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记得小时候，某天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死了，那一切我现在感知到的，岂不是都没了？我去哪里了呢？

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我多久，因为我想不出答案。没有答案，索性也就放弃了。

直到这几年，经历了一些突然的离别，那个曾经让我困惑的问题又再次浮现，尤其是我的生命里，出现越来越多无法割舍的情感，哪怕是读到别人的故事，我都会代入感强烈：如果换做我，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凡人终有一死，只不过早晚。

如果像一颗老树般逐渐枯萎，应该是不错的选择。直到我读了阿图.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别》，才发现事实根本不是如此。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人们在85岁以后，大约40%的人，也一颗牙齿没有了。

没有牙齿什么概念？所有年轻时钟爱的食物，小龙虾、烤羊腿、菲力牛排......你都咬不动了。美食，被稀溜溜的东西取代。

牙齿掉了，骨头软了，血管、关节、肺、心脏瓣膜却变硬了。钙从骨头里流出来，像掺了水的沙子，把血管凝固起来。葛文德说，手术进入老年人身体，手指能明显感觉到血管已经变硬，并且缺乏弹性。

大脑也开始萎缩，先从海马体和额叶开始，结果，记忆变差，判断力受损，40%的人都会老年痴呆，不难理解为何明君变得昏聩。更惨的是，70岁左右，大脑灰质丢失，让我们颅内出现了2.5厘米的空隙，大脑在脑壳里晃荡，如果不小心摔倒，就会颅内出血。

年老让脊柱前凸，你明明望向前方，别人看你却像在瞅着天花板。还有肌肉萎缩，家人对你安全的忧虑，老人活动范围逐渐缩小，又变回一个需要照料的孩子，只不过这个孩子皱皱巴巴，一点也激不起照料人的宠爱。

02

人类有10万年存在史，平均寿命不到30岁，直到最近几百年，才一跃到80几岁。

难怪蒙田说，死于老年是异常奇异的死法，远不如其他死法自然。这种不自然，来自医疗技术的进步，但这区区几百年，还不足以让人类真正了解衰老的机制，我们，缺乏面对变老的经验。

衰老就像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前一秒还风驰电掣，后一秒高速路突然断掉了，你急速坠入悬崖，一下就失能了。

葛文德举例说明，一个简单系统不容易出现问题，比如铁皮青蛙，非要等到弹簧断了，或者齿轮坏了，青蛙才会罢工。但人体是个复杂系统，自然给我们备份了很多冗余，双肾、双肺、智齿、细胞分裂、DNA修复......，人体就像核电站，尽管有几千个潜在危险零件，但一个坏了，系统还会运行下去。

直到出现不协调，系统彻底崩溃。

《最好的告别》中的老人告诉我，生活中最好的事情，竟然是能自己去卫生间。

所以，如果对衰老完全没有概念，等待我们的，将会是无尽的厌倦感、孤独感、无助感。

想象一下，明明昨天还可以做的简单事情，比如在熟悉的家中煎个薄饼，出门遛狗，晚上累了小酌一杯，看个电影，撒泡尿睡觉。第二天却需要被人搀扶着小便，住进陌生的养老院，吃饭像上课一样准时，宠物一律没收，会是什么感觉？

这种失去掌控感，无法按照熟悉的方式生活的状况，比死亡更让人难以忍受。

03

老人总说突然离世是一种幸福。从至亲的角度思考，这其实是免除了他们面对生死，需要做决定的责任。

因为就连医生也无法保证，在危机关头，他们的决定是否正确。面对死亡和衰老，医生真的做对了吗？

葛文德把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家长型”，过来宝贝，让我把你的鼻涕擦了。在这种关系里，医生是绝对的权威，他们有知识和经验，存在的目的，就是让病人接受最好的治疗。

第二种是“资讯型”，医生只负责提供事实和数据，最终的决定，还是要病人做出。

第三种是“解释型”，在这种关系里，医生会帮助病人确定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比如询问：“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你有些什么担心？”

而最后这种关系，其实才是病人最需要的。面对死亡，恐惧会攻克大脑理性，做出不明智的选择。“解释型”医生，会通过启发病人察觉自己都未了解的需求，再提供专业，帮助他们实现优先目标。

比如，在生命的最后尽头，是选择回家吃冰激凌，喝红酒，在夕阳下和家人聊天，分享回忆，还是躺在明亮却陌生的ICU，身上插满冰冷的管子，切开气管用人工肺呼吸，陷入谵妄而无法反抗？

临床医生最怕自己做得太少，但很少有医生知道，做得太多，对生命也是一种毁灭。

葛文德的父亲患肿瘤后，葛文德问医生，不治疗和治疗有啥区别？医生答，不治疗，发展到病情最后阶段，最短三个月，最长三年。

那治疗呢？医生局促不安的回答，最长三年多点。

医生眼中的治愈，和病人的期望完全不是一回事。所谓“治愈率”，再存活5年就算。但病人想的，却是从死神手中再偷走10年、20年的光阴。

为了达成医生的“治愈”，选择忍受一轮轮治疗，面对系统性感染、各种并发症、失去排便节制能力......这，真的值吗？

04

面对衰老与死亡，我们真正应该害怕什么？我们希望得到什么？这个问题已经很难回答，因为这需要承认“人终有一死”的勇气。

而比这更难的，是第二种勇气，依照事实采取行动的勇气。

斯多葛哲学提到的“区分你能控制的和不能控制的”，不能控制，不必过分恐惧和难过，就简单接受；能控制的，是内心，是对事情的反应，我们永远都有选择权。

而这个哲学中，最难的是区分什么是能控制的，什么是不能控制的。

比如，到什么阶段，我们就该放弃治疗？不再与命运抵抗，把时间留给我们更珍视的事情，这是软弱还是坚强？用什么代价换取时间我可以忍受？为了延续有限的生命，把身体交给医疗技术掌控，这究竟值不值？

《最好的告别》里讲到一位患者，当他看到妻子在监护室中，浑身插满管子离世，曾向儿子表达，以后自己绝对不要这样。但当他面临同样的困境，医生委婉告诉他结局后，他还是一下坐起来，“别放弃我，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尝试”。

再理性的人，面对死亡，恐怕也是绝望和孤独的吧，谁能放弃祈求奇迹降临到自己身上？

葛文德的父亲，也是一位医生，他对什么更重要有清晰的判断，对他来说，瘫痪在床，什么都让别人照料，比死了还难受。因此，面对绝症，他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选择，走得心境安宁。

他的亲人，也同样心境安宁。

生命从来就是渺小而短暂的。面对一切不确定，无论是衰老还是死亡，最珍贵的，是自主权和掌控感。

接受不能改变的，控制内心对它的反应，想清楚哪些是我们，以及家人真正想要的、喜欢的、需要的，即使面对最后一役，我们也还是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