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疫情趋紧，湖北黄冈市卫健委主任被免职，赶巧，苏东坡被贬之地黄州，正是现在的黄冈市黄州区。
1082年，苏东坡“乌台诗案”被贬，除了小人作祟外，与其自身年轻气盛也有关系，他太年轻，不够成熟，处世哲学非黑即白。喜欢诗里针砭时弊。而真正的成熟，不是圆滑，而是接纳。除了能接纳白，还能接纳黑，兼收并蓄。真正成熟的人，在面对黑暗时，不是迎头而上直接去对抗，而是要学会先接纳黑暗并与之和平共处，然后再逐步去揭示光明。
被贬的那段时光，是苏东坡最黑暗的日子，但也是他领悟生命，思想升华最快的日子。人都是在压力下获得成长，压力越大，成长越快。这是人生的“反脆弱性”，无人能够跳脱这一规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坏事有时不一定是坏事，试着，往好了看。
黄州之于苏东坡，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他之所以得名苏东坡就是在黄州，食物匮乏逼迫苏轼在城东一块坡地开垦种田，自号为“东坡居士”，故得名。与其他农人不同，苏东坡虽然身体偏安一隅，但精神世界丝毫未落入尘窠，农田虽然控制了视野，但他心中仍是鲜花怒马，还有诗和远方。苏东坡似乎是出世了，如陶渊明般。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如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而隐居于鄱阳湖畔，并非为避世而遁入山林，而是抱着审美的态度去重塑自己的人生。这种归隐是积极的，并非消极的。“出世”与“入世”对每个人的涵义是不一样的，区别不在于他所处的环境，而在于其心中的境界。
陶渊明身处四世纪的东晋，七个世纪后，苏东坡在黄州读懂了他，如两片隔了无数个季节的树叶，隔着几百年的风雨，却脉络相通，纹路相合。他反复抄写《归去来兮辞》，那是他在书写自己的前世。他在词里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身”。王国维独崇四人：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他将陶渊明与苏东坡摆在了同一高度。
在黄州，苏东坡不但反复抄写《归去来兮辞》，还用宋词隐括《归去来兮辞》，写了《哨遍》，在无边的旷野中，吟讴哼唱，在那一刻，世事沧桑，草木万千，都收纳进他的生命里。苏东坡所处时代的政治是荒缪的，书生意气做不了大事，只会语多必失，伤及自身。不幸中，他很庆幸，因为，黄州是一个休止符，让他停下来思考人生，升华认知。因为，不经历这些痛苦和折磨，他不会如此亲近自然，也不会知道无须“摧眉折腰事权贵”竟是如此的自由和快乐。当一个丰盈的生命与一片博大的土地相遇，必然会演绎出最完美的历史传奇。
苏东坡与其恩师欧阳修一样，跻身宋代文坛三大领袖。宋代书法的代表是苏黄米蔡，苏东坡《寒食帖》被认为是宋人美学的最佳范例。至此，我们应当感谢那些陷害苏东坡的小人们，因为没有他们，苏东坡或许如他们般，淹没在朝堂阴影里。正因为他们，文学史上的那个苏东坡才能被后人看见。
苏格拉底说“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挫折成就伟大。在苏东坡身上再一次被验证。后世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悟道之于王阳明，与苏东坡被贬湖北，黄州耕理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刘瑾的存在，如果没有遭受四十廷杖和锦衣卫狱的折磨以及龙场驿站的痛苦，何以能有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瞬间。 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圣贤都要经历过一番非比寻常的苦厄。摩西被放逐渺无人迹的沙漠，才有了《摩西十诫》；耶稣在颠沛流离的传道中悟得大道；穆罕默德在放逐地创建了伊斯兰教；释迦牟尼放弃了王子养尊处优的生活，到深山老林中度过艰苦的岁月，创建佛教。古往今来无数案例说明了同一个真理：逆境才是人类前进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动力。不经风雨，就不能见彩虹，逆境使人成长，让人成熟。
苏东坡每日过城门，守卒都知道他是大学门家，只是不了解他为何沦落至此，苏东坡也不解释，写下一首《日日出东门》，“古来贤达人，此路谁不由”。意思是，他走的这条路，古来圣贤都走过。那时的他，已经不再迷惑，已经从幽怨和激愤中走出来，走进一个更加宽广、温暖、亲切、平坦的人生境界里。
“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一个人的高贵，不是体现为惊世骇俗，而是体现为荣辱不惊，安然自立。
还是那段我最喜欢的《定风波》，我终于知道了这首诗是在何种场景下写就的，原来苏东坡在城外所种坡地为官地，不可持续。他想购置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经朋友推荐，脚穿草鞋，手持竹仗，前往沙湖看田。行至半途，风雨大作，友人奔跑躲避，唯苏东坡定在原处，在他看来，荒野上根本没有躲雨之处，倒不如让大雨浇个痛快。一场把他浇成落汤鸡的大雨，成就了一首富含哲理的千秋名词。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人生如蚁而美如神”。顾城的这句诗为苏东坡的人生做了最美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