武王的爸爸。吴太伯和仲雍看出来父亲的心思——周太王有没有说出口呢：哎呀其实我想把王位传给你三弟啦！我觉得应该没有，如果有的话，司马迁会写——见后文。但是肯定有蛛丝马迹表现出来，让大儿子和二儿子心知肚明。了不起的是，吴太伯和弟弟仲雍“奔”——一去不回头地——去了荆蛮，现在当然荆蛮已经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之一了，那年代可是荒芜之地。而且为了表明他们俩的决心，“断发文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这么一来就断了后路：不可用。

这很微妙：父亲想让小儿子继承王位，可是按照当时的宗法制度，这是不对的，必须由大儿子继承。大儿子看出父亲的心事，带着二弟一起出走，成全父亲——二弟要是不走，大哥走了，也还轮不到三弟。而且是全心全意、真心实意地“让”国于三弟：主动毁容，让自己绝对不可能回去做王。

如前所说，司马迁就是因为这一点，才把这一篇作为世家第一。

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

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伐楚。

吴太伯十九代传人，叫寿梦。就在他成为吴伯的第二年，有一个从楚国叛逃到晋的人出使到吴，从此后吴和中原地区有了往来。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年，反正有间隔也不会太久——这个使者教吴打仗，不就是用来打楚国么？肯定不会等很久。吴就去攻打楚了。在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的故事出来之前，吴楚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贯穿了全文。司马迁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写，于是我自己按照时间顺序重新组合了一下再读：

（1）寿梦时期：

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

真的很好笑啊，就是在吴楚边境的两个年轻女孩子，他们“争”桑叶——大概是野生桑叶，没有产权，所以才会争起来。于是两家大打出手，“怒相灭”，差不多要打到都杀全家的地步。于是呢两国的这个地方官都知道了，于是地方和地方就打起来了，楚国厉害啊，把吴国边界的这个乡邑（差不多类似一个行政单位吧，比如边境省）给灭了。于是吴王很生气，就攻打楚国了——其实你看，吴太“伯”世家，可是司马迁写到这里已经用了“吴王”，谁封的？我没有研究过，我猜是自己封的，礼崩乐坏已经从一个“王”字上看出来了。

想不到吧？这有点像今天美联航打了中国乘客，中国乘客一家人很愤怒就和打人的一家人团干，完了以后闹到中美两国打仗一打几十年……是不是很荒唐？

这一切，司马迁在最初的事情里用了一个“争”字，这是不是和“让”正好相反？很有意思。

寿梦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还不是这个，而是关于“继承人”的问题：

二十五年，王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好死不死啊，寿梦有四个儿子——比周太王还多一个，但是相同的是，他也看中了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季札——可以认为是这篇《吴太伯世家》的主人公。季札也是“贤”，所以寿梦也是“欲立之”，但是司马迁在这里加了一句话：季札让不可。回过头去看哦，在周太王的时候，司马迁并没有说“季历让不可”——季历没有“让”这个行为，说明周太王根本没有提这件事——既然他没有提，那王位本来就不是你的，你季历也就不需要“让”。但是季札有“让”，可见，这个寿梦是提出来了，亲口说出来了：我已经决定了，让季札来当王。但是季札没有吟诗，而是拒绝了。

注意哦，这个时候，季札的三个哥哥，尤其是大哥，没有丝毫表示——或者说，司马迁没有记录季札的哥哥此时怎么说怎么做，那只能推论说，他们没说也没做。寿梦只好把王位传给长子诸樊——诸樊接受了，可见啊，他心里其实并不可以季札当王，要不然他为什么不学他的祖先吴太伯那样，离家出走断发文身示其不可呢？于是开启了“诸樊时期”：

（2）诸樊时期

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秋，吴伐楚，楚败我师。

诸樊也不是一点表示都没有，他在办完了父亲寿梦的丧礼之后呢，就提出来要把王位让给季札。季札当然不要啦——小爷我当初不要，现在也不会要啊，于是他也差不多离家出走，种地去了。诸樊的这个“让”，很显然嘛，做做样子——既然老爹活着的时候明确都说了要传位给季札，那他也不好意思连客套都不客套一下吧？但是这个诸樊非常智障的是，明明并不想让位，却一直摆出一副要让位的样子，直到他死去，立下一个遗嘱，造成后来的吴国之乱：

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余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

