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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孔夫子在教育他的弟子时，常以小人和君子之分来明辨是非。那么，何为君子？何为小人？我们如何来分辨君子和小人？大家读《论语》会发现这里面做人最经常出现的一个标准就是两个字“君子”，其实这是我们在今天也经常说到的一个标准，说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的两万多字的论语，其中“君子”两个字就出现了一百多字，即便是今天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君子，我们怎样才能做一名君子呢？其实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界定、描述总结在一起，会发现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首先一个标准，君子都是那些内心完满富足，先自我修缮了修养，而后才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人。也就是说，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和内心。大家知道人格和风格永远都是相关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在风格上表现为文质彬彬，有那么一副与世无争与人恭敬的气度，这种风格的力量一定来自于人格。孔子有一个学生司马牛曾经问老师：“老师，什么叫君子呀？”老师回答：“君子就是心中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学生回答：“哦，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就是君子了，这也太简单了！”学生很不以为然，一下子没听明白，觉得这么简单，就又追问了一句说：“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这就能叫君子啦？老师还是淡淡地跟他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的思考力、行动力、表达力正确，就不至于被世界上诸多的选择压垮。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来讲，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这也是孔子所谓的过犹不及。在过去有人说区区半个世纪之前，每一个人从职业上一生可能就在一个单位，从婚姻上一生不会有任何变动，从居住上一生就是一个大杂院的邻居，但是在今天选择太多，视野广阔，这是一个繁荣时代给我们带来的迷惑。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去左右外在的世界，我们能够让自己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这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那么第三点就是“勇者不惧”。当这个世界上有了太多的畏惧、恐惧、惧怕，这一切压来的时候，我们记得老百姓的一个说法，叫做“两强相遇勇者胜”。也就是说，当你自己的心足够勇敢，足够开阔，你自己知道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不再害怕了。所以孔夫子说，我认为一个真君子就是要做到内心的仁、智、勇，所以就少了世界上很多的忧、惑、惧。他说就这么个道理我做不到。他的学生子贡就笑了，说“夫子自道尔。” 您说的这三个标准就是你自己，也只有你这样的人，真正身体力行了，所以可以把这样的感受说出来。其实这就是他所说的君子。其实孔子给我们做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他没有说你要追缅古圣先贤，你要流芳后世，他所说的就在现世，就在此际，就从自我修养做起，做一个真君子。所以什么人是君子？君子不去过多的苛责外在世界，而把更多有限的时间、精力、修养用来苛责内心，这就是孔子所谓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相对会厚道一点。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什么是厚道，厚道不是窝囊，而是他的人格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能够自内心厚道而去薄责于人。少苛责于人这就是君子。一个真君子，他那种坦荡情怀，是一种由内而外洋溢出来的人格力量，所以君子从来不抱怨，不哭天抢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怨天，不尤人，既不抱怨说老天爷不给我机会，也不抱怨这个世界没有人了解我。人能做到这样吗？不容易啊。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身边有人抱怨社会的不公，抱怨自己的怀才不遇，《论语》中对于学习的论述很有意思，学习者有两个目的，一种是为君子学，一种是为小人学，难道在学习的问题上也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实这个观点后来在儒家的一个大师荀子《劝学篇》中又得到了发挥和解读。什么叫“古之学问为己”呢？说真正尊崇学问的人，远古的遗风是学术为了人心灵的建树。真正人去做学问是为什么？