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亲

2字数 17740阅读 1978

文泽后人

今天是父亲节,我不知道这个起源于美国的节日何时在国内流行起来,但每逢微信圈里各种忠告、祝福提醒我这个节日到来时,我总是心塞。父亲已经辞世十年了,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无奈无处倾述,虽然早有冲动想写点什么纪念下父亲,但总是担心自己驾驭文字的能力不能准确地表达这份情感,唯恐词不达意而成矫情,所以一直未敢打开心底里最神圣的空间。如今,我也已经为父十六载了,岁月的积淀想必也能过滤掉些肤浅的文字,所以,在这个节日当口,我终于按捺不住冲动,一个人走进书房,关上门,坐下来,点燃一根烟,静静地打开记忆的阀门。

一、父亲给我的童年记忆

父亲出身农家,凭借自己的勤奋好学考取了师范,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始终文质彬彬,温和儒雅,和他的兄弟们性格迥异,这使得我小时候一度严重怀疑父亲是否真的曾经是农民。后来,长大了,懂得了饱读诗书气自华的道理才得以释然。父亲爱读书,从小耳濡目染也培养了我爱读书的习惯,想必当年这也曾是父亲感到欣慰的部分。父亲生活节俭,但在书籍上却从不吝惜钱财,对己对子都是如此。

因为从小跟随父亲进出书店,养成了隔段时间便去逛逛书店的习惯,每到一个新城市出差,当地的书店必是我拜访之地,这习惯一直保持多年直到网络上购书渐成习惯才去得少了,不过当下各地书店店面分布和柜台面积的减少也让我唏嘘不已。我家小女初长成,却也养成了爱读书,爱逛书店,爱泡图书馆的习惯,同样作为父亲的我欣慰之余,也感慨传承应拜我的父亲所赐。

说到买书,小时候的一次经历永远不会忘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三国演义连环画是我们小伙伴的最爱,但不知是发行环节的原因还是我当时身处三线城市的原因,书店里从来没有整套的连环画,只是隔段时间来那么一、两本,而且还不是按顺序来的,以至于当时我了解的三国演义故事都是不连贯的,跳跃式的,但这更激发了我收集阅读的兴趣,像集邮票似的虔诚的频频造访书店,扫描书柜,唯恐漏下一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照例溜达着去书店,刚到门口,不寻常的嘈杂声就使我警觉起来,飞奔到连环画柜台,眼前的景象瞬间震撼了幼小的心灵。上下四、五层柜台全是新到的三国演义连环画书,蓝盈盈一片(封面是蓝色边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我感到一阵眩晕,恍惚身处梦境。小书友们急切地报买声迅速使我清醒过来,奋力挤近柜台,可我裤兜里只有两毛钱,只能买了一本一毛八的《火烧连营》。拿到新书,不象往常一样急着翻看,迅速转身挤出人群往家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回去找我父亲。一路上怎么跑回去的,记忆里已经断片了,反正是光速到家。一进院门,我就大喊:“爸爸,书店来新书啦!”父亲正光着膀子用铁丝修补鸡窝,那个年代住平房有个小院,家家都养鸡。父亲放下钳子,套上汗衫,长裤都没换,钱包装进大裤衩后兜,也没问来的什么书,就说了一个字:“走。”蹬上永久自行车,带上我直奔书店。一路上,坐在自行车后座的我嘴唇哆嗦着,喋喋不休地反复说书店来了好多三国演义连环画,从来没见过来这么多的。父亲没答话,只是努力地蹬着自行车。

来到柜台前,父亲和售货员说:“这上面的三国演义,一样来一本。” 售货员和我一样惊讶,带着明显的尊敬,一本一本的从柜台上敛货。在柜台前小书友们的惊叹声和羡慕的目光中,我都有些飘飘然了,那种自豪与荣耀在我日后置房买车都不曾体会到。当时仅存一点理智的我没忘了提醒父亲那本《火烧连营》我已经买了,但不知是口干舌燥的我发声太低,还是父亲太专注于售货员敛货以防遗漏,父亲竟没有理会,以至于我小时收藏的这套连环画多出了一本《火烧连营》。那一次购买了二十八本,虽然那时的连环画书不像现在的书这么贵,但当时父亲的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吧。归途中,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捧着这摞厚厚的精神财富,那种心情难以表述,仿佛云中行走,天下舍我其谁的感觉;同时,看着父亲汗津津的后背,心里默默地感激着,可惜那个年代的少年怯于表达这份情感,既不会说声谢谢,也不像现在的孩子勇于给父亲一个拥抱。唉,遗憾!

二、父亲的技艺

父亲善于观察也勇于实践,大凡生活中的各种操作,他看过一遍就会模仿着干,动手能力极强。别人家的小院地砖都是行列平铺,父亲不知在哪儿看过高级的式样,我家的小院都能用红砖铺出花样,引得全院各家都来观摩,更有几家扒开重铺,让父亲现场指导带操作。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收音机、钟表,但凡机械的物件他都会修,可是后来的家用电器进入电子时代,他就茫然了。父亲胆子也大,从来没有受过什么专业训练,电工活他也敢干。那个年代的家属院还没有物业管理的概念,全院二十几户人家就指着父亲一个伪电工撑着,谁家改造个电路,扯个临时线,电灯泡改日光灯都来找父亲,他也乐得帮忙,享受着劳动的快乐。父亲曾对我说过大炼钢铁那阵儿,他还曾试着给家里的菜刀点钢刃,做夹钢刀,也不知他是否成功。父亲年轻时自己动手做过二胡、笛子,他退休后我给他买了一把好二胡,他却很少拉,我问他,他淡淡地说这玩意儿太悲了,现在不想拉了。父亲在我眼里多才多艺,可他自己总谦虚说样样不精。父亲崇尚艺不压身,教导我们要多学多干,可我自觉生活技能和业余爱好不及父亲十分之一,唉,惭愧!

