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编 问题的形成 ● 第4章 可怕的简化

第2编 问题的形成

● 第4章 可怕的简化

我的目的,是教你从一种隐晦不彰的荒谬走到显而易见的荒谬。——维特根斯坦

乍看起来,任何人似乎都不大可能以否认问题存在的方式来处理困难的情境。但即使在俗语里,也不乏这种说法,如”鸵鸟心态”、“眼不见为净”,等等。以较抽象的话来说,这涉及一个典型的公式:根本没有问题(或顶多只是个小困难),谁认为有问题,谁就是疯子或坏人——甚至,这个人可能就是所有(可以认定的)困难的唯一来源。也就是说,人们会否认问题而且攻击那些指出问题或试图处理问题的人。这两种行为到底孰因孰果,由于我们相信人际互动(任何层次的——如家庭、企业组织、政治系统,等等)所关涉的是循环性因果律,而非直线式和单向式因果律,所以没有必要陷入鸡生蛋或蛋生鸡的难题中,以下诸例也是如此。

人们之所以会这样“否认”兼“攻击”,是因为他们粗糙地简化了社会系统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更概括地说,他们简化了我们这个极复杂、互相依存而瞬息万变的现代世界。这一态度若想站得住脚,只有拒绝去看事物的复杂性,然后将自己的井蛙之见视为实在而真诚的人生态度,或自认为“讲求实际,实事求是”。在1968年5月法国革命时诞生的法语新词“可怕的简化者”(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似乎正适用于这一态度。

以上所述,并非意味着所有的简化都是不恰当的,无法导致改变。其实,在科学史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由于科学家企图让科学理论的基本前提涵盖更多的例外和不一致的现象,使得科学理论日渐复杂;直到有一位天才出现,才抛掉这个拼凑出来的包袱,发现一套新的、巧妙的前提,来解释他所研究的现象①。不过这种简化正是一种第二序改变。毫无疑问,有泛泛的天才,也有真正的“天才”。许多所谓的天才,其才情只不过开始于他无法把握一个复杂的情境,或是对别人的权利熟视无睹。从后面这一点来看,违反令人觉得不便的规则,或者做出歹徒般的举动,倒真的显示出了天才的勇气。

【①参见托马斯.S库恩(Thormas Kuhn)如前文所述,一般科学走到最后,只会让人发现失序的现象而导致危机。制止这些现象并非依靠深思熟虑的解析,而是依靠一个相当突然而没来由的事件,有如“完型转换”(the gestaltch)。因此科学家时常提到“眼中出现的一把尺”或“电光石火”、“覆盖了”原先混沌不清的谜团,令人以一种新的方式审视其成分,而首次得以获得解决。】

“否认”的防御机制功能,在心理分析理论中虽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那只是指否认潜意识上的需要和欲望,使其不得进入意识之中。我们从工作中所发现的状况与此不同,经验告诉我:在人际关系上否认了无法否认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很可能在意识中),比单纯成为一种心理内在防御的否认机制,通常会造成更严重和显著的后果。

无疑,任何社会的社会化过程,大部分是在于教导年轻人哪些不准看、不准听、不准想、不准感觉或说。不过秩序井然的社会并未明确规定哪些事物应当摒除在人心之外,就如同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并不能教导其成员学所当学、言行得体一样,这都是令人无法想象的①。但事情总有一定的极限,回避或否认问题,必然对现实造成曲解。当副作用大于好处,人们便转至另一极端。拉赛格(Ch.Lasague)和法雷(J.Falret)在100年前所作的研究“两人一起疯狂”(Folie adeux),西奥多·利兹( The-odore Lidz,73)讨论“非理性转换”(the transmission of irrationalny)的著作,怀恩( Lyman C Wynne)的“伪相关”(pseudo-mutuality)概念,罗纳德.D莱思(Roland D.Laing)的“共谋”(COllSiOn) 和“不可思议”  (mystincaLion),阿尔伯特.E.舍弗伦(AlbertE.Scheflen)的“可怕的一对”(guesome twosome),以及安东尼奥.J费雷拉(Antonio J Ferreia)的“家庭神话”(family myths)——这些研究所依据的理由,都是来自对问题家庭中否认问题的种种现象的观察。否认问题的最初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人们需要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社会形象,其直接的影响之一,即在这些家庭里,有所谓“公开的秘密”。秘密之所以为公开,因为每个人都已知道了;而秘密之所以为秘密,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没有其他人知道。