就像今天的读书，从小读到大，无非是学会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而且有内心忠诚的公民，再让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学习就是为了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那么那种为人之学又是什么呢，就是学了一点知识以后把它当工具，比如说去写文章、评职称，作为一种技能谋一份职业，用这样的知识和学问来取悦他人，在社会上为自己谋得一份福利，这就是被孔子所说的那种为人之学。所以孔子曾经直接了当跟他的学生说：“汝为君子学，不为小人学。”何谓君子学，就是让我们更超乎功利一点，让我们所学的一切，更多的不要想着实用，而要想着修养。因为一个人，只有你内心修养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了解自己在这个坐标系上的位置以后，你才不能够有那样一种起起伏伏的欢喜或者沮丧。应该说这是孔子对于标准一个明确的界定。什么是君子？君子永远着眼于当下，君子永远要做自己内心一个完善的人，君子的目标从来不好高骛远。我们看到了，孔子从来不说君子就要象谁谁谁那样，孔子这里提出的君子永远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坐标系，从眼前做起，从今天开始学习，让自己成为心目中完善的自我。在一条小街上开了三家裁缝店，每一家都在想：我一定要招到最多的客人。所以就力图把自己说得非常非常大。第一家店说“我是本省最好的裁缝”，把这个大牌子挂出去了。第二家一看，觉得我要比他更高一点，所以做了一个更大的牌子，说“我是全国最好的裁缝”。第三家想了想说，“我难道还能做全世界最好的裁缝吗？”想了半天，最后他做了一块很小的牌子摆在那儿，结果那条街上的所有客人都来了第三家，前两家变得冷冷清清。这第三家牌子写得是什么呢？他写得是“我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裁缝”。也就是说，他把这个视线放回到眼前，从当下做起。做好自己的事，当一个善良的人，这是《论语》对于“君子”的第一条界定，但是不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君子呢？光做一个善良的人是远远不够的，君子还要有第二个标准，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也就是说第一个标准他只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第二个标准他应该是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他必须得是胸有大志，是宏阔的，那么这种宏阔之志可以要求一个人不是太顾及眼前的生活。孔子曾经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他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样，自己过的日子怎么样，那么这个人她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君子应该是胸怀天下的。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样的一份担当就演化成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我们想一想，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很有意思，儒家和道家从来不是彻底分立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两个流派，它其实是人格理想的两端。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讲：“中国每一个人的社会理想都是儒家，而每一个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这就是我们经常的一种表述，叫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在发达的时候就要想到天下己任，而一个人在穷途末路困窘于一个不堪境地的时候还要不放弃个人修养，这就是君子了。一个君子只有在困境中不断的完善，磨砺自己，然后他走到真正发达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代，在孔子之后，经过唐宋，我们能看到诸多名士，他们都是在自己极其穷困潦倒的时候还能做到胸怀天下，这点其实你想来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杜甫，他有一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说自己的家里面，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那样一片穷困潦倒的时候，他心中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想到的是有更多好房子让所有人都住上；再比如说范仲淹，范仲淹说一个人他即使是处江湖之远的时候，他不可能居庙堂之高的时候，他要求自己仍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这样一些情怀都是什么呢？就是君子大志。其实一个人有如此的一个志向，有如此一种宏阔的眼界，这在《论语》中是一直得到鼓励的。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就是君子和小人每天心中惦记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每天在牵挂的就是自己的道德，我的道德又修缮的怎么样了；而小人怀土呢，每天就惦记自己家的房子，他不会想到大蔽天下寒士，他想的都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多买一套房啊，我怎么样能够再利用一下福利分房，另外我商品房自己还可以再多得一点啊，每天就在算计着衣食居住，所有的物质生活这些人。