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编 问题的解决 ● 第8章 重新框定的艺术

《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第3编 问题的解决

● 第8章 重新框定的艺术

问题:乐观者与悲观者的差别是什么?回答:乐观者说我的杯中有半满的水,而悲观者则说我的杯子一半是空的!——无名氏

任谁皆可对生命之道有所怀疑,倘若我们对之无疑,生命反自显其意涵道理。——皮亚特·海恩,《古鲁思>(Piet Hein.Croohs)

对村中所有的男孩来说,周末午后是放假的日子,但是对汤姆则并非如此:汤姆要粉刷30码长、高9英尺的木篱笆。这个时候,生命对汤姆而言,是那么的空洞,而活着也是一种负担。其实并不是这份工作令他不能忍受,而是每当他想到其他的男孩若发现他在工作一定会取笑自己时,才令他痛苦万分。在这一黑暗而无助的时刻,马克·吐温(Maric Twain)写道:一个灵感在汤姆心中一闪而至!当几个男孩走向汤姆,其中之一的班恩,以一种嘲弄的口吻说:

“哈啰!可怜的家伙,星期六还得工作?……”

“为什么!是你啊,班恩!我没想到是星期六。”

“我要去游泳,你想不想去?噢,对不起,我忘了,你有工作要做,当然不能去!”

汤姆定定地看了班恩一眼说:

“你说这是工作?”

“难道不是吗?”

汤姆继续粉刷木板,同时漫不经心的回答道:

“嗯,它可能是工作,也可能不是,我所知道的是我做得很爽!”

“算了!少盖了,你难道很喜欢粉刷篱笆?”

汤姆手中的油漆刷子来回不停地刷着:

“喜欢它?嗯,我看不出我为什么会不喜欢做。有哪个男孩每天都有机会刷篱笆?”

汤姆的这番话使得粉刷篱笆这件苦差事翻身了。班恩开始观察汤姆的动作,而且被吸引,有了兴趣!

一会儿之后,班恩说:

“汤姆,让我刷一下吧!”

汤姆成功地将一件苦差事赋予了新的愉快意义,而他的朋友则跟随着他对现实的重新界定而改变了!

在法国电影《弗兰德斯狂欢节》(Carnival in Flanders)中,西班牙军队入侵了一个繁荣的村落;一名西班牙的间谍在军队尚未来到之前,召集所有村民表示,全村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顺服地投降;或者若不投降,军队就会洗劫和破坏村落!宣告完之后,这名间谍没有等到大家的回应便离开了。全村陷人了极度的恐慌之中,村民了解自己的武力是不堪一击的。村中的男人们认为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奋力一战总比投降而又无助地坐视声名狼藉的西班牙军队强暴妇女与抢夺财物要来得好。他们陷入了一种充满恐惧的想象之中,看不出还有什么能减少这场灾难的解决之道。

但是村中的女人们却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男人“弃村而逃”,将妇孺老弱“弃之不顾”,那么当西班牙军队到来时,因为村中并没有男性,所以不会有战争。西班牙军人所看到的是一村子需要被勇敢的军人保护的无助的妇孺——这是一个会让西班牙军人展现男子风范的情境。

的确,当西班牙军人发现自己被村中的女人温暖地欢迎时,他们便表现出胜利者的光荣姿态来面对谦逊的女性村民,同时展露了对女性尊敬及保护的风范(虽然在庄严的姿态之下,多少有一些性的试探,但这些仍在女士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西班牙军人仍需北上作战,所“他们在十分不情愿的心情下离开了殷勤招待他们的女主人们,为了表示风度及谢意,他们不但未抢夺财物,反而留下了礼物。

现在举一个我们研究工作中的例子。这是一个看来好像与我们的论述不太相关的口吃者的故事:寇先生有很严重的结巴,但却面临着要从事推销员工作的挑战。我们可以了解这份新工作更加深了他对自己缺陷的在意。治疗者把寇先生将面临的情境作了重新的框定——推销员通常因为自以为聪明又滔滔不绝的推销方式而惹人讨厌,他们也都被训练成一种几乎不易被打断的推销式说话方式;我们是否曾体会过面对这种推销方式时的厌烦,也是否发现过人们愿意仔细而且耐心地倾听有结巴缺陷的人费力地说完一段话。寇先生是否想过他的缺陷说不定会是新工作中的一项优点呢?治疗者使寇先生接受了这种观点,特别要求他在推销工作中要维持严重的结巴。结果,寇先生的结巴反而逐渐自然地减轻了!

