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管仲其人改革治国总体上到底是符合后世的诸子百家哪一家 道家？法家？还是什么？

管子是个政治家，以富国强兵、成就霸业为根本追求，他的政策都是根据现实利益的考量而非什么哪一家的理论做出的；况且他生活的时代，诸子百家都还没有影，所以没法说符合哪家主张。

反过来说，倒是成立的：诸子各家都从他那里得到过启发。

管仲的执政目标就是成就霸业。桓公即位之初，向管仲请教安定社稷之策，管仲劝他当霸王：

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管子•大匡》)

桓公有些犹豫，管仲就以拒绝任职促使他下定决心，从此齐国走上称霸之路。管仲重视“民”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成就霸业的基础首先是取得民众的支持：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

因此执政者不要做民众厌恶的事情：

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

就是说，只有满足民众的愿望，民众才会支持国君的事业。治理国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增加社会财富，满足民众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一点反映在他的著名口号“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中；另一方面则要依靠道德教化的作用：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

为使齐国尽快富强起来，达到民足、国富、兵强的目标，管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政治方面，强化君权，由国君掌握“杀、生、贵、贱、贫、富”六秉；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行政管理体制，中央设两相、五官，地方上则行国、鄙双轨制度，“参其国而伍其鄙” ；官员选拔，实行尊贤尚功的政策和逐级选拔的制度，国君亲试被推荐的人才，定期考核，奖优罚劣；将全国人口按照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分居，各对国家承担不同的义务。

在经济方面，将国家控制的荒芜土地分给农民，“相地而衰征”，使农民的负担相对合理；提倡“养桑麻、育六畜”，强调“毋夺农时”，保护农业生产，提高民众生产的积极性；实行“关市几而不正，廛而不税”（《管子•小匡）的政策，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鼓励商品流通，以达到“通货积财”的目的；发展渔业；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国家铸造钱币，适当调节物价。这些措施使齐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军事方面，管仲主张“作内政而寄军令”，在“参其国而五其鄙”的基础上，推行寓兵于农、兵民合一的政策 。建立在乡里制度基础上的军队，士兵相互熟悉，“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故兵不多而有战斗力。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牢固地建立了霸主地位。齐桓公曾得意地称：

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於此乎？（《史记•齐太公世家》）

以至于还要封禅泰山，被管仲劝阻而罢。

总之，管仲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家而非思想家，是实践者而非理论家。他的政治实践，基本上涵盖了在古代农业社会和专制制度的条件下，实现富国、强兵、安民的策略，因而对后世渴望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的影响是深远的。

诸子百家都在他那里得到过启发，特别是儒家。管仲以霸业、功利为追求，而不是维护古代的礼制，这给儒家留下了一个“槽点”。对他的评价也成为后世儒家义利、王霸之辨的经典论题之一。

义利之辩最早由孔子开启。孔子有感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强调人们（尤其是统治者）行事的正当性，故于义利之间拈出一个“义”字加以推重：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君子和小人是两个道德色彩很强的评价语，其高下就看在义、利之间如何取舍。他强烈反对不义的行为：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孔子如此强调义，可见当时必然有一昧追求利而不顾义的风气。不过孔子并非彻底否定利，他说过：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

他的主张是，在求利的同时要顾及义，在坚持义的原则下取利，反对“不义而富且贵”。在孔子那里，重义轻利的倾向还不是太严格。以他对管仲的评价为例，他对于管仲的某些行为很不满意，批评他不知礼：

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同时他又承认管仲维护文明之功：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因而孔子许管仲以仁：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仁”是儒家评价一个政治家的最高标准。孔子肯定管仲之“仁”，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管仲是符合儒家标准的。

（答知乎问：管仲其人改革治国总体上到底是符合后世的诸子百家哪一家 道家？法家？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