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编 问题的形成 ●第5章 乌托邦症候群

《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第2编 问题的形成

● 第5章 乌托邦症候群

经过彻底研究之后,我可以确定地说:乌托邦是我们这个世界之外的事物。——纪尧姆·布德(Guillaume Bude)

我们一味追求不可能的事物,却使那些可能得到的东西变成不可能。——罗伯特·阿德里( Rohert Anirey)

过度简化者对于一个问题可以熟视无睹,而跟他相对的另一极端——乌托邦主义者——则是无中生有:问题明明无解,他却坚信有解决之道①。

【①当然,两个极端相反的东西,跟介于两者之间的事物相较之下,反而具有更多相似之处。其实在别人看来,简化者已经主张了某些乌托邦的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说,简化者跟乌托邦主义者都在追求—个没有问题的世界——一方根本不承认某些困难的存在,另一方虽然承认有这些困难,但认为基本上这不是正常的现象,因此也不能获得解决。因此,我们之所以试图严格区分简化和乌托邦,是基于系统上的理由,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知道两者实际上有类似之处。】

我们正处于乌托邦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煞有介事地寻求各种解决问题的秘方,这不只是一种赶流行,而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表征。各色各样的“大师”,在连天使都不敢置喙的问题上大放厥词。某大学研究社团在它的章程中这么写道:“人的天性善良美好,我们应当发扬光大,不可稍有懈怠。”其中一个课程提供了“精心设计的一套修行方法,能使思想清明,情绪平衡,身心愉悦。通过修行,人可以充分整合心灵、情绪和肉体,进人人性的本然状态。”另一个为已婚夫妇设计的课程则打出这样的广告:“如果婚姻是爱情的妥协,这种婚姻也就不值得我们去追寻了。”而一家颇具声望的学术机构,也自信满满地推出一个课程并宣称:“如果你对自己认识不清,抓不住自己,如果你跟别人相处时觉得别扭,关系搞不好,那么这一系列讲座将使你获得新生,感受生命的丰富和意义。”这些话虽然说得漂亮,但是如果一个人无法发挥自己善良美好的天性,如果生命的丰富并未展现,那么又当如何呢?

1516年,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描绘了一个名为“乌托邦”(Utopia,意指幻境)的化外小岛。从此以后,许多人著书立说讨论什么才是理想的生活。然而这种乌托邦的期待,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怎样具体的影响,却很少有人讨论。

乌托邦症侯群的三种形态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影响及其怪异的病态表现,已经日趋显著。这些现象在各处蔓廷,而不像以前那样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社会或政治领域。这些现象证明了:试图以乌托邦来改变现况,所导致的后果往往使问题陷于胶着状态,甚至愈变愈糟。人们面对问题时,如果自认已经找到(或可以找到)最终的、最完满的解决办法,很容易就陷入极端主义。人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当然就会努力去实现他的想法,否则他就是对自己不忠实了。因此而引发的行为,我们称之为乌托邦症候群。乌托邦症候群可能以下列三种形态出现。

第一种类型可以称之为“内射式”(introjective)。它所呈现的,是更直接属于精神病的、而非社会性的现象。因为这些现象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当事人苦于无法达成自己的目标,而觉得是个人有所欠缺所导致的结果。如果那个目标是乌托邦式的,那么这个设定目标的动作本身便导致一种情况,亦即目标无法达成,他不会怪罪于目标的理想性,而只能怪自己无能:我的生命应该更丰富,更有收获,而我却生活在平凡和无聊之中;我对生命应该有强烈的感受,可是我却无法从内心唤醒这些感受。这一困境可能使人“退出社会”——忧郁、退缩,甚至自杀①。在1971年召开的美国矫正精神病学会议里,有一篇关于“真实替代方案”( RAP-Cen-ter,Real Alternative Programs)的研讨报告(真实替代方案是正式心理医疗机构的替代咨询场所,以便年轻人来这里寻求问题解决之道)。这篇报告很生动地描绘了这一问题:

【①见亚伦夫妇(Irvin Yalom and Marilyn Yalom)论欧内斯特·海明威(Emest Hermingwy)的论文“当理想化的形象变得严峻而难以企及,像海明威那样,即可能导致悲剧式的结果: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无法接近理想形象的超人领域,现实终于侵入;他了解到,他想当的那种人跟实际上的他有所不同。这个时候他以各种自残的方式,从轻微的自我折磨(对着镜中的自己喃喃自语:‘天啊,你真丑陋!’)到完全毁灭自己,来表达对自己的满腔怨恨。】