三、父亲的遗憾

父亲吃过很多苦,他们那一代人经历的苦难不是我所能想象的。年幼时各种战乱,颠沛流离;成长时赶上饥荒,营养不良;青年时又逢各种运动,精神折磨;中年过后生活刚刚好些了,却又积劳成疾患上心脏病,九十年代末去北京阜外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从腿上静脉取血管在心脏搭了四根桥,腿上、胸口各有半尺多长的刀口疤,我看了都心悸,可父亲从来没有哼出声。

父亲年少时因营养不良曾患上夜盲症,天黑割草回来路都看不见,只能搭着小伙伴的肩膀摸回家。后来,爷爷到镇上买了一小块羊肝给父亲吃,据说才治好了。父亲爱看书,晚上家里为省钱不让点油灯,父亲就在灶台旁边拉风箱边就着炉火光看书,据说为此没少挨家里长辈的数落。当年,附近十里八乡的农村子弟就我父亲一人考进市里的中学,那是一所省重点中学,汇聚了周围八个县的莘莘学子,顺便说一句,后来我也在该所中学求学六年,在这个意义上,我和父亲也算是校友。

当年父亲住宿学校求学,因为家里穷舍不得花钱在食堂打菜,父亲经常开水化盐,用干粮蘸着盐水吃饭。初中毕业时,因为当时的师范学校管吃住还发津贴补助,家里就让父亲考师范;父亲学习好,学校准备保送上高中,老师爱才,从城里骑车二十几公里到农村爷爷家里游说,试图说服爷爷让父亲继续上高中,将来考上大学肯定没问题。爷爷好生招待着老师,但对于老师的建议始终一言不发;老师一共去了家里三趟,最后一次老师自愿承担父亲三年高中的学费(话说这么敬业负责任的老师如今太少见了),老师话说到这个地步,爷爷抹不开面子,终于吐口同意父亲上高中,但前提是不让两个弟弟继续上学了;父亲怕今后落埋怨,自己放弃了上高中,报考了师范。

事实上我的两个叔叔对读书都不感兴趣,在镇上的普通中学混到毕业就各自务农了,但当时父亲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耽搁了兄弟们的前程。父亲为没能进入大学校门接受高等教育遗憾了一辈子,当年成绩远不如父亲的几个同学后来考取了西安交大等名牌大学,日后各自的发展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四、父亲的政治生命

父亲精于业务,在政治上却没啥建树,源于家族成员背景的拖累。我爷爷弟兄四人,姊妹四人,我爷爷是老大。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二爷爷参加了八路军,解放战争大军南下时,因伤病退伍回家了,一辈子务农。其实二爷爷的伤病也不是什么致命致残的大病,南下也没有什么硬仗大仗要打了,主要还是眷恋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担心离家越来越远。眼看全国解放了,他退伍了。同村和他一起入伍的几个战友将革命进行到底,后来都在南方城市定居,大小都是个师职军官了。小时候每听父亲聊起这码事,父亲总感慨二爷爷小农意识,目光短浅。

三爷爷中学期间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加入了国军守土抗战,解放战争后期兵败退逃台湾。以我作小辈的小人之心揣测,二爷、三爷也不见得有什么明确的信仰,当时国共两方都来征兵,摊上谁的部队就跟着谁走了,估计他们当时也分不清楚谁是谁的部队。三爷爷加入国军时,父亲年龄尚小,其实都没什么交集,但这个三爷爷的背景却让父亲背了几十年政治包袱。

父亲上学时品学兼优,但入团、入党申请就是政审不合格,有海外关系嫌疑;工作时教学成绩有目共睹,人缘好,同事评价高,父亲本人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学校单位方面也有意培养,但组织上就是政审考察通不过,理由只有一条,海外关系存疑。父亲多次提交入党申请,单位领导也多次无奈的表示无能为力。那时的父亲总觉得低人一等,慢慢地就被打击的没啥政治进取心了,专心教学研究。这让父亲也远离了政治争斗中心,少了许多勾心斗角的历练。

十年浩劫中,学生都不上课,父亲又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另外确实本身政治条件不强也无缘加入各派,父亲就经常带着我去钓鱼,当时不谙世事的我却觉得那是一段最美好的时光。父亲属大龙的,又是A型血,应该是个完美主义者,做什么都一板一眼。自己烧红了缝衣针做鱼钩,自己找竹竿做鱼竿,自己拌料做鱼食,提前一天下午先去投鱼食布鱼窝。印象最深的一次,我正在河沿上玩耍,听得父亲喊了一声,“有个大的,”扭头只见父亲被拉倒跪在地上,河岸是个斜坡,听得刺刺啦啦声,父亲从半坡已快被拖下水了。我都快吓哭了,赶忙跑过去拽父亲。父亲又喊,“你待在那儿别动!” 我没听,径直跑过去用小手死死抓住父亲的汗衫。父亲和大鱼足足耗了半个多小时,把鱼遛累了才拖出水面。好家伙!比我还长的银白色细鱗大胖头鱼。低头看父亲的膝盖,凡尔丁的裤子已经磨出了两个大洞!背着硕大的鱼穿街过巷,父亲像凯旋的将军接受市民的检阅,那一刻的我感觉父亲是天底下最伟大的人。

父亲学历不高,但教书育人,著作半身,应该算是个知识分子吧。文人的风骨分两类,我认为父亲属于狷者。父亲独立、保守,洁身自好,不与人为敌,个别邪恶的人也很难找到他什么明显的缺点可以攻击父亲,况且父亲虽然言语不多,但不怒自威。十年动乱中,父亲虽然政治上压抑,受排挤,倒也没受多大罪,顶多被人批判只专不红,逍遥派,而且从来没有学生批斗过他(有些政治上积极的老师却被学生剃过光头,戴过高帽子,挂过纸牌子),学生和父亲是有感情的。父亲后来因教学突出被调至市教育局教研室专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已经多年不任教了,但他的老学生逢年过节还都自发的来家里看望他,聚一聚,这也使他很欣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个从事远洋运输的船员学生来看望父亲,带来几听洋啤酒和一罐咖啡,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听装啤酒和咖啡,尤其咖啡给我第一次的印象非常深刻。父亲的学生刚走,不懂事的我就旋开了咖啡罐,外文字母我也不认得,看到咖啡颗粒就想当然的以为是麦乳精,大勺子下去擓了一大口就放入嘴里,哇的一声当即吐出来了,焦苦焦苦的。父亲忍俊不禁,训斥到“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上不再唯成分论了,父亲终于在四十几岁光荣入党,并迅速被吸收进单位党组里担任组织委员。但不久,父亲单位的局长和党组书记矛盾公开化,办公室政治斗争升级,两派都拉拢父亲,父亲却从不选边站,党组开会议事就事论事,帮理不帮人。很快,整个局机关乱成一锅粥,已经无法维系正常的行政运行了,英明的上级领导决定将局长、书记双双调离。在上级组织开展的基层群众民主测评中,父亲以压倒性的高票被推荐上来,而且上级组织征求原局长、书记的意见时父亲也是两方唯一都能接受的人选。于是,父亲被提拔为第一副局长主持全局工作,大学毕业后也进入行政机关工作的我后来才明白当时父亲的任命在程序上也非常罕见。而且,当时组织上和父亲谈话时还口头表示不准备再委派正局长,意思非常明确了,希望父亲尽快扭转工作局面,可见组织上对父亲多么大的信任。

