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小区还保留着一些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筒子楼，坐落在整个新社区的边缘，那里曾经是镇上国企工厂的员工宿舍，1975年我爷爷奶奶也住在里面，但很快就搬走了，到我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搬进了三室一厅。但现在还住在那里的人，可能过去三十多年从来都没有变得更有钱过。我爷爷前几年返乡的时候还过去拍了照片，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心态。我现在也偶尔能路过那边，但从来都没有再进去过。
今天和朋友散步时想找一些红色的鞭炮屑来拍照，又绕着弯走到那里，远远看到一个老头坐在地上，旁边另一个拄双拐的老头试着让他抓住自己的柺站起来，两个人的动作看起来都非常艰难。我和朋友赶快去把坐在地上的老头扶起来，又问他家是不是在附近，想送他回家。他说他住在筒子楼二门二楼，我让朋友去叫他家人，但朋友去了也没找到任何人，只好叫了邻居家的女生来。
我们扶着他进了筒子楼才知道，他独自住在二楼一个小间。进门右边是一个洗手池，堆着一些纸箱子，还有一只小橘猫站在纸箱子上看着我们，安安静静也不叫。再往里面走就是他的卧室，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床上乱七八糟地摆着他的衣服和并不怎么干净的床单被子，床头柜放着一只碗，里面有几只没有吃完的水煮虾。窗户是木制框架的转轴窗，玻璃上都贴着白纸，下边是很古老的铁片式暖气。
被我们叫来的邻居女生想起来老头的家人好像是住在三楼，于是去叫人了。我留在屋里陪着老头，他坐在床上身体都不是很稳，一直轻轻晃着。问了下他血压的情况，他说血压不高，高压只有一百六七（其实相当高了），看屋里的情况和老头的衣服，推测他家里条件应该也没有很好，我只能建议他春节后也许可以去看看医生，或者出门时也拄着什么东西。
过了很久老头的女儿才下了楼，进来看了看我们就直接转向老头厉声问：“你怎么又出去了？” 老头支支吾吾（其实他吞吐一直不是很清楚）说自己出去了摔了一跤。我和朋友看气氛不是很对，于是对他女儿说既然您在这儿了我们就出去了，这时候她才转过头来向我们道谢，出门的时候小橘猫还是站在箱子的杂物堆顶上看着我们，一声不叫。
出来以后我们两个都试着转移话题，但还是不可避免又回忆起老头屋里的样子，那整间屋里甚至连一个写字台或立式衣柜都没有，墙皮发黄剥落，和所有我们曾经在新闻联播上所见过的困难户家庭比起来，这间屋子只是采光稍微好了一点点。老头的表现几乎完全符合脑卒中的症状，但他自己却似乎不在意或无法让自己在意。他女儿被叫来后，第一件事不是问父亲身体是不是还好，而是质问他为什么要出门去（给别人添麻烦）。
我们应该不会知道后来他们怎么样——老头会不会康复，女儿是不是会带老头去检查身体（我甚至没敢多嘴说出自己的推断）。在大年初二的下午，电视台还在重播着五颜六色的欢声笑语，去寻找欢庆余烬的我们却走进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节庆气息的社会新闻现场，在那个场景里，没有带着和善笑容前来慰问的领导，只有破败、指责和无助。我们被真实的世界直击面门，然后从那里无可作为地逃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