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元的新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2010年年初的《大家看法》播出了关于杨元元事件的详细调查。透过媒体对当事人和事件的细致走访与回放，我们会发现，其实任何事情都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在宿舍的卫生间，杨元元用系在水龙头的两条毛巾结束了一切。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到底是何等程度的屈辱和绝望迫使这个女孩选择用这样一种恐怖的方式来结果自己短暂的生命。网上的评论早已轰轰烈烈，但我觉得，没有身处杨元元的境况，任何针对她个人的指责和批判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哪怕这些指责和批判都足够婉转、足够善意。

事实上，杨元元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高分低能或者由于社会阅历太浅导致心理承受能力过差，她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的费用基本上都是自己打工赚取的，她的社会实践经验并不比任何同学少。相反，正是凭着她一直以来的自立和要强，她的家庭才有能力和底气支持她的弟弟考上北大并一路读到博士。之所以工作了几年后决定再次读研，一方面是现实不尽如人意，但更主要的是她为了弥补本科没能到上海去读法学专业的缺憾。本科的经济学专业非她所爱，法学则是她的梦想所在。与我们多数人相比，杨元元已经算是无比争气的了，且不说她边工作边数年考研的坚韧，从节目中摘录的杨元元日记可以看出，她是有坚持写日记的习惯的，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电脑前的你我感到汗颜——我们问问自己，是不是也曾无数次有过写日记的雄心壮志？坚持过多久？

她的表妹接受采访时说，在她们谈论文学的时候，杨元元会笃定地谈论名著中她极为认可的一些名句，其中她最为推崇的名言之一，就是海明威的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我们不能笑她幼稚。至少，杨元元还是信点儿什么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学校和社会长久以来的教育氛围所灌注的观念让许许多多的杨元元们没有太多机会辩证思考那些有关人生信条的只言片语。我们都习惯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知识一定改变命运”、“付出一定会有回报”之类的“人生大道”，在没有来得及独立思考的时候，已经在生活的跌跌碰碰中或正或歪、或主动或被动地形成了个人的价值观。当下的很多“励志”教育也在大肆宣扬着这样的功利观念，鱼龙混杂的图书和讲座无非是在向人们不断灌输一个思想：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没有成功，说明你努力的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这种成功是他们所定义的成功，即建立在他人评价之上的成功。别人认为你成功了，有房、有车、有狗、有“小三儿”，你才算成功。人生的全部意义也就在于追求这种“成功”。这种过分强调主动能动性和外在评价标准的励志，其实和传销团伙经常宣扬的“成功者永不放弃、放弃者永不成功”之类的口号如出一辙。至于家庭生活的温馨稳定、人际情感的舒适平衡、内心感受的自我接受，全然不在“成功”本身的衡量范围之内，而只被当作所谓“成功”的必然结果和附属品。

不幸的是，杨元元“中毒”过深，在她十几年所受的教育中，没有人教过她除了进取心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平常心，也没有人告诉过她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迅速改变，在面对个人无力掌控的事情时，永不言败并不总是理性的做法，学会如何采取迂回和暂缓的策略应对难关、如何保持暂时麻木和迟钝的心态应对挫折，这往往是更理性、更有效的人生技术。只可惜，所有这些统统没有涵盖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之中，而要求一个听话而要强的学生在僵化的教育体系之外通过自学来改变正统教育本身强加给其的那些观念，则显然是苛求。杨元元还没有来得及明白：人是可以被打败的。打败一次又怎样，那不代表再也爬不起来。但要是生命没了，那可就真的再也爬不起来了。

说着说着，似乎又有要“教育”杨元元的意思。看来，我们还是习惯于总拿高标准要求别人，而拿低标准要求自己。细究这起悲剧，职业规划教育的缺失、心理（性格）教育的缺位、高校管理体制的非“学生本位”、社会救助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甚至过分依赖房地产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给大学生群体以及其他群体造成的超高压力等等，都应该为杨元元的遭遇记上一笔罪过。但这又有多大意义呢？这些都是我们个体无法一下子改变的客观实际。在我们为改善社会环境而尽个人最大努力的同时，我们首先要调整好的是应该自己的身和心，保住“革命的本钱”，保持乐观积极的情绪，让自己有能力对生活的苦痛来者不拒，而且使这种能力不断成长壮大，在与生活斗争的同时也能享受生活，太累了就暂时停下来歇一歇，看看朝霞，看看暮霭，欣赏欣赏乌云背后隐透的阳光，体验体验暴雨过后泥泞的草香。

日子就是日子，是我们人类附加给它太多要求、标准和评价，管它们呢！顺其自然的活着，为自己，更为自己深爱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