当时已经在教育局系统下属单位工作的哥哥志得意满,风头一时无两,认为父亲的政治春天来临了,比父亲还兴奋;我当时正在读高中,对父亲的政治青春完全没有概念,只是觉得家中迅速人满为患,一晚上三、四拨人等着父亲谈事、解决问题,我反而觉得打扰我的学习并不胜其烦。当时还未涉足社会的我就已经领略了世态炎凉,据说父亲的正式任命还未下达,机关小车班的司机就闻风而动,专车早接晚送。其实当时我个人觉得父亲单位和家属院相隔并不远,根本没必要车接车送,但级别上去了,你就享受这个待遇。那个年代的小车班司机都牛得很,除了局领导谁也不屌,科长、主任的面子都不给。父亲任教研室主任时组织下乡调研要个车费死牛劲,现在不仅一箭之地车接车送,家里买米买面都不劳烦我妈了,小车班司机承包了。

组织上这么信任,同事们这么支持,按说父亲应该大展宏图,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了吧,偏偏父亲不适应,有负众望。几十年的运动、动乱遗留了大量问题,涉及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天天晚上几拨人围着找待遇、找级别、找工资,父亲身体有些吃不消;这还在其次,每人来家没空着手的,东西不收吧,人家觉得你没诚意给办事,是应付;收了吧,父亲觉得违背他做人原则,也于心不忍;其实当年的送礼远未升级,那时人人都没有什么钱,所谓礼品也就是些烟酒糖茶,土特产品;最要命的是,父亲办事认真,有同情心,他认为不公不平的事就想纠正,但好些老教师、老同志的问题是历史形成的,彼时的政策就是那样规定的,要想都解决凭父亲一己之力万不能成。半年下来,父亲心力交瘁。

父亲沉下心来思考,觉得自己大量的精力消耗在人事政策上,和投身学政管理和教育改进事业的初衷相违背,而且认为自己本身也不擅长处理这些问题,于是下定决心回归本原,辞官不做,继续从事自己所熟悉的教学研究工作。消息传开,在家乡小城可算是奇闻一件,人都听说过跑官要官的,找市领导辞官不做的倒是首次听说。熟悉的,不熟悉的;理解的,不理解的;教育界的,其他行业的;什么议论都有,有说父亲傻的,有说父亲假清高的,有说父亲不愿同流合污的,有说父亲看透官场愤而辞官的(我倒从来没觉得父亲有什么悲愤,反而更多的是疲惫不堪),但辞官事件却使绝大部分教师更加尊重父亲(知识分子圈儿里就是有股子穷酸清高的劲儿,看重不向权贵折腰的精神),也使父亲在局单位赢得更高威望,后续调入单位担任领导的几届局长都首先拜望父亲,大事都先征求父亲的意见,但父亲心里清楚人家是摆个姿态,客气客气,所以从来不妄加评论,越俎代庖,谨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道理。家里慢慢由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又恢复了往日平静,专车接送自然是停了,但父亲因公用车却比之前方便多了,一则后任局长们特殊照顾,二则司机也给面子了。关于父亲辞官事件,后来我个人觉得父亲年轻时缺乏官场历练,不懂得为官之道,凡事太过认真,拘泥细节,不能举重若轻,辞官和风骨清高无关,实则是性格决定命运。当然这些个人看法从来没敢和父亲探讨过,只是成年后和父亲聊天说您得感谢当年组织上的信任和理解,不然人领导就是不批准辞官,您还不得硬着头皮干下去,父亲点头称是。

六、父亲的脾气

当年父亲辞官后,记得哥哥颇有些失落,我倒是乐得图个清净。话说到这儿,又想起一件事儿,哥哥因为工作表现不错,局里几次想调他进局机关,都被父亲压下了。哥哥当父亲面不敢说,在亲戚面前抱怨父亲只顾自己工作,不顾子女前途;没沾父亲什么光,反倒受拖累什么的。话传到父亲耳朵里,父亲大怒,当哥哥面训斥他分不清轻重。我觉得父亲的话在理儿,父子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关系不好处理,哥哥见人矮一辈儿,对于他个人发展未必是好事。

父亲轻易不发火,但一旦发怒却非常暴烈。我小时候还挨过父亲一次打,也是记忆中唯一一次被父亲打。上小学时三国演义看多了,迷恋各种古代兵器,我就偷拿了家里的十块钱去买了木刀、木剑,自己也感觉不光彩,就把兵器藏在床底下。那个年代家里的钱都是有数的,没过多久父亲就发现少了一张,还没正式开审我就招了。父亲铁青着脸问我买什么了,我如实交待,然后带着我到我的卧室起赃。兵器一件件陈列在床上,父亲阴沉的问哪只手拿的钱,我愣了一下说左手(其实是右手,我当时预感躲不过打,怕打肿了右手没法写字,机智如我)。父亲拉过我的左手,抄起一柄木剑,抡圆了就打。啪啪啪连续三下,二指宽的木剑应声而断(一点儿不夸张,真是打断的),我都吓的忘了哭。我母亲和我姐都立在旁边不敢过来劝。父亲说了第三句话,“记住了吗?”我答记住了。父亲站起身走人,留下我一个人在那儿呲牙咧嘴,眼泪才想起应该流出来,但是不敢哭出声。整个过程风驰电掣,雷霆万钧,但父亲总共才说了三句话。

事后不久在父亲轻松时刻,我耍起小聪明问父亲如果当时我说买书了您还会不会打我,父亲正色道:“不是因为你买什么,而是因为你不经家长同意私自拿钱!若是耍小聪明撒谎,下次打得更狠。” 我吓出了一个寒颤,懂了并且真记住了。

