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狄更斯在写下这句话时，或许没有想过它的影响力究竟能有多大。
即便没有这句话，《双城记》依然是一部经典作品；但有了这句话，作品的高度更加体现，传播也变得更为广泛。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一句广宣语，一句箴言，从而使大众和专业人士都成为作品宣传的推动者，并且经过了历史的考验，最终成为一部经典作品。
什么是经典？
“经典”是个虚词、没有准确的界定标准。文学作品可能会成为经典，通俗小说也不无可能。享有一定地位的作家更容易书写下经典，籍籍无名之辈也能惊天地泣鬼神，立下不朽的丰碑。说到底，一部作品有没有可能成为经典，全凭作品本身。
经典作品有别于畅销书，它不以销量多寡来评判。在近代欧洲，充斥着大量描写贵族与女佣的低俗爱情故事，深受各类女佣和女工的青睐，销量远超各类文学作品。一方面，这类书籍便宜，故事通俗接地气；另一方面，底层阶级数量巨大，他们都向往美好生活。这些作品类似于现在霸道总裁之类的网文，语言浅显，内容世俗，无思想内涵。
除了销量，经典作品也不以字数论。一首五言诗，短短二十字，可以成为经典；一篇散文，千余字，可以成为经典；一部短篇小说，万字不足，可以成为经典；一部长篇小说，数百万字，也可以成为经典。其中界定经典的标准，各不相同。
纵观各类经典作品，其实有规律可循，我将其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点：
创新
第一个低头看窨井的是哲人，因为他在试图寻找某种存在，却长期被人忽视的东西；
第二个低头看窨井的是思想家，因为他想要在前人发现新物质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与改进，使它发扬光大；
第三个低头看窨井的是评论家，因为他需要甄别这套理论究竟是裨论还是谬论；
后面排着长队低头看窨井的，则大多是看热闹的。
这也证实了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中国等文明古国，有这么多哲人诞生。他们在时间进程上拥有极大的优势。如果一个现代人没有看过《论语》或相关的作品，却写出一部类似论语的书，那么他的作品也不能成为经典，反过来倒会被不明觉厉的世人耻笑为抄袭或借鉴。因为他丧失了时间红利。
时代具有更迭性，原来被世人奉若神明的东西，可能一夜之间成为世人唾弃的对象。欧洲中世纪的教会，都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依据，来论证教义和教理，却发现许多地方充满了矛盾，反倒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被一大波思想家所反驳，于是成就了尼采、但丁、莎士比亚等伟人的辉煌。文艺复兴使教会走下神坛，中世纪作古。
任何一套理论体系，都会经过专业学者的探究，或认可大力宣扬，或反对提出论据。针对论据的不足，第二波思想家又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新的理论，又成为新的领军人物，如：歌德、萨特、赫胥黎等。
随着时代的更迭和社会的进步，想要成为哲人，颇具难度；若要成为思想家，时代的差异性提供了沃土；评论家倒是每个时代都有一大把。
而跟在后面一长串看窨井的人，不能说所有，我想他们的名字多半是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
价值
经典作品的价值，同样与时代密不可分。
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和中国的上古奇书《山海经》，为世人立起了民族神话的丰碑。
《马可·波罗游记》和《徐霞客游记》，两者名为游记，却记载了许许多多与时代紧密相连的事迹，极具历史参考价值。
《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猎人笔记》则揭露和批判了俄国在沙皇统治下的民间疾苦和社会百态，向当局与民众提出警示。
《鼠疫》和《蝇王》用独到的笔触，进行二战或大规模世界战争对社会和人类所造成的沉重影响，并进行反思，使今后各大国相互博弈间变得更为审慎。
《九三年》《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作为反乌托邦作品，一再强调理想是丰满的，社会是残酷的。
以上仅为一些重大命题的作品，还有诸如：金钱、权力、爱情、贪欲、虚伪等人性的思考，同样具有不菲的价值。
任何一部没有思想内涵的作品，写得再好，也很难有成为经典的机会，但并不是绝对。
通俗小说不乏经典之作，大家耳熟能详的莫过于《飘》（乱世佳人）《基督山伯爵》，以及毛姆的三部曲《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刀锋》。
有些作品完全没有思想内涵，甚至说还有崇尚金钱的腐朽思想，《基督山伯爵》便是这种情况。
有些作品思想性强，但过于迎合读者，造成结构散乱，叙述冗长，且文学创作水平有限，《飘》（乱世佳人）就是很好的例子。
有些作品因为命题过于宏大，试图探究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却始终无法得出结论，最终写得飘渺虚无，就好像毛姆的作品那样。
小说的文学修饰也很重要。光有思想主旨，写作水平欠缺，也构不成经典。
一部作品在整体结构、叙事手法、节奏把握、内容编排等方面做到臻善臻美，又或者别出心裁，会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长盛不衰。久而久之，它就像是一座中世纪的修道院，虽常年受到后世掌权者（文学评论家）各类谴责与批评，却依然在风中矗立，傲然于世。