这被孔子或者说被整个儒家学派称为是小人的心思，当然这也没有太大的过错，但是如果人心就居囿在这么一点点利益上，而没有道德的话他就很危险了。它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就是下一句，所谓“君子怀刑”，而“小人怀惠”。君子从来是尊重法制的，这个“刑”就是刑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规矩、尺度，所以君子怀刑就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份规矩、法度，不得超越，他尊重这个社会的制度，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走路过过街天桥、走人行横道、等待红灯，这些看起来都会给我们生活多多少少带来一点限制，但是这点限制让你在一种尊重制约的前提下，可以形成一种社会默契，尊重他人，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是君子怀刑。但是小人是干吗呢？怀惠。这个惠是小恩小惠，小便宜的意思，也就是说，钻小空子、占小便宜，一次两次，这里面潜藏的危机肯定要吃大亏。一看说红灯跟绿灯中间闪着黄灯，可以跑过去，就赶紧跑过去吧，一看说车赶紧刹车了，等着我过去了，觉得这件事情占了个小便宜，久而久之，这里面有多大的隐患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什么是小人呢，就是没有大眼界，抢占眼前小便宜的人。那么说回到君子，今天要做一个君子不妨从倡导的恒心开始。恒心二字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由于有了多元选择，所以我们是兴奋的，我们是欢喜的，我们是激情的，我们是在众多选择中跳来跳去寻找众多价值的。在今天我们都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是在浮华选择中真正的恒心，而恒心是成为君子的前提。让我们多一点恒心与定力，这就让我们接近了君子的标准。其实每一个人，当他走向这个社会的时候都会怀抱一番志向，希望建宏图伟业，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有一番作为，但是很快这个幻影会象肥皂泡一样一一破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恒心的那个光环没有足以支撑我们做下去。所以做一个君子我们不见得都能够做到无恒产有恒心那么高的境界，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有一番定力，有一个宏阔的境界，那么离君子已经不远了，这是第二个标准。孔子还有第三个标准。《论语》中所说的君子并不是高山仰止，可望不可及的，君子其实永远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而君子第三个标准恰恰能使我们在同事之中、在朋友圈里辨别出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一个真君子的第三个标准就是好处事，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融洽的、友善的，而这个人最终在团队的合作中有所作为。所以孔子曾经说君子跟小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君子“群而不争，矜而不党”。君子是合群的，他在一大群人里面他从来是不争的，不跟别人有太多的纠纷争执，他一个人内心可以是骄傲的，可以是矜持的，但是他决不结党营私。什么是党，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党同而伐异，就是结党营私，君子从来不结党营私，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什么标准呢，和而不同，这么多人在一起，我们的观点肯定不一样，当我们说出自己观点的时候，一个真君子会认真的倾听他人，然后他能够理解每一个人观点的合理性，但他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标准，这叫和而不同。孔子有一个表述，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什么概念呢？周就是这么多人在一起，大家是周全的、周到的，一个真君子他有多少朋友，他都会象空气里的氧气一样让朋友们感觉到很欢欣，但是他不张扬自己，他让所有的人都受到照应；但是小人是什么，是比，我们看比这个像形字是两个相似的匕放在一起，也就是说，小人聚小圈子，他不会照顾大家的情绪。比如说开一个PARTY，一个君子会让这里面远近亲疏所有人都觉得很舒服，但是道德标准稍微低点的人呢，他就会来了以后找他最意气相投的人，然后到一个角落去嘀嘀咕咕，他会觉得说我跟你好的不得了，但是不顾他人的感受。所以这就叫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而这种人的前提就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比啊，会出现结党营私啊，就是因为他自己心里嘀嘀咕咕，他老希望也有人跟他一起嘀嘀咕咕，而君子不屑与此，坦荡荡的人就是要目光看到所有人的眼睛，想到所有人是不是都是欢欣的快乐的，这就是一个坦然的人。其实中国一直所倡导的古典美是一种和谐为美，而和谐是在坚持不同声音不同观点的前提下对于他人的一种宽容，一种溶注。其实这就是一个君子之道，君子从来都是好处事的。所以孔夫子曾经有这样一段很生动的描述，他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小人难事而易说也。”一个君子他容易处事，但是你难以取悦他。