重新框定是指将人们赖以理解或经验某种情境的概念与情绪的假设或观点,改变成另一组同样也能“符合事实”(甚至更好)的设定,经过这一转换,该情境对人们的意义已全然改变。重新框定的机制并未涉及情绪的变化,而是当情境并未变化时,人们赋予该情境的意义已经改变了①,以至于结果也不一样了(但具体的事实仍然维持不变)。这正是哲学家爱比克泰德( EpicLetus)所说的:“不是事情本身令我们困扰,而是我们所持的关于事情的意见在困扰我们。”②这句话中的关于点醒了我们一件事,即任何意见(或是所赋予的意义、观点)是对该意见或观点这一客体的后设层次,亦即另一较高的逻辑层次。

【①重新框定在“幽默”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幽默”中所隐含着的第二种框架出人意料地赋予整个故事一种有趣的画龙点晴的作用。如前面提过的,凯斯特勒( Koestler)已大量书写过这一主题。1878年,奥地利匈牙利占领波斯尼亚期间盛传的一个幽默的故事,可以说明这种技巧。一个传闻的小故事是这么说的凡射杀领主者罚两年劳役,射杀外国首长者罚三年劳役,战役中射杀长官者罚四年劳役。首相一定不可被射杀。】

【②或是如莎士比亚所言“没有什么事情是好或坏的,只不过是人们的思考让事情是好或是坏。”】

从逻辑类型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但当我们将它应用到人类行为及人类问题上时,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令我们面对一个经常被质疑的概念——“现实适应”( realiLy adapLation)。现实适应常被视为是正常的标准,但哪一个“现实”是“健全”的人要适应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与解答将超出了本书的目标,因为它会深入到哲学及语言学的问题之中。我们应暂且略过这个问题,仅对当“现实”的概念涉及在心理治疗中的争议而稍加讨论。

在心理学中,“现实”的概念并不是指一事物的本身,例如,它的基本属性(如果真有什么物质属性的话)。对心理学而言,这些可被观察到的现象都是一个事物的表象;“现实”是指爱比克泰德所谓的“意见”,或者是所谓的人们所赋予现象的意义③及价值。

【③这种“意义”不只是一种习性与客观了解的事,而是在讨论这个情境中整个人的重要性的问题。】

这一观点和以下这种简化但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假设相去甚远——即如果有一个客观实体存在,健全的人要比不健康或精神异常的人更能觉知到它的存在。在这里,我们得到的反思是:任何一件事,只有当它符合对现实的定义时,它才是真实的,而这些定义正是人们所设定的①。引用一过度简化但有用的概念:“真实”(real)是有足够多数的人都同意称它为“真实”的事物②——只是这个事实常被大家忘记,所以到后来,这个大家同意的定义,却被人们经验成外在的“客观存在”的“现实”了③,而只有“疯子”(或精神异常)才会无法看到“真实”。不过,这种在大家共同同意之下而被具体化定义形成的“真实”,对不同的人也有程度上的差别。例如,有些情境是多数人觉得“真的十分危险”而尽力避免的,但却有极端的某些个人,如“尽其所能地追求死亡”,或是“有受虐待狂倾向”的人,会用一种相当反常的方式界定现实,并且活在自己认定的真实之中。

【①当然,这并不只是局限在人类,阿德里写道:“‘领域’并不存在于自然中,它是存在于动物的心中。”】

【②例如,事实上,“钞票’的价值绝非在于印有某种标志的四方形的纸票,而是在于人际契约下的交易价值。贝特森报道过一个新几内亚原住居民的有趣例子。原住居民用贝壳钱来交易每天的日常用品,而用磨石状的岩石做大宗交易的代币。一天,村民用船载运这类大型石头到另一个村落时,船和礁石相撞,以至于所有的“钱”沉入水中消失了。所有的原住居民都知道这一事故,这些石头代币此后仍具有偿还债务的合法效用,尽管严格地说,现实中的石头已不复存在了,它只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③这是叔本华在其《自然中的意志》(The Will in Nature)一书中阐明了康德(ImmanudKam)的伟大信条:“我们在‘创造’了一个现实之后却‘忘记’了它是我们所创造的,反倒视之为完全独立于我们自己的一件事。目的论(指对自然界中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均是为了达成目的研究)仅以智性进入大自然,因而创造‘惊异的奇迹’。容我用一比喻来解释这种惊异现象的创造。它像在求知过程中,发现了9的乘法和数字9加起来达到相同结果时,这个学习者就已准备好了接受十进制系统的奇妙发现了!”】

