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贝围是个小村庄，耕地在我童年时并不自足，务农是村民的正活，锄运红泥是村民的附业。
岗贝围附近有座山，名黄丧岭，这个名称在我小时候一直被附近的东莞人口口相传地称呼着，山如其名，它就是一乱葬岗，丧葬之岭。
现在无论是从地图上、门牌上，还是附近老居民的口头上，都没有黄丧岭这个地名了，改而称之为禾仓岭了。禾仓岭此名，谷稻盈仓，希望之岭也，无论从字表或字义里看，禾仓岭之名高雅大器，生气勃勃。
黄丧岭既然时过境迁了，在这里，我就用禾仓岭吧。
禾仓岭虽然是座荒山，但却是岗贝围村民的衣食碗。
禾仓岭野植繁茂，最多的有针杉、针松、毛竹、相思树、也有桉树。禾仓岭对于周遭农民的贡献就是这些树的枯枝落叶成了农家的柴火，野生树木和灌木丛的覆盖下，是赤红色的土壤，山坳间树荫下掩隐下的新坟旧冢无不透着幽深和神秘。乱葬岗上虽然有新坟，但那些深埋的坟茔是有些历史和年份的了，只是当时大家的思维里并没有“文物”或“古墓”的意识而已。
岗贝围村民是这片野岭的开荒者和开启者。禾仓岭上赤红色的泥土是制作水泥的主要原料，岗贝围与博厦水泥厂达成了供销关系，全体村民都成为博厦水泥厂的苦力。
采挖红泥是件艰苦的工作，村民们在禾仓岭西面山脚开挖，当年，山脚有一所极简陋的校舍，由于年代久远，学校的名字我没记住，如今也有学校，学校依着当年开采红泥形成的陡坡建筑而成，已经大规模扩建了，名“岭南学校”。
岗贝围家家户户都有两台以上的人力木板车，男人们都是修车、调车、整车、补胎的好把手，无论是大叔小伙，还是妇女姑娘，甚至是七八岁的孩童，都是彪悍的劳动力。
村民们在傍晚四五点的时候，就上山锄采红泥了，锄松的红泥用铁铲一下一下地装载上木板车，满了，就拉下山，停放在附城供销社（现在的东城人民医院）大马路两旁。每台板车都约摸能装一吨多的红泥，满载的车子就会很沉重了，村民们都很爱惜自己的车子，都会在车尾两侧撑上两根木顶子，与车头的两根车脚子形成四根顶柱，用以支撑红泥的重量，减轻车胎和车轴的负荷，使车子更好用和更耐用。
次日早上，村民们会五六点起床，将一车车红泥拉运到博厦水泥厂去，过磅称重，定期计发工钱。
我们在禾仓岭上经常挖到一些晦物和旧物。晦物是指那些棺木、骨缸，以及骷髅骸骨，村民们虽然心存敬畏，但见得多了，也就慢慢适应了麻木了，生人毕竟不能让死人挡了活路，对吧？而旧物，指的是一些陪葬物品，多是一些瓷器、碗只、香炉等等，偶尔有人挖出一两件图案稀奇古色的瓷具，大多围观议论一下，随手甩了砸了，认为死人的东西晦气，没有谁有“文物”这个意识，想必当年大家漏了不少宝呢，愚昧啊。
我家就有两台木板车，大的那台由父亲拉着，姐姐在后面推，稍小的那台由母亲拉着，我在后面推。那时候，我约摸读二三年级吧，每天凌晨睡眼朦胧跟在板车后面推，也不知道是我推着车走，还是车拖着我走。遇着上坡和下坡路段，父亲把车停好，然后和姐姐过来，四人合力把车一部再一部推上坡，又拉下坡。姐姐偶尔会用指甲狠狠抓捏我，我就会猛然地一惊——我在车后迷糊着了，我会狠狠地瞪姐姐一眼，却不敢还手。
做这个体力活对于我来说，实在是种折磨，特别是刮风下雨或天寒地冻之时，特别煎熬人。但是，没有办法，全村的孩子，哪家不是这样？但凡走路稳当的都是小半个苦力，没有谁家有闲粮养闲人。
禾仓岭既赐予了我们生存的能源，也赋予了我们诸多的灾难。
1.五点二？二点五！
有一回，父亲半夜醒来，朦胧中瞅了一眼老钟，时间指向五点二了，父亲急吼吼地把我们叫醒，睡过头了，太晚了！
于是我们赶快出工，起顶，拉车，往博厦水泥厂而去。
一路上寂无一人，也不见其他的村民，急赶慢赶，终于到达水泥厂了，我们竟然是第一家到达的，霸了头磅。
霸了头磅本来很正常，因为母亲认为我们家劳力弱，能干活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儿，不能与人家那些有儿子、壮汉的家庭比，所以我们要比别人起得更早，更勤奋。事实上，我们永远是第一或第二家到达的。
