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在唐宋写诗词,不在明清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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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今天,只要有人一提到唐诗,我们脑海中立时便会涌现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如:

杜甫的: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

提到宋词,我们脑海中也同样会浮现出许多美到令人窒息的词句,如:

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李清照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辛弃疾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

而提到明清小说,我们也同样会自然而然的想到许多妇孺皆知的文学作品,如:

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

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孔尚任的《桃花扇》。

毫无疑问,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这三个词语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无论从那个角度去看,都无法分割它们本身的平等性。

02

有句话说的好,科学不分国界,科学家却是分国籍的。

同理,运用到文学作品当中去,道理也是一样的。文学本身不受限制,但文学创作者却是受时代限制的。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有每一个时代创作的主旋律。到了下一个时代,作为文学创作者,如果不能推陈出新,触类旁通,还是按照前一个时代的创作套路来写,难免会拾人牙慧,为后世所诟病。更重要的是难以突出本时代文学创作的特色,走不出自己的路子。

举个例子,李白登庐山后,写下了《望庐山瀑布》一诗: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李白这首诗,不管是作品本身的妆物写景,抒情,还是写作手法上的比喻,夸张,想象,都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任凭你后世文人再怎么写,也不可能再写出比李白这首更绝的庐山诗来。

可须知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切皆有可能,因为有才华的诗人大有人在。譬如,苏轼。

苏轼登上庐山后,有感而发,写下了著名的《题西林壁》一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多少诗人到了庐山后都被李白的写作手法给套路了,可人家苏轼却完全没有按照李白的套路来,人家就写自己的风格,写他对庐山的人生感悟。

苏轼的诗篇,不仅足以媲美李白,也让后来者对他的横溢才华拍案叫绝。

所以,文学作品的创作,贵在创新。一个时代一个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定主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创作特色。正因如此,在中国文化史上,才有了五花八门的文学类型。如:

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03

在我们今天看来,不管是唐诗宋词,还是明清小说,都是中华文化的精髓,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可是,深而论之,我个人觉得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们对唐宋诗人的印象都高于明清小说家。

举个例子说吧,一提起李白,我们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一个飘逸洒脱,快意恩仇,时刻都与美酒作伴的帅大叔形象。他狂傲不羁,率性妄为,耍起酷来时刻都有一种作死的节奏;

提起杜甫,我们联想到的是一个面目饥黄,忧国忧民的枯瘦老头。他贫困,疾苦,一张天生的大爷脸活脱脱像极了葛优;

提起苏轼,我们想到的是一个满腹才华,诗、词、文章、书法、绘画,无一不通,无一不会的天才。一个走在大街上随便一招手,女粉丝就能立刻泪奔的全民偶像;

提起李清照,我们会立时心生怜爱,仿佛那个凄凄惨惨,寻寻觅觅,偶尔也会喝点小酒,打打扑克的才女就站在我们面前,期待着我们的抚慰与帮助。

可是,提起罗贯中,我们对他有印象吗?

提起施耐庵,我们能联想到他的形象吗?

提起吴承恩,我们能说出他的日常习惯吗?

提起曹雪芹,我们能说出他是胖是瘦,是高是矮吗?

不能,只怕大多数人都不能。

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四个人往我们面前一站,不用说,我们立时都能认出谁是谁来。

一身酒气的是李白,长得像葛优的是杜甫,大胡子肯定是苏轼,妹纸必然是李清照了。

但是,当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四人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还能分清谁是谁吗?

可能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会通过发型设计认出曹雪芹来,因为清朝人都留条大辫子。

可是其他三个人,我们能分清谁姓吴谁姓罗吗?

这就是我认为明清小说家不如唐宋诗人的第一个地方。

04

我们再来说明清小说家不如唐宋诗人的第二个地方:社会地位。

在唐宋,诗人们不但创作不受限制,而且能写出牛逼诗词的诗人还能名气飙升,连社会地位也会大幅度提高,并获得一大票粉丝。

譬如李白,凭借着一首《蜀道难》,让八十三岁的贺知章跪舔。称呼他“谪仙人”。不惜摘下金龟给他换酒喝。

同时代的文人更是争着抢着去结交他。有个叫汪伦的县官,为了能跟李白搭上线,不惜挖坑设计。他给李白写信说:

先生好景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酒乎?此处有万家酒店。

这封信一寄过去,立马戳中了李白G点。李白二话不说,当即杀奔汪伦的县城而来。但到地方一看后却傻眼了。原来所谓的十里桃花,只不过是县城十里外有个名叫桃花潭的地方。万家酒店,并不是有一万家酒店,只不过是那个开酒店的老板姓万而已。

求李白此刻的心理阴影?不用说,李白心中已经有一万匹草泥玛在汪伦家祖坟上奔腾而过了三十回。

还有我们的大诗人杜甫,他更是李白的迷弟一枚。杜甫时刻都准备着抱李白大腿,这让后世不少崇拜杜甫的人,为杜甫打抱不平。

苏轼更是绝了,小伙子初到京城,就才震京华,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认可。说他是未来文章的大宗师,下一届文坛领袖。同时代的文人更是无法望其项背,一个个读着苏轼的诗词舔屏。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吹之。大概是因为苏轼的名头太大了,所以同时代的许多诗人才会本着“同行是冤家”的心态故意搞他,诬陷他,由此而上演了一出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最后,连一向与苏轼政见不同的王安石都站出来为他说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相比于唐宋时代成千上万个诗人的事迹,李白、苏轼二人的事迹只是管中窥豹。但也可以通过这两位诗人的经历看出唐宋诗人社会地位之尊崇,可见一斑。

05

那么,明清小说家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如何?