重新框定是在“一个后设真实”的层面上操作,我们力图指出的是,即使一个情境的客观条件远超出人们的控制,改变仍是可能发生的。逻辑类型理论再度使得我们能将这个想法更严谨地概念化:如前面所提,种类是具有特定的共通特质的成员或所有项的集合体,但一种既定种类中的成员甚少只属于一种种类。一名成员可以是不同种类的一个构成分子。因为种类并不是一个可触摸的确实客体,而是概念,是人们心灵所建构出来的。我们指定一个客体为某一特定种类,是学习来的或者说它是选择的后果,它不是不可改变的真理。真理——如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所说,并不是我们所发现的,而是我们所构造的。一个红色小木块可以被当成是属于所有红色物体之种类的一分子,同时也是块状物体或木制物体的一分子①。更进一步来说,在爱比克泰德的想法中,是我们对事物的“意见”,例如,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及价值,决定了一件事物的种类属性。当我们一旦赋予某一事物特定的价值或意义后,便很难用另一种属性(意义或价值)去看待它。例如,大多数的人厌恶吃马肉,但是有些人却喜欢吃马肉。对于两种人而言,马肉具有完全不同的感觉、意义及价值。只有在条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之后,如战时或饥荒时,对那些在平时想到吃马肉都会发抖的人来说,马肉才会变成可以吃的食物。

【①安普里迈克和戴维普里迈克(Ann James Premack and David Premack)曾提出非常有趣的实验证据,说明动物也区分为“成员”和“种类”,而且还能区辩两者的差别。他们所养的猩猩萨拉,精彩地表现这一能力:……萨拉被教过将相片分成不同类的组合,老人和年轻人,男人和女人。更进一步,萨拉能依不同可能性的指令来对同一事物作出不同方式的分辨。‘西瓜’被视为是‘水果’类,是‘食物’也是‘大的东西’。基于猩猩所证明的这些概念化的能力,我们建立了这个假设,猩猩不只是可被教会一种种类中特定成员的名字,也可以学会多个‘种类’本身的名字。”后续的实验亦证明了此一假设的正确性。】

耐心阅读的读者们,现在你们可以了解重新框定是一种达到“第二序改变”的技术,用最抽象的说法:重新框定强调将一个客体(事物)②的种类成员改变成另一相等有效的种类成员;或者说,将这一新的种类成员引进我们的概念中,并使我们能用这一种新的观点去理解事物。在这里,我们再次地拒绝去问“为什么会这样”的传统企图,而来看看重新框定涉及了哪些人类的经验:

【②在这里,我们应采取“客体”这—概念最为抽象的内涵,包括了事件、情境、人们之间的关系及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行为的模式,等等。】

1.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是建立在我们将所知道客体(事物)分成不同的种类之上的。这些种类是人们在心理上建构出来的,所以人们建构出来了一整套现实的秩序,而这些秩序并非客体本身所具有的。种类的形成不只是基于客体(事物)的物理属性,而且决定于这些事物对我们的意义及价值的程度。

2.一旦某一客体被人们概念化成为一既定种类的一个成员,人们便很难把它视为同时属于另一种类的成员。这一客体的种类成员就被称为“实体”;因此,任何人若将这一客体视为或当成另一种类的分子,这个人不是疯子就是坏人。更进一步地,由这一简化的假设往前推进到另一简化的假设——执着固定在这一对“实体”的假设,不只是健康正确的,同时是“诚实”、“真诚”的——那么那些不这样来界定实体的人则是不诚实、不真诚的。“我不能玩游戏”是当这些玩着“不玩游戏”的游戏者,被另一种可以取代自己原有观点之种类成员威胁或对抗时,最常使用的辩解理由。