七、父亲的传统观念

历史总是会吊诡的重复,但当类似事件在我身上重现时,父亲却是不同的反应。我十九岁在大学期间入了党,又在校、系学生会担任学生干部,也算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吧,毕业时被挑选分配进了一座中心城市的机关单位(那时还未实行公务员考录制度,九六年整体过渡成了公务员)。父亲颇为我感到骄傲,与人聊起子女的就业,总是挺直腰杆津津乐道;我在机关工作连续三年被评为市级优秀工作者,26岁那年提为副科级干部,是机关大院里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父亲更是逢人便说,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这和我印象里父亲淡于官职有些反差,但我理解父亲是基于望子成龙的喜悦。

或许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对官职没有趋之若鹜般的追求,而且日常工作的平淡和人际关系的复杂逐渐使我厌倦了官场。经历了内心无法自拔的痛苦后,终于在工作十年后说服自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考研,重新读书,另谋职业。但我的决定却像一记闷棍把父亲完全打蒙了,他不能理解他最省心的小儿子怎么在他退休后甩给他这么大一个麻烦。

父亲在体制内历经波折,却对体制无比眷恋,官职可以辞,但体制内的工作不能丢,辞去体制内的工作或许是他们那一代人永远不能接受的思想变革。父母退休后一直和我居住,我辞职后,在一个屋檐下,父亲有几个月的时间不愿搭理我,在外也不爱往人群里扎,像个霜打的茄子;父亲心脏手术过后原本戒了几年的烟又偷偷复吸了,我当时还非常不满(几年后,我独自在京城打拼时因苦闷学会了抽烟才能体会父亲当时心情的排解之道);更令我哭笑不得的是父亲连家里的大桶水都不喝了,改烧自来水泡茶了,我说这能省几个钱,父亲幽幽的说能省点就省点吧。直到我考上一所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父亲才豁然开朗起来,挨个给亲朋好友打电话报喜讯。

去学校报道前收拾行李,我去农贸市场买来一大张农用地膜,一头扎紧,翻过来就是一个大塑料口袋,被褥塞进去再扎紧另一头,一路托运又防尘又防潮,当年我上大学时父亲就是这样为我打包行李的。这次我操作着,父亲坐在一旁看。捆扎完,父子对视一笑,手艺得到了传承。临行前,父亲递给我一万块钱,我说我有积蓄,父亲说:“你有是你的,我说过,只要你求学,无论你上多高我都供。”我知道父亲仍然对爷爷不情愿花钱供他求学耿耿于怀,但愿我的求学深造能略略弥补父亲的遗憾。

八、父亲的家族意识和奉献

父亲为家族做了超出自己身份、能力、财力的付出,却收获了寒心和失望。在整个大家族中,父亲是长房长孙,又是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三爷爷不算,失去联络几十年,而且是吃国民党饭的),自然成了整个家族的依靠。父亲颇有长者风范,宁可自己吃苦受罪也要照顾别人。就读师范学校时,国家供给食粮但是定量,父亲就顿顿少吃,省下口粮回家时带给他的弟弟妹妹。每隔一段时间回家时,弟弟妹妹就早在村口眼巴眼望地守候他们的大哥了。奶奶去世早,小姑又年少,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可以想见那个年代一个没娘的女孩子在农村的境遇。父亲可怜他的小妹妹,师范毕业一分配工作,就把小姑从农村接到城里和他一起生活。父亲年长小姑很多岁,就像照顾闺女一样把小姑拉扯大,给她梳辫子,缝衣服,做饭,打毛衣。父亲手也巧,针线活儿、做饭手艺都比我母亲强。

父亲的兄弟们结婚、盖房都是我父亲出钱出力,小姑出嫁也是我父亲出钱置办嫁妆,爷爷没出钱(他也拿不出什么钱),只是杀猪、给粮食,张罗人手。父亲也没什么钱,就是指望死工资,这些弟兄姊妹的大事花费只能预支工资和借钱,但这账目亏空却落在我父亲头上。不光父亲的亲弟兄姊妹,姑奶奶家的孩子结婚也找父亲借钱,说是借,从来没见还过。其中一个姑奶奶借的最多,她几个孩子结婚都找父亲借钱,前后共借了500块,可我父亲月工资只有29块5,而且几十年未变。钱从哪儿来?都是父亲勒紧裤带省下来和东借西借凑来的。父亲又脸皮薄,爱面子,可以想见他当年向人借钱多么困窘。父亲的外债十几年才还清,而且这个外债没有一分钱用于自己家庭的生活。就是这个借钱最多的姑奶奶,当年父亲上学时没给买过一只铅笔一个本子,没出阁前数落父亲晚上看书数落的最凶。

父亲有时在家里自己发发牢骚,但亲戚找上门来开口借钱,他却从来抹不开面子,不知道怎么拒绝。除了钱的事,亲戚看病住院、他们的子女上学就业、买化肥农药(那时是紧缺物资)、甚至当年有亲戚因贩卖农产品当作投机倒把被抓,都找到父亲出面托人求情,拉关系,走后门。父亲极不擅长这些,又不会推辞,只好勉为其难的四处奔走,回家后自己慨叹斯文扫地。好在各行各业都有父亲的学生,而且有些学生的父母还身处要职,总会给父亲些面子,帮父亲解决了很多难题。父亲一生不愿求人,所有的求人办事都是为了亲戚,没有一件是为了自己家人。父亲所做的这些,亲戚们都认为是应当应份的,没有半点感激,而且托人办事还舍不得花钱,顶多带点自产的花生小米、香油大枣就要去关系人家,父亲怕丢人,自己掏钱买烟酒礼品让亲戚们带着,他们顺手接过来也心安理得。

爷爷舍不得花钱供父亲读高中、大学,父亲师范毕业后分到城市学校里任教,爷爷还想让父亲调回本村里的学校以便时常帮助家里干干农活,幸亏父亲这次没听爷爷的话,不然我们这一代又惨了。有意思的是,爷爷老了却喜欢住在城里父亲家,不愿住在农村老家里。爷爷看病、吃药、打针、住院都是父亲花钱,有一种治疗气管炎的高级喷雾药(易耗品)县城没有,父亲还经常托人去省城购买,所有花费父亲从来不计数,也不保留单据。

