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讲到十常侍之乱及后果。董卓入京后各地豪强群起而攻之，形成盟军浩浩荡荡而来，却各怀异心，最终“做鸟兽散去”，而割据局面形成。后来董卓死于其中郎将吕布、部下李肃与司徒王允的联手。再后来，大家都很清楚了，就是曹操、刘备、孙权的兴起，三国鼎立的形成。

那么问题来了，那个风光的士族子弟、讨董联军盟主袁绍，哪去了？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

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在东汉末年可以说是“权倾天下”，声望极高。连残暴任性的董卓都不敢轻易动他这位豪门领袖，可见一斑。当初袁绍公开反对董卓逃往翼州，董卓不仅没治罪，还送了个顺水人情，直接任其为渤海太守。极力拉拢。再后来，他引兵三万与曹操会盟，各路诸侯起兵响应，被推为盟主。

就算盟主之位受惠于其家族势力，但袁绍本人有才，确是真的。

史学家吕思勉曾说，“袁绍是曹操的大敌。”评价他，“论其才具，在当时群雄中，亦当首屈一指”。建安四年（199年），他打败公孙瓒，坐拥河北青、冀、幽、并四州，兵强马壮。

实力那是杠杠的。

而曹操一度是小弟角色。

袁绍自己说过，“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他这话一是说明二人实力对比，袁强曹弱；二则说明二人是有交情的。

确实如此，曹、袁本是好伙伴。

袁绍家四世三公，代居中央；曹操父亲曹嵩，位至三公，祖父曹腾，封费亭侯。同为官二代，他们年少时经常一起愉快玩耍。《三国志》说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小伙伴袁绍，也是好结交的。二人想必“臭味相投”，否则就不会有一起偷新娘的故事了。

一天，二人看见有人结婚，就去看热闹，后来居然动了念头要偷人家的新娘。他们躲在园子里，等天黑透了，大叫“有贼！”曹操趁乱钻进洞房，抢走了新娘。逃跑的路上，匆忙间袁绍掉进了灌木丛，动弹不得，很是着急！情急之下，曹操心生一计，大喊一声：“贼人在这儿！”袁绍一听这话，嗖地一下窜出来，撒腿就跑。

青年时期的他们，也是朋友。

镇压黄巾军时，灵帝设置了西园八校尉，即上军校尉、中军校尉、下军校尉、典军校尉、左校尉、助军左校尉、右校尉、助军右校尉。“校尉是汉朝直接带兵最高的官，像现在的师长一样。”其中，袁绍是中军校尉，曹操是典军校尉。深得皇帝宠信的宦官蹇硕任上军校尉，总管各军，直接受命于皇帝，连大将军何进亦要受其命令。

何进意图清除宦官时，经常找他们商量；董卓专权后，二人一起合作讨伐董卓；建安以前，军阀混战中，两人也是合作的。建安以后，开始争的你死我活起来。

要论实力，官渡之战之前，袁绍绝对是压倒性优势。

但《三国演义里》有个著名的“十胜十败论”，是谋士郭嘉对其老板曹操与袁绍的分析评价，“十胜”是曹操的十胜，“十败”却是袁绍的十败。《三国志·荀彧传》里也有大谋士荀彧对曹操的“四胜论”评价，意思大同小异。

贴出“十胜十败论”原文感兴趣的可一看：

“ 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

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

汉末政失於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

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

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

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

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之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於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

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

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

这个评价应该说非常大胆！之所以说大胆，是因为当时曹、袁力量对比悬殊……实在很大。

十胜论的三年后，发生了曹、袁的决定性战役，同时也是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战役------官渡大战（曹7万pk袁70万）。据载，事后曹操把所搜集的战时很多部下写给袁绍的降书一把火烧掉了，还推己及人的说自己打仗的时候心里都没谱，何况那些人呢的话，感动了一批人死心塌地效力。

这件事说明丞相肚里能撑船的同时，更说明了：曹集团即便有了几年的屯田制、休养生息等，仍远远弱于袁集团。

然并卵，袁绍仍败给了曹操。两年后一病不起，一命呼呜。

具体原因十胜论、四胜论里都论述很全面，但在我看来，首先打动我的并不是那些。

“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其实还有关键的前半句，-----“少机警，有权数。”这与郭嘉的那句，“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意思差不多（袁绍的是，“多谋少决，失在后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执行力的问题。纵观曹、袁大战（后面会专篇介绍官渡之战），这两句评价体现的淋漓尽致，两人也因此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但同样是实力人物，同样麾下人才济济，为什么一个能短短几年反败为胜，一个却悬而不决错失良机？进一步说，又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执行力？