3.是什么使得重新框定成为达成改变的有效工具呢?一旦我们觉知到另一种类成分后,便无法轻易回到原来的格局或是先前对“实体”的设定之中。就如同有人对你解释过“9点问题”的解决方法后,你就不可能再陷回到先前的无助状态之中,尤其是我们先前的对于找到解决方法的可能性的渺茫无助感。

第一位注意到这一现象的仍然是维特根斯坦,他在《关于数学基础的评论》(Remarks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一书中写道:

让我们先假设,……游戏是开始玩游戏的那个人因为会某种简单的伎俩,所以他老是赢;但这是因为他的伎俩未被识破,所以才是一场游戏。现在,当某个人引领我们注意到他的伎俩后,这一游戏就不再是一场游戏了。

是怎样的转向这种局势才对我自己是清晰可行的?——我要说的是:“它不再是一场游戏了!”而不是说:“我们现在看见了它不是一场游戏了。”

这意味着,另一个人并不是让我们注意到某件事情,而是他教会我们另一种游戏——但这个新游戏是如何使得旧的游戏被废弃不玩了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看到某些不同的事情,而不能再假装天真无知地继续玩老把戏了。

在另一方面,这场游戏的主要元素是我们的行动,现在我仍可以像以前一样生产这些行动,但另一方面我必须是“盲目的”;“只想赢”是游戏之所以成为游戏的要素,那么现在我已经不再可能“盲目”地只想赢了。

在数学“博弈论”( Theory of Games)中看到和我们的论点极为相似的结论是不足惊讶的,因为规则的觉察( rule awareness)在博弈的结果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由相似的前提开始,奈杰尔·霍华德( Nigel How—ard)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存在主义者定理”(existenLialist axiom)的一种博弈论模式。他指出:“如果一个人开始‘知道’有关自己行为的理论后,他便不会被它束缚住,而能够自由地选择不再服从它。”,而且“……一个意识清晰的作决定者总是可以选择预测自己行为的任一理论,我们可以说他总是能够‘转化’自己行为中的理论。这的确是切实的,我们认为社会一经济理论失败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当某些统治阶级的成员,开始觉察到这一理论对自己利益的影响后,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便选择不再遵循过去他所相信的对自己行为规约的理论。”

阿什比也在《控制论导论》(Introduion tobernef)一书中提及了同一主题。他写道:“如果读者觉得这些研究有些抽象而且缺乏应用性,他应该反思一个事实:那就是博弈论的理论与控制论的理论都是如何知道你自己行动方式的理论基础。很少有其他的主题会比这个主题的应用性更丰富!”

困惑是达成第二序改变的重要步骤。

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重新框定的理论背景,现在来看一些实例。

一个台风的日子里,当我正顶着飓风提神振奋自己时,一个男人由大楼的转角急促地跑过来,重重地撞到了我。在他还没来得及站稳开口说话前,我看了一下手表,很有礼貌的,就好像他在问我时间似的,说:“现在是2点10分。”虽然,事实上差不多是4点左右,说完后我就走开了。我走了半条街回过头,看到他仍望着我;毫无疑问地,他仍然被我的言行所困惑!

这是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描述的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件事使得他发展出称之为“困惑技术”(Confusion Technique)的催眠引导的特殊方法。在这个例子中,发生了什么?两人相撞的意外事件创造了一个情境,通常双方道歉是最自然的反应。但埃里克森立即以非预期的反应,亦即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重新界定了这一情境;如果另外这个人真的在询问的话,埃里克森的反应是十分适宜的,但即使如此,和埃里克森的礼貌态度并不一致的,是给予了一个并不正确的时间的回答,却又使得这个假设情境变得令人困惑。埃里克森的行动结果是造成困惑,因为对方并没有获得更进一步的信息,使他能够重新组织前面那些令他迷惑的信息,以转变成一个足以了解整个过程的新的参照架构。正如埃里克森所指出的,由于当事人想要寻找新的参照架构以走出困惑的需要,这会使得他急切地要抓住任何一些给予他的具体信息。这个困惑为重新框定铺设了发生作用的舞台,也成为达成有效第二序改变过程中重要的一个步骤。