大家能够在一起做事，做得很好，但是这中间他喜怒不形于色，不会说轻易你给他一个小恩小惠他就给你大开绿灯大开后门。“说之不与道，不说也。”你想取悦他，但是你不合乎道理，你给他一点贿赂，你给他一点个人私利，他是不会高兴的。“及其使人也，器之。”等到这个君子真正使用你的时候，他会把你量身订做安排在一个位子上。我们知道每个人能力都术有专攻，一个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定有他自己能力不及的地方。真君子用人从不勉强别人,而是审时度势，根据这个人的材料去放他的一个功能，这就叫器之，把你自己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不刁难你。这种人就是很容易处事，但是你很难取悦他的人，这就叫君子。好，再看相反的例子。论语的这种叙事方式特别容易懂，就是因为它老是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换一个相反的角度你就知道什么叫小人了。“小人难事而易说也”，小人就是那些特别容易高兴，能取悦他，但是你很难处事的人。我们想想，就“难事而易说”这五个字勾勒出来的多生动，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吧。比如说你给他施一个小恩小惠，你帮他一个小忙，你投其所好，哪怕你请他喝一顿酒，或者说请他去桑拿，去按摩，这个人很快他就高兴了，一个真正这么容易被收买的人就能够好合作吗，这个人是不容易共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

取悦他的这种方式是不合乎道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说之虽不以道，说也。”你取悦他的虽然不合乎道德但他也高兴。那么你取得了一时的欢心，你以为他以后就会非常忠诚的一路给你开绿灯吗，等到真用人的时候，“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备是完备的备，什么意思呢，就是求全而责备，你这个时候费了很多力气，花了很多钱财打通了关节，接上了关系，终于有一天他来为你办事了，你觉得他会为你铺开一条坦途了吧？这个时候他该求全责备了，他开始觉得你这儿不够格了，那儿不达标了，你为什么不怎么怎么样，你还可以更好一点吗，当提出所有这些要求的时候，会被对方觉得很尴尬，很为难，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论语中为我们描述的君子必须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君子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一个人的言行，也就是说话和做事的标准，一个君子的言行应该是怎样的呢？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一个君子不要把自己的话先说出来。是你想说什么吗，先去做，这叫先行其言，把事都做完了而后从之，淡淡地再说出来，我无非是想做一件什么事，现在就做完了。对孔子来讲，那些夸夸其谈，能够描述得天花乱坠的人被他说成“巧言令色鲜以仁”。一个人说得如此光鲜，那么他内心真正仁义的含量就很少很少了。什么人是仁义的，什么人是君子的，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一个人内心是坚定的，刚毅的，而表面上可能是木讷的，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言谈，这就是所谓的君子要“敏于行而讷于言”，就是一个君子行为上要格外敏捷，但是在语言上宁可慎重。

世界上最追不回来的有三件事，就是射出的箭、说出的话和失去的机会。其实说出去的这些话有的时候就像覆水难收，你是收不回来的，所以一个真君子宁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所以这就是孔子的标准，“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这留在今天是一个成语，叫言过其行。一个人说的比他做得要多的话是君子之耻。所以做一个君子，一定是与他人和谐的、好处事的、保持着对这个世界和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在此前提下让自己的事情从容不迫地做完。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力量，但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其实在融会贯通之后还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就是君子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固定的职业，一个小角色被摆在那里的，他们是变通的，他是与时俱进的，是在这个社会整个的大变革里面随时调整。由于他不断进步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地位，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四个字，叫做“君子不器”。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器皿存在的，君子不是个容器。其实，容器是什么呢，就是你合格地，中规矩地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也就是说，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境界是理想主义。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而在于他的所为背后的动机。人很奇怪，我们是思维决定行动的动物，也就是说态度决定一切。