------根本上还是思维能力，尤其判断力的不同所致。

都说《三国演义》是黑曹褒刘的，以前囫囵吞枣啥也没看出来，但重温时曹老板一出场，我就立马被圈粉了，被他对大局的把握和判断折服。

在“十常侍之乱”和反董卓的系列事件上，已充分体现。

何进第一次被宦官骗入宫，侥幸逃脱后，誓要把宦官“斩尽杀绝”。

曹操是建议是三思：“宦官之事，由来已久，在朝廷延伸及广，不是一朝一夕而成事，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杀绝的。若谋事不密泄露出去，必遭灭门之祸。”他指出时值灵帝刚死，大位空悬，有比清除宦官更迫切的事，“当今之计，应正君位，然后讨贼。”

袁绍则始终如一的主张，“清除党宦！”

借吊唁灵帝入宫后，袁绍再次鼓动何进，“何不乘此机会，尽除阉党！”对此，曹操则坚持，“我以为当今之计，应先立新君，而后徐图奸佞。”

对宦官，一个是“徐图之”，一个是“尽除之”。对除宦官与立新君的轻重缓急，曹操认为立新君是当务之急，袁绍的态度还是“尽除之”。

后来董、何两派皇权斗争加剧，何太后又明确反对剿灭宦官，何进进退两难。

对此，袁绍出主意：“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带兵入京，除却阉宦，到那时不容太后不从。”（猛将指董卓）曹操的看法：“扫除宦党易如反掌。只要交一狱吏足以胜任，何必召外兵进京？此事只须剪除元凶，何必非要尽数除之？若要杀尽，事必泄露，我料定必败！”。

看法大相径庭，背后是判断力的高下较量。

通过对前文“党锢之祸”的介绍，我们知道曹老板对政治形势的分析更务实、可行，更具政治智慧。

在当时条件下，诛杀宦官不需外力，道理很明显。簿陈琳、侍御史郑泰还有卢植等都强烈反对，--“请神容易送神难”，是最朴实的安全常识。事实也证明，袁绍引董卓入京的主意，糟糕透顶，来了又无力压制，京城乱成一锅粥。

但来都来了，指责无益，那就想办法解决问题呗。当时何进已死，袁绍成为事实上的领袖。董卓初到洛阳，带的兵不过三千。有人向袁绍建议，乘董卓立足未稳，迅速诛杀。

袁绍不敢行动。

初平元年（190年），各地以讨伐董卓为名起兵，联军推袁绍为盟主。董卓或为避其锋锐，或想靠近大本营更安全，总之开始迁都长安。联军人数众多，但分屯河内、酸枣、鲁阳等地，坐观形势，谁都不打算进兵追击。只有曹操主张力战。他大声疾呼，“一战而天下决矣！不可失也！”但无人响应，包括盟主袁绍。曹操于是单独带兵西进，力量悬殊，士兵死伤很多，只得退归酸枣。

袁绍再次丧失良机。

曹操西进兵败归来，痛惜不已，甩给袁绍一句话，“竖子不足与谋也！”通过这系列事件，他确认了袁绍的不能成大事，-----缺乏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和把握重点的能力！

而这项能力，对领导者来说，太重要了！

有人说，直觉判断力是企业家的一种核心能力。能够以深刻而敏锐的判断力去掌握时机，是领导者的本质。这样，他们才能在别人还不知道北的时候，就判断出方向。拥有敏锐的判断力，才能早于别人看清格局，进而把握方向。

曹操如此，但凡成大事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做老板的，要判断发展方向，判断谁能为己所用；做高管的，也在判断，哪个老板值得追随。

前面所说的“十胜论”和“四胜论”，有人认为有为胜者说话的嫌疑，其实不然。

不管荀彧还是郭嘉，他们都是当时一流的才智之士。因此，尽管实力悬殊，尽管官渡之战还是几年后的事，他们还是果断弃袁投曹。他们的评价，代表了高阶层智慧群体的意见和对谁能掌控大局的判断，-----即曹胜袁败。

不过话说回来，成功的潜质虽有了，实现的过程总充满艰难，曹操是如何从群雄中脱颖而出壮大曹氏集团的？欲知详情，敬请期待，--“曹操之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