【①这件事——即人际沟通大部分是通过不沟通、在静默中进行——愈来愈被那些可怕的简化者忽视;这些人赶搭上沟通理论和实际操作的游行花车,将团体和家庭治疗、马拉松团体、交心和敏感性团体等奠基于一个很有问题的前提,即沟通应该是清楚的、坦率的、开放的、直接的-一一言蔽之,应该是全面性的。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未造成全面性的沟通,顶多只是一种集体主义罢了[夏洛特奥姆斯特德科尔什(Chadolte Oihmstcd Kursh)的论文《沟通不良的好处》(the benefus of poor communiction),对这一主题进行过痛快坦白而透彻的处理]。能突出这一取向简化问题的一个实例便是信息论的一条主要定律——如字母a的出现并非意指“a”,而是指“不是b到z”;在这一信息交换的基本层次上,意义其实是通过未经沟通的事物来传达的。或者,比较一下老子关于虚空价值的说法:“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11章)】

如前文所述,潜意识的因素通常并未存在,而代之以一种人际间的默契,如费雷拉所说的:“家庭的每个成员可能知道(通常会知道)其家庭形象大体上是虚假的,只不过代表一种政党路线罢了。”“政党路线”一词用得极为传神,因为政党路线的功能和家庭神话并没有两样,只不过规模更大罢了。可以理解的是,当人们不只否认问题的存在,甚至否认自己在否认时①,那么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情况将变得更危险,更容易造成病态。这些都是系统病态的主要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就连指出人们对问题的否认,都会被视为坏人或疯子,更别说指出问题本身了。被视为坏人或疯子其实就是这种可怕的简化所造成的——除非那个人不但能够“敏于视”,而且能够“慎于言”。因为,如果这人说出他看到假面背后的真相,便会遭人诅咒;如果他明明看到真相却连自己都无法承认,便会发疯。

【①阿伦.爱斯特森(Aaron Esterson)最近发表一篇论文,详细描述了这种家庭互动。】

或如莱恩所说的:

他们正在玩一场游戏,他们正在玩不是游戏的游戏。如果我说我看到他们在玩游戏,我便犯了规,他们就会惩罚我。我必须玩这场游戏,一场没看到我在玩游戏的游戏。

因此

如果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以为我知道;

如果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以为我不知道。

在许多较大的社会情境中也可以见到简化的现象。前文已经指出家庭神话和政党路线的基本相似性,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政客在选举前所作的承诺。他们的政见通常充满了简化,但这些政见几乎都能够说服多数群众。一旦当选,由于遭遇到未曾预期(但并非不可预期)的困难,这些人不是发现无法兑现诺言,就是被迫铤而走险。如果问题因为否认或通过强制力的运用就能消失,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例如,毫无疑问,当前电子革命为社会带来许多闻所未闻、非人性化的问题,但同样确定的是,这些问题并不可能通过某种可怕的简化来解决。譬如,让我们砸烂计算机,回到那简单而朴实的生活。早年工业革命所引起的动荡不安,也不是靠砸烂机器就得以解决的,然而这一解决方案在当时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人们很容易将规则和制定这些规则所依据的具体条件分开,然后英雄式地反抗这一掏空了的规则,认为这不过是恶意或偏见的表达。有一位对年轻人的疏离感一度相当同情的中年人,对我们诉说他的失望。他曾提供机会让两个喜好汽车的年轻人在他的汽车保养场免费接受训练,对方也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提议。但是当他告诉对方,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免遭意外,工作时必须将长发束起来并穿上鞋子,年轻人却认为这项要求只是老一辈对他们表现自我的一种典型偏见。