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每天所作的事情大体相同，但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解释各有不同。有一个烈日炎炎下的巨大的工地，所有人都在那儿汗流浃背地在那儿搬砖。记者问第一个人：“你在干什么呢？”那个人特别没好气地回答他：“说你看不见啊，我这不是服苦役搬砖呢”。记者就去问第二个人同样的问题，这个人态度比第一个人要平和很多，他把手里的砖先给码齐，看了看跟他说：“我砌这堵墙”。后来他又去问了第三个人同样的问题，那个人脸上一直有一种祥和的光彩，他把手里的砖放下，擦了一把汗，很骄傲的跟这个人说：“他说你在问我吗，我在盖一座教堂啊”。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三个人手中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给出来的解读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把他称为悲观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有理由认为这是生活给你的一份苦役，对吧，我们总要付出吗，你当然可以看到当下的辛苦他是确实存在的；第二种人的态度，我把他成为职业主义的态度，你知道砌一堵墙，他是一个局部的成品，这就像是你的一份薪水，你的一个职务和职称，你知道你要对得起今天的岗位，所以呢你不低于职业化的底线，但是你没有更高的追求。这个境界是什么，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器的境界，作为一个容器存在你合格了；而第三个层次，我把他成为理想主义者的境界。也就是说，你眼前的每一块砖，每一滴汗，你都知道它通往一座圣殿和教堂，你知道，你最终会有一个梦想。你是为了梦想在走着从脚下到达梦想的历程，你的每一步路都是有价值的，你的这种付出一定会有最终的成全。走在这样一条路上，你所做的事情绝不仅仅作为一个器皿。其实，“君子不器”这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但是这四个字深刻的内涵就在于我们融注前面几个层次的君子要求之后，当我们真正把自己投入到使用中的时候，不要满足于眼前所作的当下的事情，而要看到这个事情背后的诠释，他相关于我们的生命，相关于我们的梦想，相关于我自己在整个这个社会坐标中，能不能够建筑起来一座教堂。可能由于一个人自己的努力成全了这个教堂，而也因为有一个教堂梦想的笼罩而成全了一个个体。大家都知道，曾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反省自己好多遍，他都反省什么呢，有这么几件事：第一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的角色，他去做事，他是不是真正忠于职守，做到了他的岗位了；第二一个是与朋友交不信乎。就是他作为一个社交角色，跟朋友之间的相处，他是不是真正做到是忠诚的，信守承诺的；曾子的第三个标准很可爱，叫做传不习乎。你所学的这些个知识，你又温习了吗。这是一个学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你是不是又在今天进步了一层，你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又拓展了一个新的心灵境界，你能不能又有所提升了，这其实就是君子“日三省乎己”的一种标准。由此可见，“君子”这在《论语》中是出现的最多的一个字眼，那么在这个字眼的背后，他的道理永远是朴素的，是温暖的，是和谐的，他不存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圣先贤的典籍里面，他其实就存在当下，我们眼前的选择中，也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而《论语》中孔子与他的学生们谈到理想时，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 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 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理想的含义呢？孔老夫子的观念和现代人对理想的追求是不是有矛盾呢？ 翻开《论语》，我们看到，朴素的字句后面常常闪耀着一种理想之光。 孔夫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句话在民间流传得很广，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志向至关重要，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和方向。 所以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经常让学生们各自说说自己的理想。在《论语·先进》篇里面有一个比较罕见的完整的段落叫做《侍坐》，记载的就是孔子如何跟学生一起畅谈理想。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 “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我们把这段文字转换成今天的话就是：这一天，孔子的四个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陪老师坐着。孔子很随意地跟他们讲，因为我比你们年纪大，老了，没有人用我了。我平时老听见你们说，没有人了解我的志向啊！假如现在有人了解你们，打算起用你们，你们能做什么呢？ 子路是个急性子，听老师这么一问，不假思索就回答说：“给我一个拥有一千乘兵车的中等国家，这个国家夹在大国中间，外有被武装侵略的危险，内有粮食 不足的危机。