来这里的人与去传统医疗机构的人,有几个不同之处:例如,他们觉得“寂寞”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而且像慢性病般不容易医治;他们害怕进入“正式机构”,或怕被视为“病人”,所以不会去别处接受治疗;他们期望获得经常的、立即的快乐但却不可得,他们觉得不快乐是一种“病”;他们都先天或后天地惧怕警察(即使没有正当理由);他们认为接受“有帮助”的训练是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前来以“真实替代方案”协助改善问题的人,要比去小区心理诊疗所的人更多。

内射式乌托邦症候群可能导致的后果还包括:疏离、离婚、虚无的世界观;酗酒和嗑药也常发生,而在得到短暂的麻痹之后,不免又回到更冷酷、更灰暗的现实,使他们更容易抱持“退出社会”的生活态度。

乌托邦症候群的第二种类型,并不像第一种那样充满戏剧性,但是却可能具有某种吸引人的魅力。他们的座右铭正如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名言(可能是借用某日本格言)所说,“满怀希望地跋涉,胜过抵达目的地!”这一类型的人,并未因为没有能力实现乌托邦式的改变责备自己,反而会沉溺于一种比较无害的、几乎是儿戏的拖拉之中。他们觉得,目标既然十分遥远,这一趟旅程也将备为艰辛,而长途旅行是需要长期准备的。至于是否能够达到目标,或一旦达到目标,是否值得如此长途跋涉的恼人问题,则暂时可以不必细究。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在他的诗作《伊萨卡》(Ithaka,)里所描绘的,就是这种心态。他告诫航海者说:“向上天祷告,让旅途又长又远,充满刺激和冒险吧!把伊萨卡铭记于心,因为那是你们的目的地——不要匆匆走完这段旅程,最好让它持续几年,等到你们年纪一大把了,再去那个岛屿停泊。”卡瓦菲知道有一种非乌托邦的解决方式:当你驶进未曾停靠的港口,你已经在航途中得到许多,不要寄望伊萨卡能够给你财富。伊萨卡已经给了你一个美好的旅途:如果不是因为伊萨卡,你根本不会出发。但是卡瓦菲的这个睿智而讨好的解决方式只适用于少数人,因为有朝一日踏上乌托邦的梦想,可能会令人担忧:不是惧怕幻灭,就是像哈姆雷特所说的,我们“宁可忍受眼前的苦痛,也不愿飞越至陌生的境地。”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重要的是旅程,而非抵达终点。这种旅人从来不抵达一个目的地,只是到处飘荡。那些永远的学生、完美主义者,以及每次在成功前夕开小差的人,即是最好的例子。可欲而不可得的心理,往往他人在如愿以偿时感到失落和亵渎:对虔诚的犹太人而言,以色列国的政治实现,只不过是在嘲讽他们世世代代对救世主的期待;对一个终于掳获美人心的男人而言,胜利的滋味跟当初他所梦想的相去甚远。关于这一点,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说得更简明、更悲观:“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是心愿无法达成,另一个是终于达成心愿。”

在日常生活之中,当一个人不把人生视为一个行进的过程,而真的以为“抵达目的地”完全不成问题,这种乌托邦主义将成为一个大问题。例如,大众相信一个神话,认为人生的许多重要转折都是毫无问题、非常愉快的经验。我们对此充满乐趣——亲朋好友(当然还包括家具店商人)总是这么祝福新婚夫妇:“你们将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蜜月总是被想象成“神奇美妙”的;年轻夫妇要生第一胎了,人们都会说他们将享受为人父母的喜悦,更亲密地结合在一起;退休则被当作一种美好满足,同时将开启新的机会;踏上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该是多么迷人的经验,等等。但是,众所周知,所有这些人生的转折,通常都给人们带来不快、困扰和失望。

第三种乌托邦症候群的形式主要是“投射式”( projective)的。这一形式最重要的成分是一种道德的、主持正义的立场。抱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自己站在真理的一边,肩负着改变世界的神圣使命。他们最初是通过各种方式企图说服别人,认为只要说得够清楚,所有的好人都将见到真理。于是,那些不认同真理,或对真理置之不理的人,就被视为坏人。推演到最后,则变成必须消灭这些坏人,才能维护全人类的利益①。