当然，随着后人对写作技巧的日益精进，通俗小说要想脱颖而出，已经越来越难了。
而那些关乎人性的题材，前人书写太多，挖掘深度有限；时代性的题材，受各国政治限制，也不是那么容易写的，写出来也未必能出版。
于是，现代作家更多地倾向于文学修饰的研究与探索。我们称之为“先锋作家”，他们中大部分的人，就像当年的画家高更，写下一部又一部当今世人难以理解的作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具有价值的作品，总会被人发现，就像当年的卡夫卡，博尔赫斯那样。
历史
博尔赫斯是幸运的，他作品的价值终于还是被人发现了，使他在活着的时候享有盛誉（可能他也不太会在意名声这件事）；
卡夫卡也算是幸运的，他有一个拥有非凡鉴赏力的挚友马克斯·布洛德，不顾其遗言，将作品保留并出版；
还有更多的天才就没那么好运了，我们读一些经典作品时，往往会发现作者是“佚名”，他们多半是些不出名的作者，但极具思想和才华，却因为种种原因，被人遗忘。好在他们的作品还是流传了下来。
再有就是最悲催的一种了，就好比“四书六经”中的《乐经》，作者不详，作品佚失。所以原本的“四书六经”变成了“四书五经”。历史的洪流是无情的，莫说《乐经》《鲁班书》这样的奇作，连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吕底亚的以弗所的亚底米神庙、罗得岛的太阳神铜像、埃及的亚历山大灯塔、希腊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像、摩索拉斯王的陵墓，都被毁于一旦。“古代七大奇迹”仅存埃及的吉萨金字塔。
有些作品，经过历史的沉淀，会体现其价值；有些作品，因为时代的变迁与人类思想的深入，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有些作品，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风格
作者的文字风格同样很重要。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写作风格一模一样的作家（双胞胎是不是会更趋近些，这个问题我没探讨过）。
我就拿欧洲现实主义表现形式为例。最早扒开现实主义窨井盖的是德国剧作家席勒，其理论核心为“现实”和“实际”。
R·韦勒克将现实主义引入文学领域，奠定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
然后就有一大波作家根据这一理论进行创作，诞生了大量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若是按照我前面说的创新，前期创作这一表现形式写作的作家占据前期红利，后来人再写的人只能是看热闹了。
可大家想想，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海明威、福楼拜、莫泊桑、萨克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大作家们，不都是现实主义作家么？
这就不得不说他们的文字风格了。上述每一位作家的文字风格各不相同，如巴尔扎克的朴实、狄更斯的幽默诙谐、海明威的冰山理论、福楼拜的事无巨细、莫泊桑的高度凝练等等。
作家的文字风格，有些是天赋型的，他们生来就能写出与众不同的文字，如：王尔德；有些是后期锤炼型，他们通过模仿一位或几位作家的文字风格，经过不断的钻研与练习，最终一步步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字风格。后者较前者多得多，毕竟天才属于少数人。
结语
在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正应验了狄更斯的那句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美好是因为现代科技技术发达，想要寻找作品、素材、知识，网上搜一搜，快捷又方便。打字代替原先的纸笔。在时效性方面，我们比前人优越得多。而且，通过各种对比，我们可以总结出各类作品的优劣，取长补短，避免走弯路。
糟糕的地方自然也不少，时间红利的不可逆，造成了我们创造新思想、新观点的难度越来越高，想要成为开派宗师越来越难。尤其受功利化影响，当今人士对于钻研学问的专注度，很难具有古代文人和教会大学士的遗风。同样受名利的影响，使得作家在严肃创作中显得更为谨慎，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枷锁，思想受到束缚与禁锢。
实际上，我认为这只是个心态的问题。经典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带着写下一部旷世巨作的心态去写作，不排除有成功的可能，但首先要掂量一下自己的份量，否则就是空口说大话了。绝大部分经典作品都是水到渠成，作者对价值、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从而创作出一部部传世之作，经过时间的沉淀，便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
一部作品的经典与否，取决于作品的本身，名人在这方面并不具有优势。
作品的高度取决于作者的各类综合能力（不仅仅是写作技巧）或某一方面尤为突出的才华。
然而，包括天才在内，是否能创作出一部经典作品，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作者的心态——求学的心态、创作的心态。
不论时代是美好，还是糟糕，都取决于我们的处世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