假如让我来管理它，不出三年，可以使人人振奋精神，并且懂得什么是道义。” 按说子路的理想比较远大，对于那么看重礼乐治国的孔子来讲，假如自己的学生真能有如此业绩，可以使一个国家转危为安，他应该感到很欣慰吧。没有想到，孔子的反应不仅是淡淡的，而且稍稍有点不屑。“夫子哂之”，微微冷笑了一下，未置可否，就接着问第二个学生：“冉求，你的理想是什么？” 冉有名求。他的态度比起子路显然要谦逊很多，没有敢说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事。他说：“假如有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家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的光景，可以使老百姓们丰衣足食。至于修明礼乐，那就要等待贤人君子了。”他的意思是说，在物质层面能做到使百姓富足，但要万众齐心，对国家有信念，做到礼乐兴邦，那我可做不到，还是等着比我更高明的君子来吧。 他的话说完了，老师依旧未置可否。接着问第三个人：“公西赤！你的理想是什么？” 公西华名赤。他就更谦逊了一层，回答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先亮出自己的态度，我可不敢说我能干什么事，现在老师问到这儿，我只敢说我愿意学习什么事。然后他说，在进行祭祀或者同外国会盟的时候，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司仪。他对治理国家，管理人民这些事都没有说。 大家会看到，孔子这三个弟子的态度一个比一个更谦逊，一个比一个更平和，一个比一个更接近自己人生的起点，而不是终端的愿望。 在今天看来，一个人的发展，最重要的往往不在于终极的理想有多么高远，而在于眼前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起点。我们往往不缺乏宏图伟志，而缺少通向那个志愿的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切实的道路。 到此为止还有一个人没有说话，所以老师又问了：“点！尔何如？”曾点，你想做什么呢？ 曾皙名点。他没有立即说话，《论语》对此写得惟妙惟肖，叫做“鼓瑟希”，大家听到的，先是一阵音乐的声音逐渐稀落下来，原来刚才他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弹着瑟，听到老师问自己，他让瑟声逐渐逐渐缓和下来，缓和到最后一声，“铿尔”，当一声，把整个曲子收住。像我们熟悉的《琵琶行》所描写的那样，“曲终收拨当心画”，让乐曲有一个完完整整的结束。曾皙不慌不忙，“舍瑟而作”。什么是作呢？那个时候人们是席地而坐，学生听老师讲课或者大家聊天，都是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当要回答老师的提问时，要站起来以表示恭敬，这就叫“作”。曾皙是把瑟放在一边，然后毕恭毕敬站起身来答对老师的问话。从这样几个字的描写能够看出什么来呢？可以看出曾皙是一个从容不迫的人，他不会像子路那样“率尔”而对，而是娓娓道来，成竹在胸。他先是征求老师的意见，说，我的理想和这三位同学不一样，能说吗？老师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要各人谈谈自己的志向嘛。 这个时候，曾皙才从容地开始阐述他的理想。他说，我的理想是，到了暮春时节，就是阴历的三月，穿上新做的春装，在这个大地开化，万物复苏的季节，陪同几个成年的朋友，再带上一批孩子，大家一起去刚刚开冻的沂水中，把自己洗涤得干干净净，然后到沂水旁边的舞雩台上，沐着春风，把自己融汇进去，与天地在一起共同迎来一个蓬勃的时候，让自己有一场心灵的仪式，这个仪式完成后，大家就高高兴兴唱着歌回去了。我只想做这样一件事。 孔子听了他的话，长长地感叹一声说：“吾与点也！”“与”，赞同。即是说，孔子的理想和曾点是一样的。这是四个学生畅谈自己理想的过程中，老师发表的唯一一句评价的话。 各人的理想谈完了，子路、冉有和公西华他们三个就下去了。曾皙没有立即出去，而是问老师，您觉得他们三个说得怎么样呢？ 老师也很巧妙，他先挡了一下，没有作正面评价，说，无非是每个人说说自己的想法嘛。 但曾皙还要继续问老师，那为什么子路说完话您冷笑了一下呢？ 问到这个问题，老师不能不说话了，他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治理一个国家最核心的东西是讲究礼让，可是子路的话一点都不谦虚，所以笑笑他。意思是说，要以礼制去治理一个国家，首先你的内心要有一种温良恭俭让，这是一个起点。你看子路说话的时候那么草率，抢在大家之前发言，说明他内心缺乏一种恭敬和辞让啊。 接下来曾皙又问，难道冉有不是想治理一个国家吗？（您为什么没有哂笑他？） 老师说，难道说方圆六七十里，或者说五六十里，甚至更小一点，那就不叫国吗？ 曾皙又问，难道公西华说的不是治理国家吗？（怎么也没见您哂笑他？） 老师说，有宗庙，又有国际间的盟会，不是治理国家是什么？像他这样精通礼仪的人说想做一个小司仪者，那么谁又能做大司仪者呢？ 孔子的意思是说，他笑子路，不是笑他没有治国理政的才干，而是笑他说话的内容和态度不够谦虚。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治理对象的大小，不在于它是不是国家，而在于自己的态度。因为冉有和公西华态度谦逊，而他们又有实际的才干，所以孔子没有哂笑他们。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孔子并没有否定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的理想，为什么唯独对曾皙给予热情鼓励呢？从孔子对曾皙的支持中，我们能看出什么呢？ 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对此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解读。