【①这些当然也都是非常简化的前提,但是“简化者”和“乌托邦主义者”之间有一个基本的不同:前者否认问题的存在,后者虽然见到了问题,而且公开承认并强烈地抨击该问题,但是他所采取的方式根本达不到目标。】

所以,如果我的生命并非时时充满喜悦;如果“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博爱理想未能实现;如果我虽然辛苦修行却仍未顿悟;如果我还不能和同伴深刻无碍地沟通;如果我的性生活平淡乏味,跟性爱手册所描述的相距甚远……那么这些都是因为我的父母或是社会出了问题,是他们定的规矩和限制阻碍了我,剥夺了我的那一点点自由,使我无法获得自我实现。社会组织害我们生病——这是一些激进派德国人的自我描述,也是卢梭的翻版。罗伯特·阿德里引用卢梭名著《爱弥儿》(Emile的第一句话来描述一些现象,他非常传神地宣称这句话开启了“推诿的时代”( The Age of Alibi)。这句话的意思是:自然使我快乐和善良,如果我不是这样,那么就应该怪这个社会。阿德里在《礼会契约论》  (The SocialContract) 一书中说,在“推诿的时代”里:

人们对施暴者比被施暴者赋予更多的同情,这使我们在面对全然脱序的未来时遭受极大的伤害。这一套哲学,几十年来引导我们相信人的错误总是该由别人去承担;破坏社会之行为的责任,只能怪社会本身;人性本善,凡人皆然,任何不良的脱轨行为必定是不良环境的产物;……这种哲学为少数暴力分子在自我辩解时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同时也使被施暴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到愧疚和困惑。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Alfred Adler)在自己的理论架构中,对心理的投射机制已有相当认识,例如,在界定个体生涯计划的概念时,他说:“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生涯计划中,必定有这么一条,即认定如果自己失败了,一定是错在他人,自己没有任何责任。关于妄想症,阿德勒则说:“妄想症患者的活动,通常是属于好斗的类型。病人因自己好高骛远而缺乏成就,却总是怪罪别人,他因为极力追求权位,所以对别人总是充满敌意。……每当他极欲得到某样东西,而却不愿负责任时……他就开始产生幻觉。”

这些解决方案具有乌托邦的特性,所以实行起来往往成效不彰——套用阿德里所说过的已流行一世纪的话,就是“屡试屡败”(Ardrey,6)——这么一来,为了维系唯我独尊的信仰于不坠,对于既往事实的证据只好视而不见。因此,乌托邦症候群的另一个重要成分,就是轻视历史的教训,对历史的用处更是嗤之以鼻。这种态度,还可以使人觉得自己的痛苦和世界的可悲,是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无可比拟的灾难。对此,乔治·桑塔亚那(Ceorge Santayana)曾警告说:那些忽视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例子,都是企图以改造自我或改造世界来完成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这种改变的方式又跟某些不可改变的困难纠缠在一起,从而形成问题。但有时候人们也会认为“困难不存在”才是问题,必须加以纠正,直至最后才发现自己在处理一个并不是问题的问题。清教主义便是诸多这种“问题”的制造厂(有人曾戏称其基本教条为:你可以做任何事,只要它不会为你带来快乐)。这种思想的前提是:人生是苦难的,人必须不断牺牲,一切成功都须付出极大代价。在这个前提之下,轻松、自然、“不该有的”享受(更别说飞来横财了!)等,都象征着某种错误的存在,或即将遭受天谴①。

【①这叫人想起蒂尔奥伊伦斯皮格尔(Till Eulenspiegel)跋涉于法国阿登高地(Ardennes)起伏不平的乡间时,下坡就哭上坡就笑.举止怪异。人问其故,他解释说下坡时他想的是在河谷对面等待他的上坡路,但爬坡时他又已经在期待轻松下坡的乐趣。】