今天霸头磅就不正常了，我们起床晚了。
水泥厂那个高高的机械架依然发出轰鸣的声音，但纵观厂内，空无一人，我哈欠连天，困得要命啊！再看看水泥厂的大钟，才四点多。哎！想必是父亲把时针与分针看反了，我们起床的时间应该是二点五。
母亲开始抱怨父亲，末了，我们趴在满是尘渣的磅台上补觉，瞌睡至天明。
2.暴风雨里的营生
还记得那年的春末夏始，遇上台风大雨，但红泥在昨晚已经备好了，停在供销社外面了，总得要将泥运去水泥厂吧？没办法，我们将衣袖撸上臂弯，裤腿卷得比膝盖还高，穿着雨披光着脚出工了。
红泥因为吃了雨水，重量自然增加了，车子走起来分外沉重。虽是夏始之日，但凌晨的寒意仍是料峭，加上雨水扑脸，积水浸脚，我冷得直打颤。
终于极是艰难地到达水泥厂了，风力加大，雨似倾盆。
看看钟，也该是上学的时间了。我和姐姐没敢在水泥厂歇息了，解开用毡布包裹着挂于车把上的书包，挎上肩，套上雨披，各自又撑了一把黑布伞，再次踏入黑暗之中。
天色如墨，风越刮越狠，雨越下越猛，博厦村的村道积水成溪，幸好我们还是熟悉路况的，我和姐姐趟水摸索而行，风吹得雨伞歪歪斜斜的，我走得特别吃力。
出了博厦村，来到博厦桥，昏沉的路灯下，只有我和姐姐。风突然变得更猛，竟然将我连人带伞吹离了地面，我飘飘拽拽，却又舍不得放弃手中的雨伞，我急得大声呼喊，弓腰走在前头的姐姐扭头一看，马上收起她的伞，手急眼快地拽住我的伞柄，合力将伞拿稳，我弓着腰站稳，再半收半启地撑伞而行。
我发现前面斜坡上停着一部大东风汽车，车下蹲着一人，我对姐姐说，咱们要不也钻到车底去避避风雨？姐姐说，前面都是水泥路了，沿路有商店、民房、宿舍，我们钻到骑楼下贴着墙跟，就好走了。
于是，我和姐姐互相拉扯着、帮衬着走上水泥路，顺着运河岸边疏落的房舍商店，走过一家又一家的屋檐，到达运河商场。
这时，天已微明，路上已经有稀疏的行人了。我和姐姐分道而行，她上她的初中，我上我的小学。虽然记恨姐姐经常抓捏我，但我又觉得她其实并不那么讨厌了。
3.妈妈站起来了
灾难总是毫不吝惜地考验着我们。
还记得那年夏天，陆续下了多天的雨，雨水集汇成溪，水塘盈溢，而雨好像没有要歇的样子。禾仓岭上山道泥泞，空车子尚能上山，而载了红泥的车子必定会陷在烂泥里，采挖红泥的工作因而歇了下来。
那些歇工的日子，非常难熬，父母闲在屋里对着檐前哗哗的雨水发愁不已。
终于，乌云散却，天欲明未明，也是要放晴的样子了。傍晚时分，斜阳几缕，明晃晃地照进院子里了，父母大喜，拉车上了禾仓岭了，来到自家开挖的山口，开始采泥。
这原本是很平常的一天，我们家却发生了极不平常的大事。
暮色四合之时，母亲被父亲和村民们用拆下的车挡板抬了回来。母亲满身赤红的泥浆，脸色苍白，神情痛苦，父亲则阴沉着脸。然后，村民们将母亲抬至床上，母亲已然不能动弹了。村民们嘈嘈嚷嚷，喧哗着刚才那片山泥如何迅猛地塌了下来，议论着什么地方有好医生之类的话，然后又一个个散去了。而我却懵懵懂懂地在角落里看着他们，既茫然，又惊惧。
母亲是被倾泻的山泥压倒的。连天的大雨冲刷，使得泥土松动，山泥轰然倒塌，母亲快速拔腿逃跑，但终是躲避不及了，巨大的泥块压住了母亲肩部以下的身体。幸亏禾仓岭上也有其他村民，他们和父亲合力扒挖泥土，把母亲救了出来。
母亲从此躺在了床上，我们家变得愁云惨雾。
舅舅闻讯赶来了。幸亏有舅舅。
舅舅四处寻访，为母亲寻了一位颇有名气的骨病郎中，舅舅还把郎中请到家里来。郎中手艺极是高超，为母亲摸骨正骨，并承诺能治好母亲。
为了更方便郎中诊治，同时也方便照顾母亲，父亲在挨着门角落的位置搭置了木板，将母亲安置在这个临时床铺上。掩上门，就能擦身换药，推开门，阳光就能照到母亲，有利于母亲的康复。