他说，曾皙的理想看起来不过是“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四书集注》），好像他做的都是些日常小事，没有什么舍己为人的大理想。但是曾皙的内心是完满充盈的，他以自身人格的完善为前提，以万物各得其所为理想，这就比另外那三个人想从事一个具体的职业，在那个职业上做出成绩要高出一个层次。 这就是孔夫子说过的“君子不器”。一个真正的君子从来不是以他的职业素质谋求一个社会职位为目的的，却一定是以修身为起点的，他要从最近的、从内心的完善做起。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是在匆匆忙忙周而复始的工作节奏中，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能让你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呢？我们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社会的角色，被遮蔽的恰恰是我们心灵的声音。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人过得很不开心，觉得自己有抑郁症的前兆，就去看心理医生。他跟医生讲，我每天特别害怕下班，我在工作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一回到家里就会感到惶惑。我不知道自己心里真正的愿望是什么，我不知道该选择什么，不该选择什么。越到晚上，我的心里面会越恐惧，越压抑，所以常常整夜失眠。但是第二天早上一上班，一进入工作状态，我的症状就消失了。长此以往，我很害怕会得上抑郁症。 这个医生认真听完他的倾诉后，给了他一个建议说，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喜剧演员，他的喜剧演得好极了，所有人看了以后都会开怀大笑，忘怀得失。你是不是先去看看他的演出？等看上一段时间后，我们再聊一聊，看你这种抑郁症前兆是不是有所缓解，然后我们再来商量方案。 听完医生的话，这个人很久很久没有说话。他抬起头来看着医生的时候，已经是满面泪水。他艰难地对医生说，我就是那个喜剧演员。这好像是一个寓言，但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已经习惯于自己的角色，在角色中欢欣地表演，认为这就是自己的理想，这就是成功的职业，在这个时候，还有多少心灵的愿望受到尊重呢？我们在角色之外，还留有多大的空间，真正认识自己的内心呢？这就是很多人离开职业角色之后，反而觉得仓惶失措的根源所在。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隆冬来临之前，在深秋的田埂上，有三只小田鼠忙忙碌碌地做着过冬准备。第一只田鼠拼命地去找粮食，把各种谷穗、稻穗一趟一趟搬进洞里。第二只田鼠卖力地去找御寒的东西，把很多稻草、棉絮拖进洞里。而第三只田鼠呢？就一直在田埂上游游荡荡，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地，一会儿躺一会儿。 那两个伙伴一边忙活，一边指责第三只田鼠说，你这么懒惰，也不为过冬做准备，看你到了冬天怎么办！这只田鼠也不辩解。后来冬天真的来了，三只小田鼠躲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洞里面，看着吃的东西不愁了，御寒的东西也都齐备了，每天无所事事。渐渐地，大家觉得非常无聊，不知道怎么打发这些时光。 在这个时候，第三只田鼠开始给另两只田鼠讲故事。比如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它在田埂上遇到了一个孩子，看到他在做什么什么；又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它在水池边看到一个老人，他在做什么什么；它说曾经听到人们的对话，曾经听到鸟儿在唱一种歌谣…… 它的那两个伙伴这才知道，这只田鼠当时是在为大家储备过冬的阳光。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曾皙的理想，他在大地开冻、万物欣欣向荣的时节，安排一个洗涤自己、亲近自然的仪式，这个仪式看起来没有任何实用的意义，但是它却能给内心一个安顿。这种安顿需要我们与天地合一，去敏锐地感知自然节序的变化，感知四时，感知山水，感知风月。 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是特别奢侈了。在现代化的今天，反季节的事太多了：到了盛夏的时候，屋子里有空调，凉风习习；到了寒冬的时候，屋子里有暖气，温暖如春；到了春节的时候，有大棚里的蔬菜，摆在桌子上五颜六色……当生活的一切变得如此简约的时候，四季走过的痕迹，在我们的心上已经变得模糊；什么四季分明，什么节序如流，在我们心中，已经激不起什么反响。我们不会像曾皙那样敏感，想到在暮春时节，让自己去受一次心灵的陶冶，从而把自己更大的理想，坚定地放飞出去。 理想和行动的关系，就如同引线和风筝的关系。这个风筝能飞多远，关键在于你手中的线。而这条线，就是你的内心愿望。你的内心越淡定，越从容，你就越会舍弃那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这会使你走到社会角色中的时候，能够不失去自我，能够有担当，能够做到最好。 许多人感到，《侍坐》这样一章阐述的理想似乎不同于我们一直以来对于《论语》关于立志的判读，不同于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那样的沉重。但是我们静下来想一想，它却是所有那些人生大道社会理想得以实现的内在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他的职业角色中，只能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对这个职业的提升。 