爷爷去世后,父亲兄弟们分家。父亲最小的弟弟竟然拿出保存了好几年的两三张村诊所购药单子(总共不过十几块钱)说是他支付的,要摊在大账里报销。父亲瞬间气堵胸口,彻底寒心。父亲随手从裤兜里掏出爷爷去世前几天在医院的花费单据就是几百块钱,说他根本没想着这些还用来报账,更别说之前几年给老爹治病买药的花费了。小叔低着头,一言不发,估计小时候吃大哥省下的口粮的事儿也早忘得干干净净。父亲之前就声明分家时一点儿东西不要,全分给兄弟们。主持分家的老舅爷实在看不过,主张把栓牲口的两间旧屋和屋前的小菜园分给父亲,其他祖屋宅子,牲畜、钱粮由叔叔们平分。

说起小菜园,父亲后来见这块儿小地儿闲着也是闲着,就买来些树苗回老家栽上。分家后,小叔把自己的农田收拾的井井有条,依旧把他分得的牲畜栓在父亲名下的旧屋里,却对屋前的树苗视而不见,任其靠天照应,野蛮生长。遇天大旱,树苗干死不少,存活下来的也都横枝竖杈,歪七扭八。父亲又买些新树苗栽上,嘱咐小叔农闲时照看照看,剪剪枝,浇浇水,说等你孩子长大了盖房架屋什么的,这些树成材了也能用。小叔嘴上应承,但依旧我行我素,置若罔闻。

父亲去世后,这两年我听说老家被政府征地辟为开发区,不知父亲名下的两间旧屋和那些树是怎么补偿的。我远离故乡千里之外定居,不知生活在故乡的哥哥是否和小叔争过这些补偿,反正迄今为止谁也没和我提过这码事。当年从父亲的闲谈和我自己的亲历中,直接导致了我对老亲戚们感情淡漠;看到父亲被所谓亲情所困的烦恼,我从小就下定决心离故乡远远的;我在外地成家后把父母接到我家养老,在父亲去世前的几年里,父亲经常由衷地说在我这儿居住生活清静多了。

过度的给予纵容了受者的贪婪,过度的照顾使受者习惯于被照顾,过度的宽容使受者不懂得感恩。父亲在这方面的遭遇,有时代大背景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也和父亲委曲求全的性格和过多承揽责任有关。后来我读巴金的著作《家》时,经常从小说中的人物觉新身上看到我父亲的影子。我可不想重复父亲的生活,我的解决之道就是远走高飞,躲得远远的。我既不是长房长孙,也没有父亲那种过时的家族观念和高尚的牺牲精神,我只秉承谁对我好,我对谁好的信念。但话虽如此,实际上却也不能完全做到。近几年大家生活都好些了,通讯发达了,交通也便利了,千里之遥已不是什么障碍。也有亲戚们组团以看望我母亲的名义来我居住的城市旅游,吃玩我花钱不说,八、九口子人非要在我家里打地铺。我的小家哪容的下那么大的地铺,况且脸面不好看,真容的下我也不能那么干。还是我花钱订几间宾馆房间省心。我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无奈,也感慨父亲对我的影响深远和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不管怎么说,这类事情对我来说毕竟少多了,与父亲的奉献相比有星光萤火之分,河海涓流之别。

九、父亲的三叔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当局回应大陆的《告台湾同胞书》,逐渐放开“三通四流”。家乡开始陆续有台胞回乡探亲。失去音讯几十年的三爷爷其实已持绿卡在美国定居,辗转书信联络到了我父亲,并在九十年代中期启程回乡探亲。我父亲一来出于对长辈的尊重,二来也不想让那边的人小看了咱们这边,主张租车去省城机场迎接。当时四爷爷和两个姑奶奶还健在,作为一母同胞却支支吾吾,不置可否,也不愿出头。父亲原本就没指望他们赞助,自己花钱租了轿车去机场接人,那个年代租轿车来回跑这么远也是笔不菲的费用。不过九十年代我们兄弟姊妹三人都已工作,父母亲工资涨了不少,也没什么家庭负担,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

三奶奶原是青岛资本家的大小姐,女中读书期间和全校师生被裹挟着糊里糊涂的上船运至台湾,后来和三爷爷相识组建了家庭又移居美国。她哪儿适应得了农村老家的住宿环境和卫生条件啊,没几天就要求和三爷爷搬回我父亲家居住。我当年请了几天假,回家和他们见了面,陪了几天。三爷爷和三奶奶都是有文化的人,沟通起来顺畅,人也开朗幽默,容易接近,没过多久就熟络了。我那时二十郎当岁,正是敢想敢说的时候,就没大没小的开玩笑讲述父亲因背负事关三爷爷的政治包袱所遭受的政治挫折。父亲在旁边几声言语制止不住,我已经突突突地放完了。三爷爷叹了口气,沉吟了片刻,愧疚地看着父亲说:“我原来只觉得对不起父母,没想到因为我还拖累后辈,对不起啊。”父亲反倒有些不好意思,紧着解释那时的政策是个错误,国家早已拨乱反正,那事的影响也早已经过去了。

依照当年来大陆探亲台胞的惯例,三爷爷也准备给每个亲戚送个红包,但我们家族人员数量庞大,三爷爷征询父亲关于人数的意见后决定每个红包包50元人民币。三爷爷入境时用美元兑换了一些人民币,但似乎不太够,准备去银行再兑换些。父亲从来没见过美元,有些稀罕,主动提出来用自己的人民币给三爷爷兑换。父亲从报纸上查了外汇牌价就和三爷爷兑换了,兑换时,三爷爷叨咕了一句,“好像比我入境时兑换的多了些,美元这两天又涨了啊。”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实行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波动远没有现在弹性这么大,不太可能几天就有变化。三爷爷不了解当时的大陆汇率制度,我却敏感地意识到缺乏财经知识的父亲肯定没搞清楚兑换时的银行买入价和卖出价的区别。我借故把父亲拉到另一房间,尽量简短地解释汇率兑换问题。父亲茫然了一阵儿,似乎听明白了,说了句,“嗐,没差几个点,咱不差这点儿钱。”父亲不懂得财经知识,也缺少投资运气,又没有机会出国消费那些兑换的美元,就一直放着。哪知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元相对人民币一再贬值,这是后话。