我们不禁想到那位以善尽母职、牺牲自己为荣的母亲[“是啊,我害喜害得很厉害.但是我一直觉得很快乐”],或一心一意做牛做马的丈夫——虽然在他们的眼中,问题之所以产生通常是因为孩子或配偶的“不负责任”。如另一位能够轻松过关斩将的聪明学生,却越来越担心真相的揭晓,到头来会发现自己实在一无所知,过去全都是靠“运气”。又如那些不断地训练自己、准备去应付某种他们认为迟早要发生的、奇怪的紧急状况,届时他们的体能和求生技术便可以派上用场的专家。前述的这些例子,其前提都涉及一个负面的乌托邦:事情愈是美好顺利,其实愈糟糕,因此非把它弄得困难重重不可。正面的乌托邦觉得“没问题”,负面的乌托邦则认为“问题无解”,两者都将人生中常见的困难和快乐视为反常的现象。

乌托邦症候群诸多方面的共通点是,患者认为他们所根据的前提比现实还要真实。我们指的是,当一个人(或团体,或整个社会)试图按照自己的前提去建立自己的世界而遭遇挫折时,并不反省自己是否有不合情理之处,反而如上文所述,去怪罪一些外在的因素(例如,社会)或自己的笨拙。他们无法忍受是自己的前提可能出了问题的想法,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前提即是真理,是最真实的。一个研究计划研究不出什么结果,主其事者若是采取同样的态度,他将投入更多钱,再扩大计划,来试图解决问题,简单地说,即“当解决之道变成问题时”。

为了掌握“改变”的种种不可捉摸的特性,有一件事显得非常重要,就是必须区分事实以及关于事实的前提。我们先前在介绍“9点问题”时已经提到这一点,应该还记得,人们之所以解不开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他们先有了一个错误的假设,而不是尚未发现“正确的”方法,亦即在那个前提的框框内把9点连接起来的假设。这种芝麻般的错误,若是发生在人们对自己的存在产生绝望之际,可就不能等闲视之了。许多人到最后之所以想到自杀或真的自杀,是因为未能达到某些期望,就像海明威那样,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

一些存在主义作家从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对于丧失意义所造成的致命后果,已经有所揭露。在这种存在的绝望当中,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事就是追求生活的意义,他可能质疑天底下的任何事物,但是却不包括质疑这个追求本身。也就是说,他们假设生活确实有某种意义,人要活下去就必须发现这个意义,而他们从来不去质疑这一假设①。这么说似乎不够谨慎,但这也是许多悲剧受害者和《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inonderlan)里那位“心之王”不同的地方。国王读了“白兔”胡诌的诗之后,高兴地说:“如果这首诗没有任何意义,那可帮我们省了不少麻烦,因为就不必再去找寻什么意义了!”

【①或可参考一下莱恩的说法“幻想和幻灭可能奠基于同一个想象上。不管‘答案’在某处或是根本‘没有答案’,问题还是同样的问题。】

我们的讨论好像又超前了,还没结束问题的形成之前就谈到问题的解决上面去了。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如前文所说的,解决方案本身可能就是问题的所在。尤其是在与“改变”有关的领域里,例如,心理治疗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时常会见到达种情形。

至于心理治疗和乌托邦主义的关系,问题之所以发生,在于当治疗者本身也患了(或相当程度地患了)它所要医治的毛病。除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urry Stack Sullivan)、卡伦·霍妮(Karen Horney)等人的著作外,大多数心理治疗学派(不一定指其个别的信徒)都为自己设定了乌托邦式的目标,例如,基因组织、个体化,以及自我实现等,更别说本章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些现代的极端学派。有了这类目标之后,心理治疗变成了一个漫无边际的过程。也许它相当具有人本精神,但是让病人在无止境的治疗过程中受苦,岂不是一件不人道的事吗?由于对治疗工作艰辛的认识,这些学派无法期望病人会有具体而迅速的改变,于是在一种奇怪的、奥韦尔式的逻辑推演下,具体的事物被他们贴上乌托邦的标签,而乌托邦反而成了可能实现的东西。他们把可能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具体改变,寄托在某个极其遥远的目标的达成之上,结果就像利昂·利普森(Leon Lipsoti)所谓的“自圆其说”。譬如,急性盲肠炎若不因病人的祈祷而痊愈,这只能证明该病人的信仰不够坚强,“因此”他若病死更证实了灵疗学说的正确,而非证明其为错误。再举一个较不夸张的例子:如果“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只是冰山一角,当历经数个月的发掘式治疗亦未能改善病情时,即“证明”了情绪问题乃根植于潜意识最底层之假设的正确,接着这一推论又说明了为何病人需要进一步、甚至更深一层的分析。漫无边际、自圆其说的学说不管怎样都是赢家,就像下面这则讽刺笑话一样———位病人在数年治疗之后仍然不改尿床的毛病时说:“至少我现在了解为什么我会尿床了!”