孔子强调一个人的内心修养，决不是放弃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在《论语》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学生子贡去问老师：“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怎么样才可以叫做“士”呢？ 我们知道，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那种无恒产有恒心，以天下为己任的阶层，这应该是一个很崇高的名誉。老师告诉他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约束，内心有坚定的不妥协的做人标准；同时这个人要对社会有用，就是你要为社会做事。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了内心的良好修养以后，不可以每天只陶醉在自我世界，一定要出去为这个社会做事，你要忠于自己的使命，要做到“不辱君命”。这可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你所要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啊。所以这是孔子说的“士”的最高标准。 子贡觉得这个标准太高了，就又问，“敢问其次”？还有没有低一些的标准啊？孔子回答他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宗族称赞他孝敬父母，乡里称赞他恭敬尊长。你能够从身边做起，把你那种人伦的光芒放射出来，用这种爱的力量去得到周边人的认可，不辱祖先，这就是次一等的“士”。 子贡又接着问，“敢问其次”。还有没有更下一等的呢？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说话信用诚实，行为坚定果决，这是不问是非黑白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啊。不过，也可以勉强算作再次一等的士了。 大家看到这里以后一定会瞠目结舌说，这么高的标准才是第三等啊？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答应别人的事情，不管用什么办法，也不管会有什么后果，也一定给你做到，就是能够实践自己诺言的人只能勉强算作第三等的士。可是，“言必信，行必果”这六个字，今天有几个人能做到啊？ 子贡可能也觉得这三个标准太高了，于是又追问了一句说，“今之从政者何如”？现在这些当政的人怎么样？他们算得上“士”吗？结果他的老师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这些器识狭小的人算得上什么？也就是说，他们离这样一个士的标准还太远太远。 其实，“士”的这三个标准，是孔子对一个成熟的、能够在社会职业岗位上有所担承的人的质量描述。士的最高标准是“不辱君命”，这很自然会让我们想起战国时候赵国的蔺相如。大家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会注意到“完璧归赵”这个故事。 当年赵王得到价值连城的和氏璧，秦王想设法夺过来。于是他派使者告诉赵王说，我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来换这块璧。赵王知道秦是虎狼之国，这块璧一旦拿到秦国就没有办法再拿回来。蔺相如说，如果我们不去的话是自己理亏，我带着这块璧去，如果不能换回城池，我豁出命来也不会让它落在秦王之手，有我在就有这块璧在。 等蔺相如带着和氏璧来到秦国，秦王就随随便便在偏殿相见，并让大臣、美人嘻嘻哈哈地传看这无价之宝。蔺相如一看就明白了，这块玉在这里不受尊敬，就像赵国不受尊敬一样，要拿回来是很难的事情。于是他就跟秦王说，大王，这块美玉是有瑕疵的，你给我，我指给你看。等秦王把这块璧还到他手里，蔺相如退后几步靠在柱子上，怒发上冲冠，持璧而立，跟秦王说，你在这样一个地方迎接这块玉，是对宝玉、也是对赵国的不尊重。你知道我们来之前，焚香顶礼，斋戒十五天，以示对秦国的尊重。我奉玉而来，而你随便把这块玉传与大臣、美人，这样一个懈慢的态度就让我知道，你们不是真正想要用城池来换和氏璧的。如果你真要这块玉，你也要像我们一样斋戒焚香十五天，而且你要先把城池划给我们，我才能够再把这块玉给你。不然的话，我的头和这块玉现在就同时撞碎在你金殿的大柱上。秦王害怕了，赶紧答应了他的要求。 蔺相如知道秦王不会履行诺言，所以连夜让家人带着这块美玉逃回了赵国。他自己则留下来，最后跟秦王做一个交待。他对秦王说，我知道你没有真正给我们城池之心，现在完璧已经归赵了。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不缺乏。在一个突变的情形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中所要受到的一种考评。人怎么样可以变得无畏，可以变得淡定而不仓惶？这需要在心中找到一个符号的寄托。这个寄托不见得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宏大理想，也不见得是一种权势，金钱之类的东西。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达·芬奇密码（未解之谜）”，每一个人的生命链条中一定有他自己最在乎的东西，但凡找到这样一个寄托，就会给你这一生找到一个依凭，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内心根据地。 在《论语》中，一切高远的理想，都建立在朴素的起点上。我们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中国知识分子所要的并不是一种物质生活的奢侈，但他们一定要心灵悠游上的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