那位借父亲500块钱几十年不还的姑奶奶又缠上了她的三哥,拿了红包不算完,还想额外多要些。从农村老家就张口要,三奶奶不让给;两位海外侨胞搬回我父亲家住,她也跟到我父亲家住下来,天天向他三哥诉苦几个子女怎么怎么不孝,自己生活如何如何困难。三奶奶抢白她子女不孝是你自己教育的不好,再说谁的钱来的那么容易?我暗暗佩服三奶奶说的好,也敢说。后来我和父亲闲聊起这码事儿,我说您得学习三奶奶懂得如何拒绝,父亲说她俩平辈,她是她嫂子,有些话她敢说;她是我老姑,有些话我说不出口。我接了一句,您平辈的兄弟姊妹开口也没见您怎么回绝。父亲咽了口唾沫,叹了口气,点了点头。最后三爷爷受不了软磨硬泡,还是趁三奶奶出门时给了他执著的妹妹一些钱。因为是在我父亲家给的,据说姑奶奶怕父亲在这当口提她欠款的事儿,抢先对父亲说先别扣下这个钱还她之前的借款。母亲说当时父亲一脸苦笑,啥话儿也没说,倒是她说了句您真是好记性,几十年了还记得这码事儿,我们都快忘了。

当年我假期结束要返回单位上班,三奶奶给了我一百美元并把剩下的六、七个红包都给了我,让我给当时还未过门的妻子买些礼物。三爷爷、三奶奶又住了十几天,父亲租下车陪他们转遍了家乡的古迹和景点。两位海外侨胞临走前,三奶奶给了父亲、母亲各一个金戒指,说喜欢我们这个家庭,她愿意给;三爷爷给了父亲一些钱,说是父亲为他们这次行程花费不少,他心里明白,够与不够的留下些钱只是表示个心意;又给父亲几件美国购买的衣服,可惜都是参照他和他儿子们的身材买的,经历过战乱颠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父亲身材偏矮,穿起来明显肥大。后来我看衣服价签儿确实是美国商品,价格也不贵,但商标上却标明MADE IN CHINA。

知书达礼、见过世面的亲戚就是不一样,你有付出,人家懂得回报,你来我往,才能亲情绵长。三爷爷回美国后很快给父亲来了一封长信,信中言词恳切,感情真挚,感谢父亲给他这次探亲之行争了面子也给家族争了光;又言及多年思念亲人故土后的回乡感受,虽未完全点透,但可以读出梦境与现实的杂陈五味。父亲将此信给我看后,我判断这个漂泊异乡的老人绝对不会回来第二次,父亲说于他心有戚戚焉。

其后几年,父亲倒是和他三叔挺能聊得来,不时书信、电话往来。三爷爷年届七十通过美国公民考试,由绿卡转为公民也向父亲通报,父亲搞不大清楚有啥区别,他三叔还不厌其烦地解释有权利投票了,父亲颇有些不以为然;三爷爷全家去大峡谷的照片也寄来给父亲观赏,还写信催要我们一家的近照,可惜我们当年还未学会轻松面对镜头拍些生活照,都是些一本正经的标准合影,咦,汗颜!

十、父亲的病

父亲不好酒却嗜烟,四十几岁时体检诊断出高血压,很快又查出冠心病。这与父亲体质有关系,与父亲嗜烟习惯有关系,更与经年累月的熬夜写作有关系。我小时候睡醒一觉去厕所,经过孤灯独照的小书房,经常见父亲仍奋笔疾书,屋内烟雾缭绕,桌上烟缸插满烟蒂像个刺猬。我曾对香烟相当排斥,三十几岁前都不抽烟。我研究生毕业后独自北漂谋生,另谋的职业特点也经常要深夜思考笔耕(准确地说,如今应该是敲打电脑键盘),再加上苦闷与彷徨,竟也步父亲后尘成了烟民。

手术之前的一、两年间,父亲经常心绞痛发作,但不知他是不大在乎还是讳疾忌医(我个人认为倾向于后者),经常瞒着家人自己偷偷服点急救药了事。我曾带着父亲在我当时居住的城市拜访所谓名医,但一则可能地方名医毕竟层级水平有限,二则心脏病不发作时,常规检查结果就像好人一个,医嘱不过是注意休息、保养身体、用药维持。各种药片、胶囊,甚至稀奇古怪、腥苦难闻的中药汤,父亲都一把一把、一碗一碗地服用。现在回想起来颇有些愧疚和不忍,或许当年父亲服用的很多药其实都没啥对症的疗效,但那时我还积极鼓励父亲坚持服用,经常他坐着服药,我立在旁边一手端杯清水,一手拿勺白糖,眼神期待,言语催促,唉,没知识真可怕!

我当时听说过很多心脏病猝死的事例,一度非常害怕父亲突然离去,竟然萌生了保存父亲影像的念头。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还没有出现当下各种方便快捷的拍摄工具,我专门从电视台一个朋友处借来了专业摄像机,买来录影带,准备记录父亲的日常点滴。在朋友一番深入浅出的点拨后,摄像机虽然高级专业,但也很容易上手操作,于是我就架上肩头,煞有介事的开录了。我打着玩玩摄像机的名义,对父亲说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学无止境,艺不压身吗?父亲是何等敏感聪明之人,眼神儿闪烁早已明白我的用意,但他也不说透,积极配合着。父亲面对大镜头略有些不自然,尤其街拍时聚集在路人诧异的目光下,更是强作镇定。每每爷俩在家回放审视各段影像作品时,父亲开心地像个孩子。这盒珍贵的影像资料,父亲在时,我们经常播放欣赏,父亲离去后,我却十年不敢碰触。

父亲心脏病不断加重,终于在上个世纪末不得不在北京阜外医院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在父亲被推进手术室后的漫长等待里,我不愿说话,一直默念“南无阿弥陀佛”、“耶稣基督”、“真主保佑”,心里反复向佛祖、上帝、安拉,甚至玉皇大帝、文殊、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希波克拉底,凡我想到的神,一遍遍地祈祷保佑父亲手术成功、顺利、早日康复。以至于哥哥、姐夫、抑或父亲单位派来的同事偶尔与我搭话打断我的默默祈祷,我都有些在他们看起来既幼稚又莫名其妙的愠怒和生硬。我坚持着不喝水、不吃东西、不上厕所,类似苦修般的等待,好像一丁点儿的自我舒服感觉都是背叛和罪恶。术后电话通知消息,不知是哥哥、姐夫胆怯还是我急切,反正是我走向话筒。那几步路,仿佛在天体间行走,周围一切都消失了,眼中只有那个黑色话筒。当话筒里传来一名女医生报平安的声音时,那种亲切瞬间放松了我紧绷的神经,心里刹那间光明温暖,身体却感觉异常酸痛。手术后,父亲又在特护监察室里被观察护理了十几个小时,期间承担特护任务的尖刀护士每隔三个小时向守候在外面的亲属电话通报情况,“醒过来了”,“能喝水了”,“能喝奶了”,这真是最愿听的福音。等到终于可以返回病房时,时隔一天再见父亲,却感觉他一下苍老了许多。