一个字:极其卑贱。

在明朝,对于苦逼的文人来说,写小说无疑是作死的节奏。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算是一位高产兼高质量的作家了,经他之手创作的作品有剧本:

《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小说:

《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粉妆楼》、以及与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

可是他的社会地位如何呢?说句难听的,就跟现在写黄色小说的作者一样,被同时代的文人所诟病,瞧不起。

后来有一个叫田汝成的官僚,他在网上发文把罗贯中骂了够:

罗贯中编撰《水浒》,其子孙三代皆哑,正是天道还好之报。

意思是说,罗贯中这货因为编写了《水浒传》,所以他的子孙三代都变成了哑巴,这就是老天爷给他的报应。

不过罗贯中这哥们还算走运,生活在明朝初年洪武时代的他,写本小说还可以拿着到处找出版社出版。可到了吴承恩生活的嘉靖时代,对于写小说的苦逼文人来说,可就远没有罗贯中那个时代那么走运了。

依照当时的社会观念,一个饱读圣贤书的文人,其正当工作是写诗著文,而写小说充其量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在当时,文人写小说那可是最见不得光的事,比嫖娼养妓还可耻。更有甚者,认为当时写小说的人是在作孽,是要遭报应的。

譬如,明朝初年有个叫李昌祺的文人,小伙子很有学问,还做了不小的官。可是呢,就因为他写了本短篇小说集《剪灯余话》,遭到同时代文人的嘲笑,死后竟然被取消进入家乡贤人祠堂的资格,成了告诫读书人不要写小说的反面教材。

你看看这待遇,叫你小子拽,叫你小子写小说,活着不听话,死了都不让你好过。

再比如,清代有一个叫铁珊的“毒舌”,他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里是这样黑明清时期写小说的人:

“施耐庵作《水浒》,子孙三代皆哑。

这里跟前文提到的田汝成说法不一致,田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

袁于今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

听听这恶毒诅咒,对于当时写小说的穷酸文人,其社会地位的卑贱程度可想而知,貌似写本小说比当汉奸还严重。

高兰墅(即高鹗)撰《红楼》,终生困厄。

曹雪芹先生若是泉下有知,一定会拉着高鹗的双手,感动的鼻涕一把泪一把。徒弟不白收啊,关键时刻可以替师傅背黑锅挨骂。

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仆地,嚼舌而死。

我记得在家乡方言里,我们经常会说说谎的人是嚼舌根,原来典故出自这里。

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我只想说,见过糟践人的,没见过这么过分的。我不禁想问这个铁珊一句,金圣叹跟你何怨何仇?他是睡你姐姐了还是贩卖你妹子了?你至于诅咒人家断子绝孙吗?明清写小说的人跟你何怨何仇?他们是挖你祖坟了还是杀你全家了?你至于这么恶毒的编排人吗?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活的那更叫一个憋屈,老头五十五岁时因为看不惯官场的腐朽,于是打报告辞职。回家后,每天都吭哧吭哧的码字到凌晨十二点,花了大把大把的心血。好不容易写出了《西游记》,却又怕被人挖了祖坟,可怜的吴老头只得一脸憋屈的在《西游记》的封面上署上了一个假名字:华阳洞天主人。

在《西游记》成书印发一直到民国时期,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作者便是吴承恩,只知道《西游记》的几种刻本均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几个字。

时至1921年,胡适在《西游记序》里也说此作“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先生力主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说法,胡适在得到鲁迅先生抄送给他的关于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材料后,便在《〈西游记〉考证》中持出了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主张。

吴承恩若是泉下有知,估计得啃穿了棺材板跑出来,拉着鲁迅的双手,泪流满面的鞠躬道谢。

06

相比于同时代的《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吴承恩先生算是幸运多了,起码几百年后还有鲁迅这样一位学术界大V给他洗白证明,让他的名字可以正大光明的刊印在《西游记》封面上。

读过《金瓶梅》的朋友都知道(申明:我是个好孩子,从来都没读过《金瓶梅》。有读过的朋友我只想说一句话:请务必把书借给我!),《金瓶梅》的作者署名一直是兰陵笑笑生,至于作者真实姓名叫什么,有什么耐人寻味的生活经历,后世就不得而知了。

究其原因,也是被当时社会环境坑苦了。清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就更不用说了,在那个“文字狱”盛行的年代,文人能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就烧高香了,谁还敢奢求去写小说。

你敢搞文学,朝廷就敢搞你。就像大学问家金圣叹一样,学识再渊博有个屁用,终究也难免做刀下之鬼。

这就是我本文要说的“宁在唐宋写诗词,不在明清写小说”的原因。

结尾就用小品《卖拐》里范伟同志说过一句话来收场吧:

同样是搞文学创作的读书人,做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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