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

这段话就是说，诸樊说：哎呀既然四弟季札这么谦让，可是老爹又说要让他做王，父命不可违啊（至少我不担这个罪名，谁爱违谁违），于是我就把王位传给二弟余祭你吧，二弟你再传给三弟，三弟你一定要传给四弟！临死前就除了这么个馊主意。这个方法实在是蠢。万一季札比哥哥先死了呢？就算不死，等到他三哥都死了，他也老得不成样子了吧？当啥王啊！退一万步，即使季札最后接受了王位，那么他死后呢？是传给诸樊的儿子还是他自己的儿子？再传呢？一如后来的发展，这是必定会乱的。

所以说啊，智商很重要。

（3）余祭时期

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

去鲁，遂使齐。说晏平仲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去郑，适卫。说蘧瑗、史狗、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犹惧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将去，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

十年，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以诛齐庆封。吴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十一年，楚伐吴，至雩娄。

十二年，楚复来伐，次于乾溪，楚师败走。

司马迁花了大量的笔墨记录了季札环游“世界”的经历。季札这个人真是厉害啊，先到了鲁国，欣赏了正宗的周乐——礼乐礼乐，其实就是学礼，跟谁？没说。然后到了齐，马上就看出齐要内乱了，拯救了晏平仲。又到了郑，教导了子产要怎么搞才会好。然后去了卫，见到了好多君子，很高兴。最厉害的还是他在晋，一下子就预言了未来的三家分晋！这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初他老爸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宗法，提出来要让他做王：他大哥临死前出的这种馊主意，和他的这番见识眼光，智商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

季札的二哥余祭在位十七年，死了。按照大哥的遗诏，王位传给了季札的三哥余昧，可是余昧相当短命，第四年就死了。那么，应该轮到季札了啊？季札又不傻，当然还是逃走了——我前面分析过了，季札要是当了王，他会很难办。而且季札这个人境界非常高：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就是说季札在环游世界的路上在徐国见过徐君，他很喜欢季札的佩剑，但没好意思要。季札知道朋友很喜欢这把剑，但是他当时还要去出使啊，不能没有佩剑，于是就默默地在心里想：等我完成了出使工作，我就来把这把剑给他。等他出使结束了，再去找徐君的时候呢，徐君已经死了。季札把那把剑放在了徐君的坟上。于是他的随从就问他了：徐君都死了，你这么做有啥意义呢？季札说：不是的，我当初心里已经承诺要给他了，怎么能因为他死了就背叛我的心呢？

不得了啊！仁义礼智信，“信”的本质是不违心，不背己，其最高境界，是对自己内心的诚实和坚守，而不仅仅是对他人诺言的履行与兑现。

换句话说，季札既然当初在老爹活着的时候就拒绝了当王，那么现在又怎么能背叛自己的心呢？于是当然，他没有当王。那么问题就来了：下一个王，应该是他三哥的儿子，还是他大哥的儿子呢？

他三哥余昧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僚。

于是，吴开始内乱了。这一部分司马迁也没有按照时间写，于是我又把原文的段落顺序从新排列了一下。

（4）余昧时期

（5）僚时期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光惧，袭楚，复得王舟而还。

司马迁直接切入正题，引入了关键人物：公子光。而且这个人一出来就做了一件非常表现性格的事：他攻打楚国失败了，被掳走一艘船。为了夺回失去的船，他偷袭了楚国。那么公子光是谁？

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

对，就是季札的大哥，诸樊的儿子——我想应该是嫡长子。很明确，司马迁说了，他就认为，他三叔死后，既然四叔季札不愿意当王，那么就应该由他来当王，而不是他的堂弟。所以他背地里培养自己的势力，想要“袭”僚——他夺回船也是袭哦！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公子光客之。

又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伍子胥。楚国来的伍子胥，背负着血海深仇而来的伍子胥。

公子光“客之”，看起来好像对伍子胥很好的样子，可是实际上一开始并不是的：

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戮于楚，欲自报其仇耳。未见其利。”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专诸，见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专诸之事。

伍子胥到了吴国之后就去游说吴王，让他出兵攻打楚国。但是这个时候公子光就说了：哎呀伍子胥这个人啊，只是为了报私仇，我们打楚国，没好处的。看起来好像是在排挤伍子胥，不信任伍子胥。但是伍子胥非常聪明，就这一件事他就看出来了：公子光有造反的心。于是他主动找了一个勇士，叫做专诸献给公子光，公子光很高兴。最厉害的是，伍子胥“退而耕于野”，不在出现了，好像被公子光打击了一样，也不再提攻打楚国了。

伍子胥能忍，能等，能创造形势。所以当他后来碰到比他还能忍、能等的勾践的时候，他一眼就看穿，这绝对不是善茬儿。古来成大事者，“忍”是第一要紧的事。可惜那时的吴王夫差不听。那是后话了。总之现在伍子胥隐藏锋芒，实则已经和公子光形成联盟，要“袭”吴王。这个刺杀的过程描写，真是精彩之极：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盖余、烛庸以兵围楚之六、灊。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兵后，吴兵不得还。