莫名巧合的是,若干年后我重返京城,谋生战斗的地方竟距阜外医院不足百米,远远望去,医院门牌、大楼依旧,但已物是人非,父亲永远不在身边了。我不愿睹物思人,从来都绕着那所医院走。

术后,父亲逐渐康复,次年,我的小女降生也给他带来欢乐,父亲坚持几年用日记记录他小孙女的成长。时代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爆炸般的社会变化似乎让父亲有点儿不太适应。曾经在我心目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父亲面对新事物、新科技、新工具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父亲话少了,动作迟缓了,父亲真老了。父亲年轻时喜欢看电影,我也承袭了他的这一爱好,家中购买了大量片子。录像机时代,父亲还懂得操作播放;VCD、DVD时代,他就不敢动机器了。陪父亲在家看电影,遇到他曾经熟悉的场景,他才会打开话匣子评论一番,重回我少时熟悉的父亲形象。记得有一次看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有段几个追逐打架的学生冲进一间正在上课的教室,跳上课桌,踩着桌子,斜穿教室,又从窗户飞奔而出的剧情。父亲感慨到:“那时真那样,老师也不敢管,礼崩乐坏,几千年的师道尊严没有了,老师成了臭老九。唉,也毁了多少好孩子。”

有一个周末下午,我陪父亲在客厅看电视。父亲起身去厕所,出来后却双手叉腰径直向他的卧室走去。我觉得不对劲,跟过去问怎么了。父亲像个犯了错的小孩子,懦懦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系腰带时突然觉得手不听使唤,系不上腰带了。”原来他怕自己摔倒,赶紧提着裤子回卧室想躺下。立即叫车去医院,大夫诊断是一过性的脑栓塞,症状表现很轻可能栓塞面积很小。住院观察了几天,没再发生什么事,父亲急着要出院就回家了。当晚,我躲在厨房里和妻说我的担心,想到父亲那天非常陌生的语气和神态,不禁泪如泉涌,反倒把妻吓住了。事后,她说一直认为我心肠很硬,从来没见我哭过。后来,我对父亲说当时觉得不对头就应该喊人。他讪讪地说儿媳、孙女就在客厅,他怕吓着她们。唉,父亲就是这样的人,总替别人考虑,一辈子不愿求人,不愿麻烦别人,只要自己勉强能干的连子女也不愿麻烦。

那次轻微的脑栓塞过后,父亲担心自己将来有一天会有神志不清的时候,就早早写下遗嘱,告诉母亲和我在哪儿放着。我不禁悲从心来,嘴上却埋怨他想多了,想早了。好在那次发病之后,父亲再没出现过类似症状,身体好像好多了,又经常背着我给他准备的全套渔具去海边钓鱼了。后来,我因为全力备考研究生入学考试,考取后又进入学校投入学习,见父亲精神情绪、身体状况都还不错,渐渐忽略了对他的关注。研一后的第一个暑假,又投入主要精力准备一个全国性的资格考试,未能陪父亲多转转,多玩玩,多聊聊,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后悔,完全可以拖后一年再考的。

在外读研期间,一般每周两次都是我主动打电话回家询问家人情况,尤其是父亲身体状况。就怕接家里打来的电话,生怕有啥不好消息。研二秋天的一个下午,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我马上紧张起来。但听了父亲声音、语速都还正常,放下心来。父亲说他想回家乡住一段儿时间,顺便去家乡医院检查下身体,拿些药,因为医保在家乡医院,老在我居住的城市看病拿药也不方便。我追问他怎么了,他轻描淡写地说最近腿有点疼。我不懂医学,以为只要父亲心脏、大脑没啥异常感觉就没多大事儿。但那时我已经对地方医院的技术水平颇不信任,不大情愿他回家乡,父亲说家里还有其他一些杂事需要他处理,社保机构也通知要求本人到指定现场去照相核实是否健在,所以必须回去一趟。我只好同意,但提醒父亲少服药,少输液。

之后一、两个月期间通电话都还没听出有啥异常,临近放寒假时和父亲通电话听得他气息有些虚弱,父亲解释说感冒了一直没好,在县医院住了一阵儿院不见好又转到市专医院治疗。我还问他春节准备在哪儿过,父亲坚定地说到我居住的城市过,感冒好了就动身。放假后的第二天凌晨,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医院下病危了,快来。我的头嗡的一声就大了,赶快从千里之外往回赶,途中,想起来给在该医院工作的同学打了电话,拜托先去看看我父亲。不久,同学回过电话说先别慌,老人暂时没事。我略略有些心安,到站后直奔医院,按同学给发的病房号找到了重症监护室,同学仍在陪着父亲、母亲。拉着父亲的手聊了一阵儿,见他精神还好,我借送同学的当儿出来问父亲病情到底怎么回事。同学说你父亲身体本来就弱,之前还做过心脏大手术,在县城医院没头没脑地输了二十几天液,转到专医院又做了一个冠脉造影术,可能引发了心力衰竭。我问危险吗?同学答肯定有危险,否则医院不会下病危通知,进一步观察吧,这个也不好说,建议我再询问主治大夫。临走,同学又说了一句,“你们父子感情真深,我刚进病房时你父亲有气无力的,我自我介绍后聊起你来,你父亲马上来精神了,尤其后来见你拎着箱子进门的一瞬间,你父亲的眼睛都放光。老人挺慈祥的,挺好,你床前多尽孝吧。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返回病房陪着父亲,父亲明显多愁善感了,没过多说自己的病情,竟然哽咽着说这个监护室里的一个小孩子昨天没了,心疼那么幼小的生命来到世上没招谁没惹谁说没就没了,感慨世道不公平。我当时不知怎的,突然和父亲低声聊起宗教和命运来,劝慰他每人各有天命,生老病死均有定数,时辰到了就各安天命。现在回想这些按传统习俗来说颇有些忌讳的话,似乎不应该在病床前讲,但当时父亲却好像理解我的本意,逐渐平静下来。

