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人间草木》,看西南联大诸先生

汪曾祺先生笔下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实在是各有特色,让人不由得羡慕那个年代。倒也并不是厚古薄今,更多原因应是从很多文字中,可以感受到那个年代的学者都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而这赤子之心,一方面纵容了学生自由发展,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学生的赤子之心,于是很多美好的率真的刻苦的精神,便这样传承下来。

汪老先生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最大特点可能就是自由。

系主任呢,是无为而治,没有一个施政纲领;各位教授对学生的作业或考试大都颇随意,讲课自然也很随意;最重要的是,各讲各的,互不干涉也互不倾轧。

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的《庄子》,开场很特别,也被汪先生牢牢记住了:“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正儿八经开讲,东拉西扯,有时候跟庄子毫不相干,而且上课喜欢骂人,“骂一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你如何说,那你自己怎么说?骂一些做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如何以本如何,那到底该如何?”

曾经讲了一学期的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这教学进度堪忧啊,KPI妥妥的不达标啊。

闻一多先生在我心目中曾经就是一个钢铁战士,虽然知道他那名气颇大的诗集《红烛》,可还是很难将他与文学家沾上边。

在汪曾祺先生的笔下,闻一多先生的形象才真正立体起来,他讲《楚辞》,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所以上他课的学生也可以抽;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大概是中国用比较文学方法讲唐诗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吸引了工学院的学生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来听。吸粉能力可以说极强大。

罗庸先生讲杜诗的时候不带片纸,因为内容全在脑子里,不仅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也都能背出来。唐兰先生曾开了一门词选,而他讲词的方式是不讲,比如把一首词抑扬顿挫念一遍或唱一遍可能就结束了。

我们常常感慨、怀念那个时代的学者教授,可其中很多教授的脾性特色,若放到现在,估计是行不通的。若他们在当下的学校如此讲课,恐怕早就被投诉淹没甚至被炒鱿鱼了吧?

突然想起冯唐怼汉文帝的一个小故事。汉文帝跟冯唐聊天的时候叹息自己没有廉颇那样的大将军可以用,冯唐怼回去说,就算是有廉颇那样的大将军,你也不会用,那谁谁不是被你关起来了吗?

汉文帝气得拂袖而去。这咱寻常人都受不了,何况皇帝。不过汉文帝气一消,便立马纠错,还是极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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