更一般性的说法是,我们可以说重新框定在所有成功的催眠工作中都发生着;事实上,一个好的催眠师的标志就是他能够成功地使被催眠者进入一种恍惚状态。例如,在催眠师的引导下,当事人的手可以飘浮在空中,手放松地浮举起来即表示当事人进入了一种恍惚状态。但如果他的手并未举起而仍沉重地垂在椅把上,这一现象也可以理解成当事人已经更深地放松了,所以他已准备好可以进入到更深的层次。如果浮举空中的手再度放下来,这一动作可以理解成当事人的放松正在增加之中,他的手再度垂在椅把上时,便已再一次地进入更深一层的恍惚境界。不论是什么原因,如果当事人在过程中打断了催眠师的引导而笑出声来,催眠师可以恭维他说,即便在恍惚中,他仍未失去幽默感。又假如这个人声称自己并没有进入恍惚的状态,催眠师可以解释他的行为是“在催眠中,不会发生一个人意志所不愿意发生的事”。催眠师对当事人各种行为所作的解说都是为准备、引导或加强催眠放松所服务的。

如前面所讨论的,重新框定的经验并不需要通过催眠才会发生。埃里克森曾一度面临过看来希望渺茫的僵局,在这个僵局中,两位当事人均要求双方在关系中让步。在这对夫妇的例子中,有一天,在参加完宴会回家的路途中,夫妻俩无可避免地又争吵起来,彼此都宣称对方喝醉了,只有自己有权利开车。夫妻两人都不愿自己被另一人“打败”。埃里克森建议两人中的一人先将车开到离家一条街的地方,再换另一人开回家。在这一看来幼稚但保住他们面子方法的帮助下,僵局被重新框定后,问题才解决了。

在第6章中,我们提过“自然些”这一冷淡及自我挫败的悖论,这一悖论通常是由该情境当事人双方所共同建构的。只要这个问题被视为是一种心理的或情绪的症状,这一概念架构本身就使得解决办法无法产生。这个症状遂演变成一件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或是应该靠意志力去克服的事件。针对这一悖论,成功的重新框定必须要能使这一问题由原先的参照架构离开而进入另一架构,而后者不能包含“不可改变”的启示在内。当然,不是任何其他的参考架构都能产生这种效果,而是某一个适合当事人思考及对现实归类的方式的参考架构才能发生作用。例如,我们质疑传统的视冷淡为女性对男性敌意的这种定义是否能取得任何治疗效果。因为这种说法只是将某种脾气(如情绪障碍)框定(解释)成恶意(敌意),令当事人产生罪恶感,更增加两人关系中的对立。如果在两人的关系中的确存在敌意,而这个敌意正是女方过度保护男性所产生的后果时,下面的说法可以被用来重新框定敌意:她可能害怕一旦自己原本抑制的性能力表露出来后,他会无法应对?她怎么能确知他不会被吓到?如果他因而阳痿的话怎么办?……有着这么多的不确定,她便用“让他相信是她而非是他的问题”来保护他的自我。

当治疗者当着夫妻两人作了这一重新框定的解说后,我们可以推测这位丈夫并不是需要这种保护的男人;而对妻子来说,保护他却伤及自己也非她所愿之事。这样一来,治疗者利用妻子的敌意激励妻子证明给丈夫(以及治疗者)看,她并不想这样的保护他,这位妻子“病人”的角色也就因此而不存在了!同时,她也挑战了这位丈夫,他极可能宣称自己不需要她的保护,而她更能释放自己的压抑才是他所乐见的。

和上例有些类似的重新框定的形式,可以用在常见的夫妻实例中——喋喋不休的妻子和她的被动攻击而又退缩的丈夫。我们可以重新框定这位妻子的行为:一方面,先生惩罚性的沉默是很可以让人谅解的;但在另一方面,却有其不利之处,即让他在外人的眼中是一位好好先生——安静、忍受、包容,以及虽然有这样一位啰唆的老婆,却仍能把自己及工作处理得很好,等等。当妻子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定义自己行为的无意义性时,就可能促使她停止以前一味吃亏地“帮衬他”、使他在别人眼中比自己还好的行为。一旦她减少喋喋不休的行为,他就比较不会退缩两人就不会再有输赢之分了。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的是,成功的重新框定需要将当事人的观点、期望、理由及假设都纳入考虑。简而言之,需要一个能让问题改观的概念架构。埃里克森提出他解决人类问题的最基本的规则就是:“就地取材,利用病人所告诉你的!”埃里克森的这一规则和大多数学院中传授的心理治疗截然不同。大部分学院派心理治疗所做的不外乎是两种方式——或者是机械性地将同一种治疗程序应用到差异很大的患者身上;或者是认为当务之急是教给患者一套新的语言,使他开始用这种新的语言思考,然后借着这一语言的沟通企图达成改变。相反地,重新框定预设的是治疗者学习患者的语言,这比要求患者学习新的治疗语言要快速且经济得多。在这种取向中,对改变的抗拒可以最有效地被利用。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某一点上很像柔道借力使力的哲学和技巧。在柔道中,我们并不去对抗对方的推打及攻击,而是接受并顺势用力。再次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重新框定并不是让我们注意到什么——不是生产什么洞察——而是教我们玩一个不同的游戏,以使得老把戏不再管用。也就是说,“另外一个人现在看事情已经不一样了,也不再能故作无邪地继续玩下去了”。