主治医生拿着各种片子向我说明父亲的病情,一个肾的血管已经完全堵死而造成肾萎缩,另一个肾的血管也堵得只有些毛细血管维持了,父亲的腿疼就源于此。我陷入深深的自责,悔恨这几年没有多关心他。血管堵成这样,腿疼肯定不是一、两天的事,但父亲竟能如此坚忍。医生说今后恐怕得长期透析,我脑中闪现出可怕的场景。父亲老年时曾多次说过如果老了重病缠身,还不如早亡痛快,省得自己遭罪还拖累子女。念头甫一闪过,我不禁说了句“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医生征求家属意见,是否请省立医院的专家来会诊,但得格外花钱;又说其实拍片都很清楚,多高级的专家来诊断也不过如此。子女们总想争取哪怕一丝丝的机会,希望父亲的病情诊断能有转机。于是按医生要求准备了两份钱各两仟块,一份交由医生转交省立医院,一份装入红包由我带着到省立医院请专家时当面呈交。社会风气就这样,咱也不能计较,何况在这个当口,再说人医生也是征求意见并未强求。但我还是想起了十六、七年前在北京阜外医院的一幕,在父亲手术前我递给主麻醉师一个比这两仟块大的多的红包时,那位中年女医生坚定地按住我的手腕不收,并且说:“我不收,其他人你也不要给。”人和人终究还是有差距的。那个我专程带车去省城接来的“专家”在父亲病房(后来因父亲病情稳定,已转至普通病房)总共待了不超过十分钟,看了看父亲的病历、片子,握了握父亲的手劲,说了些安心静养、配合治疗等无关痛痒的话,一点儿专业性的分析或建议没有。父亲面带愠色,我们子女觉得反正该花的钱也花了,不留遗憾就好。

父亲一辈子爱干净,有自尊,病房都配得卧床用的便盆,他执意不用,非要哥哥或我搀扶着去卫生间。后来几天可能确实觉得折腾的累,父亲才勉强同意使用便盆,但总是叮嘱给他擦干净了,别蹭到病号服上。父亲转到普通病房(是个单间)不几天特别嗜睡,白天黑夜的睡,打着巨响的鼾声,偶尔唤醒他吃点流食,吃不几口又接着睡,自己还喃喃地说把这一辈子欠的觉都补回来了。我后来想这种反应可能和当时停了一种高级的进口药有关系,记得当时也去问过医生,医生说那种药只能用于抢救,毒性很大,一般用药不超过一周,最长不超过十天。我们也不懂,当时医生说什么我们听什么。

一天午夜刚过零点,我和哥哥正坐在病床旁边的沙发里闲聊,突然听得父亲的鼾声戛然而止,愣住了,刹那间病房里安静地吓人。懂得急救的哥哥赶忙过去按压父亲的胸口,我则没命地跑去叫值班医生。一阵急救忙乱过后,医生说没用了。我不相信,刚才还鼾声如雷,活生生的父亲怎么什么话儿也没说,什么征兆也没有,突然撒手人寰;握住父亲的手,不停地呼喊爸爸,怎么也喊不醒;捧着父亲满是胡茬,苍老消瘦的脸,多么希望他能重新睁开眼睛;抚摸着父亲稀疏花白的头发,肝肠寸断,心如刀绞。最爱我的人也是我最爱的人就这么静悄悄地永远离开了我。

事后我暗暗让同学复印来父亲所有的住院病历和用药记录试图寻找原因,同学默默地帮忙,但劝我算了吧,可能长期输液确实对病人身体不好,但都是用的所谓营养心脏、软化血管、消炎止痛的药,你找不出明显的医疗瑕疵或事故硬伤;纵然你闹一闹可能得些医院补偿,但其实看你也不是那种能闹的人,关键是老人也不可能复生,没意义。是啊,无论如何父亲也不能复生了,再折腾这些也没用了,但心里一直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现实。

十一、结语

其后几年里,父亲经常来到我的梦中。开始是父亲不说话,略感陌生;后来是父亲依然生前的音容笑貌,和我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有时和父亲一起去钓鱼,辽阔海面上微波荡漾金光闪闪,湛蓝天空中玫瑰色的彩云却纹丝不动,那斑斓绚烂的景象美丽的非常不真实;冥冥中突然觉得不太对劲,父亲追悼会的场面又浮现片断,父亲却笑着表示那是欺骗世人的障眼法,这样更能不受打扰地清净生活;我将信将疑中不知是惊喜还是悲伤往往哭出声来,醒来泪湿枕巾,一时不知身处何地,等缓过神儿来,无尽的哀伤和惆怅在寂静的夜里弥漫开来。

这些梦境从来不敢提起,因为母亲还继续跟着我居住,怕她伤心。母亲和我似乎都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有关父亲的话题。父亲去世后的最初几年,逢忌日清明我还回故乡祭拜,但传统的礼节程序和亲戚们的敷衍参与使我感受更多的是事务嘈杂和空洞形式。父亲已逝,故乡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伤心之地,逐渐地,不愿再回去。各种民俗祭拜的日子,我选择了一个人准备好香烟纸钱,在午夜京城寂寥的十字路边,默默地焚烧,静静地祈福,不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

父亲在世时,我曾经在某个标志性的节点觉得自己已经超越父亲,无论是知识的广度还是深度,抑或是精神层面的理解和感受,都不再需要父亲的教诲和指导;父亲过世后,我却发现迷茫时多么需要父亲的指点,苦闷时多么渴望父亲的鼓励。一个成年汉子恐怕只有在父亲面前才能低下头寻求帮助和宽慰,在别人面前,无论亲疏远近,都只能咬紧牙关,继续挺身前行。但累积的各种无助,各种心累似乎已成不可承受之重,没有父亲在身边可以倾述解压,那种无奈时时吞噬着残存不多的心灵快乐。父亲去世前,我自作聪明宽慰他的宗教理论和天命说词,现如今却显得苍白无力,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自己都不能接受如此诠释。回忆父亲,人前是漫谈快乐,分享趣事,人后是思念痛苦,自责遗憾。

嗟乎,愿天下父亲尚健在的儿女,珍惜每一刻陪伴他的时光。

2016年6月18日动笔,6月24日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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