如果上面这个例子让你觉得过于微小,那就来看看人们在较大问题上所持的同样态度。在最近的一个研究里,俄亥俄大学的一批心理学家,在哥伦布国际机场对102名乘客进行有关飞行安全措施的访问。调查范围涉及三个方面:个人的方便、效率以及乘客对安全措施的偏好。研究的一项发现是:30岁以下的乘客“反对对可疑乘客进行搜身检查,反对提高票价,反对终身监禁劫机者,以及反对空服员接受格斗训练。年轻乘客的这四点反对,可以被解释为代表在当代年轻人中非常普遍的一般态度。不幸的是,这一研究的设计漏掉了一个问题,即询问这些乘客将会建议哪些办法以应对遍及世界的劫机问题。他们的“一般态度”所依据的可能就是典型的简化(即认为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因此这仍旧只是一项假设——虽然这个假设看似非常合理。

这又导出了另—个简化的例子,即大多数北美和欧洲的大学在讨论现代学院教育的实用性时,所广泛遭遇到的问题。在此我们发现,人们对于历代以来最睿智的思想家和教师所企图解决的深刻问题,都不约而同地加以否认。海因茨·厄洛(Heinz Eulau)在中西部政治学协会所作的一场演讲中,曾简明扼要地讨论这一情形。对他来说,人们急躁地视“切题”(大写R表示)为—个理所当然的要求,且视之为解决学院教育普及难题的灵丹妙药,但这等于是自掘坟墓。厄洛指出,人们所谓的“切题”有五层意义。

第一,对极为复杂的问题提出一个简单而明白的解释,而这种解释通常都只涉及单一因素: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的贪欲,狱政问题是由于狱卒的残暴,战争是由于经济帝国主义,等等。因为这些事情很急迫,所以必须实时解决;实时的解决不允许人们作复杂的分析,而复杂的分析被视为是一事无成的一种借口。

第二,“切题”意指教学和研究的内容应该像晨间新闻广播一样新鲜。

第三,对事件作历史性或哲学性的处理,是不负责任的。但是生活在新事件构建的困境之中,却又叫人难以忍受……。

第四,“切题”意指不论是否愿意,自己和所有其他的人都应该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

第五,“切题”最极端的一层意义是只有那些认同一元思想、奉行主义的人才有说话的权利……

在医学领域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类似制造问题的简化实例,特别是情绪因素扮演了尤为有力的角色。像癌症这一类的疾病,由于情况极为复杂,即使是成就卓著的专家,也只能让自己局限于整个领域的一个小范围。然而,如维生索b17等药物引发的争论所显示的,在科学上原本毫无价值的化合物,可能一夕之间变成简单和最终的灵月妙药。而如果专家对此加以否定,他们迟早会被大众怀疑是为了自己邪恶的动机,才来打压新药。

简单来说,本章的主旨在于指出:处理问题的不当方式之一,就是对问题视而不见。对于这种否认的方式,我们借用了可怕的简化一词。简化的后果有二:其一,谁承认问题的存在,将被视为疯子或坏人,更别说企图解决问题了。其二,因处理不当而制造出来的新“问题”,使原本需要改变的问题变得极为错综复杂。

从群论的观点来看这一困境,简化和恒等成员的概念(群的第三特性)是相吻合的,因为简化被引入一既存问题时(其自身为群的一个成员),维持了后者的恒等性,也就是使问题维持不变。但是因为我们所讨论的群体成员为人类的问题,与数学、逻辑和理论物理学里面抽象而稳定的群体成员不同,人类的问题愈是悬而未决(而仍维持该群的结构),愈容易恶化。简化可能使原来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确是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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