于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谒王僚饮。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公子光详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

先是外部形势：吴王僚十二年的冬天，楚平王死了。第二年春天，吴王僚趁机攻打楚国。而且这个攻打是非常讲究战略的：一方面，派遣公子出兵攻打楚国；另一方面，派遣智慧无双的季札出使大国——晋国。这是战争和外交一起搞，毕竟是世界大战时期啊！

这个杀手专诸也是不得了，他十二个字就总结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现在的吴王僚，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智囊，要杀他就趁这次机会，否则不知道还要再等多少年。

于是四月的一天，公子光就请吴王来喝酒吃饭。注意哦，吴王僚也不是吃素的，他早就防备着呢，他带来了军队——大概是护卫队之类的吧，从王宫开始，一直到公子光家里，一直到座位边上，都布满了武士，手里拿着兵器。所以虽然公子光在家里埋伏了杀手，也没用，毕竟人家是有备而来。但这些武士可以确保在刺杀成功后保证公子光的安全，不让吴王带来的人伤害他，而且不要忘记，公子光的王牌是专诸啊——伍子胥专门找来的刺客。后来的荆轲刺秦王，我想很可能借鉴了专诸藏匕首的方法：荆轲把匕首藏在地图里——秦始皇感兴趣的地图，而专诸则把匕首藏在烤鱼里……

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藏在烤鱼里呢？以及，既然吴王早知道公子光不怀好意，他不来喝酒吃饭不就行了，为啥要来呢？

司马迁并没有说，三家注也没有提。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公子光这个刺杀夺权的实施，真是环环相扣缜密无缝：愿景是要杀僚当王；战略是“袭”，战术是“养士”（尤其是伍子胥和专诸）；战场是家里小房间吃鱼的地方；武器选匕首——小刀，一刀致命。

成本是，死了专诸，和一条鱼。

真是厉害啊！

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

季札回来了。公子光有没有想过要把王位让给他？当然是没有啊！就算让，季札也不会要——这要是接受了，岂不是同谋？于是季札就说：唉，虽然说家门不幸，但是公子光和我一样都是吴太伯的后代，所以算了吧。但是他说了一句非常要紧的话：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对死了的僚，表示很悲哀，对现在的公子光，也只好为他效劳——其实是为国效力，剩下的就是听天命了，所谓尽人事听天命。但是最要紧的是他说——并不是我在制造内乱。

我们前面说过，季札是“智慧无双”的，他去任何一个陌生的国家马上都能看出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并作出准确的预测。难道这么多年，他在最熟悉的吴国，会看不出治乱的趋势吗？这不可能。那么既然他看出来了，那么他有做什么去避免内乱吗？

其实，不是他有没有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他能不能做什么的问题。从他大哥立遗嘱那一刻开始，他就无能为力了，不论他怎么做，结果都是一样的，除非他把三个哥哥全家杀光——这样一来，国家必乱。不过，在他老爹活着的时候，他就能看出后来的内乱火苗，那么他是有计可施的。什么计？自杀。或者像他的先祖吴太伯一样，逃得远远的，永远断绝他父亲的念头。——啊这当然就不孝了。所以他只是“有计可施”，而这个计，他是不可能采用的。

那么看起来真的是与他无关咯？

在儒家的体系里，是的。非但如此，他能在乱世——他哥哥不懂得让贤、他侄子杀死堂兄的这样一个家族里，而保持自己纯洁至高的道德修养不堕落，这在儒家而言，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嘛。

可是跳出司马迁为我们预设的这个儒家价值观——对，司马迁是孔子的脑残粉，整部《史记》差不多可以认为是他向孔子致敬的神作。我们跳出这个预设的价值，回到季札的父亲寿梦活着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一段话：

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很奇怪啊，怎么莫名其妙就会知道你季札是“贤人”呢？你这个人是不是从小就喜欢展露自己的智慧才华和德性？——好像我在污蔑季札，不是的，你看他出使到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喜欢讲：哎呀这个好，这个不好，你们国家马上要乱了，你们国家最后肯定会被三家瓜分……

这是站在老子的体系里来看季札和吴国，和当时的世界。如果能够“不尚贤,使民不争”，吴国不会内乱、吴楚不会打仗，对不对？司马迁的理想世界里，想要提倡以“让”来解决“争”，但是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因为社会“尚贤”，而季札又“显贤”，才会有寿梦“贤之”而“欲立之”。

如果季札能够从一开始就抱朴守拙，不表现出德性贤才，还会有后面的一切吗？

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