母亲卧床了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而我那时还小，对时间的概念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只记得那时候屋里常年弥漫着药味，有煎来服用的中草药，也有那些一坨坨黑乎乎的膏药。母亲趴卧在床上，父亲将那些膏药抹均在纱布上，然后掩上木板门，撸起母亲的衣裤，我在房间的角落里悄悄地看着，看见母亲白得晃眼的腰际上那大片黄褐色的皮肤，那些被膏药浸染成褐黑色的纱布包裹着母亲的腰。父亲把旧纱布和膏药慢慢掰了下来，又敷上新的膏药。
我们家缺了母亲的劳动力，经历了相当困难的一段光阴，舅舅在这件事上帮了大忙。舅舅找的郎中无疑是个医术高明的好郎中，而且有着良好的医品，我们没有能力支付与之匹配的报酬，但这并不妨碍郎中对母亲施予妙术，在漫长的复诊过程中，郎中并没有丝毫的懈怠。舅舅在物质上也尽力给予了我们家最大的帮助，以使我们能磕磕绊绊地维持下去。
那时候的舅舅在我心目中，是神一样存在的。水稻两造，舅舅会在自家的田地育好秧苗，拔秧，一扎扎束缚好，码在高耳式的筲箕里，再用篇担串起两个筲箕，横架在二八杠大单车的尾架上，穿山越岭，一直送到我家的水田上，还帮忙插秧，既省了我们育苗的支出，又减轻我家劳动力不足的压力。
我是很高兴见到舅舅的，他总会在灰布衫的大口袋里掏呀掏，然后变戏法似的手掌上就有糖了，我们姐弟会分得一两颗，真是莫大的惊喜了。
姐姐在那时候就充当了家中的劳力了，她每天傍晚和父亲上禾仓岭采泥，只能装运一车了，次日一大早，我们三人便拉车去水泥厂。弟弟和小妹当时尚且年幼，就待在家里，我当年岁数也不大，许多细节已然模糊了。
姐姐有时也要跟随父亲到码头搬运水泥，这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来说，确实是件苦差，她肩头上的皮肤通常是红肿损烂的，没办法，我们家缺劳动力。而我就包揽了家务，上田、耕种、种菜、割菜，饲养牲畜。
我家有个猪舍，不定期地养有两或三只猪，待到出栏日，便是大好的日子了。屠宰场会来人收购肉猪，他们带着长长的猪笼，来到猪舍前，品议着猪的体相、优劣、价钱，然后大伙合力将猪撵进猪笼内，用长长的大毛竹串起猪笼，抬走，父母的脸上便充盈着喜色。
而我最希望鸡鸭早日“出栏”，我才有开荤的可能。我极是用心地饲养鸡鸭，提防着鸡鸭走丢或被偷，盼着它们快点长膘，无奈鸡鸭毕竟不是猪，它们只能缓慢地长大，然后下蛋。蛋是家中的奢侈品，能够理所当然享用的是弟弟，其次是母亲。而偶尔凭肉票换得的那一丁点儿猪肉，也大多是弟弟的尊荣，我最奢侈的享用是发得很稀的葱花蒸水蛋。
过节了，饲养的鸡鸭会分送给至亲们一两只，给那位恩人郎中送两只，我家里也开荤了。母亲躺在床上，指挥着我在院子里捉鸡，然后父亲进行宰杀，这是我最期待的日子了，母亲的脸上也会有些许笑容。屋子里便弥漫着浓郁的肉香味，香味覆盖了药味，屋子里欢声笑语。只要吃上肉，我对弟弟的妒忌便荡然无存了。
青黄不接的日子好像过得特别漫长，我们家弥漫的草药味逐渐消弥。
母亲终于可以坐起来了，又慢慢地可以下床了，可以扶着木板门站在晨光里对我指手划脚了，可以拄着扁担斜依在门框上吼我，嫌弃我干活死手死脚了。再而，母亲可以扶着床，攀着门，在床边来回活动了。又后来可以杵着扁担走几步，挪到院子了。然后，母亲的嗓门更大更凶了。我起床晚了，她吼一声；回家晚了，吼一声；误了时辰煮猪食了，吼一声；鸡鸭丢失了，不得了了，咆吼！她用扁担跺着地砖，锵锵有力……我飞快地跑去屋前屋后寻，结局通常是，在不远处的泥道上找到一堆湿鸡毛（鸭毛能换火柴，没有人会丢弃的），哪有鸡鸭的影子！
我知道母亲要抽我了，我躲得远远的，母亲拄着扁担，慢慢挪到院外，昂着头用高昂的语调，捕风捉影又含沙射影地咒骂贼人。四邻关门闭户，没有任何人回应母亲的挑衅。
母亲终于一天天好起来了，嗓门越发高吭，我从来不敢在母亲的威严下有半点怠慢，她手中的扁担是从不留情的，幸好，父亲脸上笼罩的阴沉随着母亲的康复，慢慢消褪。
母亲站起来了，我们继续着禾仓岭的“移山”生计，忙碌的生活模式慢慢步上正轨，周而复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