举例来说,悲观主义者习惯性地涉入一个人际关系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他先引诱出别人的乐观观点,当他成功地做到这点时,他就以变得更悲观地来挑战他人的乐观主义,然后乐观主义者可能再重复与先前的尝试或是选择放弃。当他人“放弃”时,悲观主义者“赢”了(虽然事实上他把自己输掉了)。但一旦对方转而变成比悲观主义者更为悲观时,上面的这个模式就彻底地改变了,因为作为一个特定群中的一分子,悲观主义者不再和相对立分子(即乐观主义者)相结合。在过去,这两个对立项的结合维持了“群”的不变性。现在,第二序的改变在一个全然不同于“组合规则”的引导下产生了。借用悲观主义者自己的语言(即他的悲观论),这一改变得以达成。

当然,所有这种改变的过程并非只在心理治疗中发生,富有想象力的问题解决者与有技巧的谈判经常使用这些技巧。早在1597年,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即在他的《谈判》(Of Negotiation)一文中写道:“如果你要和某人谈判,必须知道他的本性或喜好,然后借以引导他;或者你要知道他欲达到的目的为何,才好劝服他;或是他的缺点及弱点,才能吓阻他;或是他的利益所在,才能收买他。对付老练奸诈的人,我们一定要看他的目的何在,来解释他的话语,而且自己在他面前要少说为妙,至少要让他花费力气来猜测。”

近代历史中,最负盛名之一的谈判家毫无疑问是塔列朗(de Tallyr-and Perigord)。他于1814-1815年(普鲁士王朝的年代)在维也纳使法国脱离困境的故事,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幸亏塔列朗所下的工夫,法国的领土保持了完整,法国在欧陆的角色及权力得以维持,而且并未付出任何赔款。在维也纳的国会中,塔列朗从一开始便抱定了这个目标,他将这一目标转变成适合不同对谈者思考方式的主题。克兰·布林顿( CraneBrnLon)用下面的例子描述了塔列朗改变对方心意的那种近乎完美的再框定技巧:

联军在滑铁卢之役后占领了巴黎,普鲁士的布鲁乔将军( Biucher)想要炸毁这座桥,因为它是代表骁勇的普鲁士军队失败过的战场。法国的塔列朗采取阻止布鲁乔炸桥的第一步,则使用了将桥重新命名的权宜之策。诚如他自己所说:“玩一下文字游戏,这个命名可以满足普鲁士的虚荣心。”这一事件看来微不足道,但它可以代表塔列朗一生中所做的许多具影响力的事。面对那些在心灵中满怀希望灵魂的人(这些人真心认为人们是不会争执不休的),塔列朗坚持地说了谎……在塔列朗之前,一位支持者可能已拜访过布鲁乔,祈请布鲁乔原谅他的敌人,并指出炸桥的做法是和圣经马太福音的训诲所不一致的,而新桥一点也不会伤害到普鲁士,甚至还会得到教会和大众的支持。只不过,这位支持者有可能在布鲁乔炸桥后再重建它吗?……

约一百年后(1943年),当德国决定对丹麦的犹太人采取“最后的解决办法”时(在1943年之前,丹麦还算是相当安全),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 Christian X)发现他也处于一种相似的情境中。在纳粹特使与丹麦国王的谈话中,特使想要知道国王准备怎么解决丹麦的犹太人问题。国王以一种冷静直率的语气告诉特使:“我们没有犹太人的问题;我们不觉得自己是低等的。”毫无疑问地,这是重新框定的一个好例子——这种外变手腕有多么成功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纳粹德国并未因此放弃他们的企图,稍后德国发布一项命令,规定所有的犹太人必须戴上黄星的臂章。丹麦国王又一次成功地重新框定了这项命令。他公告国民说,任何一位丹麦人和另一位丹麦人之间并没有差别,德国的命令适用于所有丹麦人。接着,他自己率先戴起黄星臂章,于是全国的丹麦人民都戴上了臂章,德国因而被迫取消了他们的命令。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也应用了近似困惑技巧的另一种不同形式的重新框定技巧。1962年10月26日星期五,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的一位高级成员福明先生( Alcksandr Fomin),以一种试探性的、半官方的方式和美国广播公司( ABC)的记者约翰·斯卡利先生(John Scali)见面。他急切地想知道美国是否同意双方撤除武力的危机解决方法,即苏联保证不在古巴设置导弹,而美国要公开保证不会入侵古巴。这一提议的接受性相当高,几小时后,经由同一接触渠道,苏联大使便接到了通知。星期六早上,来自莫斯科的官方消息明确地指出苏联已改变了他的立场,苏联要求在苏联撤出古巴导弹的同时,美国要撤离在土耳其的导弹。诚如罗伯特·希尔斯曼( Robert Hilsman)在《移动一个国家》(To Move Nation)一书中的描述,华盛顿(指美国政府)所凭借的手段是我们称之为困惑技巧的一个应用:

罗伯特·肯尼迪想出了一招聪明的外交策略。肯尼迪提议美国只对星期五来自斯卡利的信息反应,而对星期六将古巴导弹和土耳其导弹相关联的信息完全忽略,假装它不存在似的。这个信息事实上已经在公开的宣告中被拒绝了,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公开地回答苏联周五的信息——这会给对方增加一定的政治压力,并使撤军加速。

后来事情的发展是:苏联政府接受了美国公开发布的回答,根本未曾试图去解开这个被精心创造出来的困惑①。

【①赫鲁晓夫对古巴的情况有相当详细的回忆.但其中并未提及由土耳其撤回美国导弹的要求。赫鲁晓夫在论及上述的危机阶段时,并未提及任何有关福明和斯卡利的接触(因为他们的接触是非官方性质的,所以未被提及也是不足为奇的);在赫鲁晓夫的描述里,肯尼迪几乎是含着泪水恳求杜伯瑞尼(Analoly Dobrynin.苏联驻美大使)以寻求一个快速的解决之道,因为总统非常害怕军队的占领.赫鲁晓夫最后总结为: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必须迅速对自己的位置做一个重新的定位:“同志们,”我说:“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有尊严的方式来渡过这一冲突,当然同时要确保我们不能对古巴有所妥协。”我们传给美国一个信息,表示我们在下面的条件下才长同意移开导弹:总统(指肯尼迪)要保证美国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强行入侵古巴。最后肯尼迪屈服了并同意发表一项声明,给予我们这一保证。

对赫鲁晓夫来说,他的这种描述本身也是一个精彩的重新框定的实例,因为它使得古巴危机看来像是美国所引起的,后来才被他以超凡的政治才能化解掉了。】

最后,让我们由国际回到人际冲突上,再来看一个运用困惑技巧的例子。这是一名法国警官运用幽默的方式来解除他人的戒备和敌意、脱离困境的例子。有一天,他为了一件不算严重的交通事故开罚单给一名驾车者,围观的群众都对他流露出敌意。在这个时刻,他开完了罚单便大声地对群众说:“大家刚刚都成为了奥克兰警局取缔交通事故的证人。”当旁观者正忙着思索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已经穿过人群,安全地回到警车上,开车走了。读者可能也注意到,在这个案例中,重新框定的效果是经由一令人困惑的沟通,而将当下情境的意义由原先群众所赋予敌意的框架中转移开了。这一做法正类似埃里克森的“现在恰好是两点10分”的陈述,以及法国警官清除市政广场上聚集群众的方法。法国警官没有用开枪或其他镇暴的手段就成功地驱散了群众,他所用的方法只是针对同一情境提供给群众一个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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