乌托邦主义者对“改变”的企图,往往把自己陷入僵局,他们无法清楚区分难题与“问题”,也无法区分“问题”与“解决方法”。乌托邦的不可达成,是一个假性问题,但是它所带来的痛苦却是真实的。威廉·托马斯( William Thomas)说得好:“如果人们界定某些情境为真实,其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真的。”如果这些后果被视为问题的起因,那么应当试着去改变这些后果,如果改变的尝试失败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么应当继续作相同的尝试。“困难的事我们可以马上做,不可能的事可得花更多时间。”这是个相当机警的格言,但是对任何半信半疑的人而言,却是个残酷的陷阱。不可能的事,显然将花掉你所有的时间。现在我们不妨再引用阿德里的那句话:“我们一味追求不可能的事物,却使那些可能得到的东西变成不可能。”( Ardrey,5)有个人喝醉酒之后把钥匙搞丢了,他不回到遗落钥匙的地方,反而在路灯下低头猛找,只因为路灯下才是最亮的地方!这则笑话引人发噱,正因为它点明了醉汉不仅是在缘木求鱼(因此注定失败),而且还会因为没有结果而继续寻找,直到永远——解决问题的企图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在此又获得印证。在日常生活情境当中,所有的当事人通常都未能觉察到这一事实;人们用来止痛疗伤的方法,不仅比疾病更糟糕,而且它本身就是疾病。例如,一般人的婚姻生活,可以达到传统结婚手册或流行神话的理想的,显然少之又少。人们一旦心中存在一种观念,以为婚姻关系应该怎样才对,就比较容易觉得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而开始致力于问题的解决,直到离婚而各奔东西。他们的具体问题并非自己的婚姻,而是寻找解决方法的这个企图本身。他们原先所要解决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即便婚姻真的出了问题,也不是在企图去改变的这个层次上可以解决的。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得到一个令人困扰的可能结论,就是一个负责的、合乎人性的心理治疗所能发挥的疗效要比一般所认为的小得多。心理治疗是有其限度的,心理治疗必须专注于“解除人们的痛苦”,不能将“追寻快乐”的工作独揽到自己身上,否则心理治疗本身将成为疾病。我们服用阿司匹林,期待它减轻头痛,但是并不期待它会使我们头脑灵活,甚至预防以后的头痛。基本上,我们对心理治疗的态度也应当如此。一位热切求道的弟子询问禅师“悟”像什么,禅师回答:“饥则食来困则眠。”

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层面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除了可以看到一些还算清醒的结论外,我们常会发现更多令人震惊甚至开倒车式的做法。有一家瑞士的主要报纸发表论文,在总结国际货币现况后,其论点与我们竟然如此相近:“我们终于了解到,多年来我们搞不清楚货币问题的因果关系。……我们如果不对未来的期待及其神话般的意涵有所限制,一切对抗通货膨胀的办法都注定要失败。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扩张主义式的政策,间接地造成了它所要对抗的病态。”在瑞典、丹麦、英国、奥地利等国,其错综复杂、高度发展的社会福利制度同样遂渐地制造出新的需求,因而破坏了它们原来的目标。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李·塞耶( Lee Thayer)在一次讨论他所谓“无能的作用”(The Functions of Incom-petence)的演讲时,指出一项惊人的事实:1968年至1970年短短的两年中,社会福利开销从110亿美元跳升至140亿美元,大约增加了34%。这不仅证明了社会福利为人民所需,同时证明了另一件事,即必须创造数以千计的特殊的职位,来执行这些福利措施,“而我们整体经济中这一部门的持续成长,将有赖于具有福利措施之各部门无能的市民增加而非减少。

但是,无能的蔓延并非我们面临的唯一问题。早在1947年,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在其论文《乌托邦与暴力》(Uopia and Vio-lence)已警告我们:乌托邦式的计划必然导致新的危机。他指出,很不幸地,标榜理想和抽象的目标,以及吸引热情的追随者,远比解决具体问题要容易得多!但是波普尔警告我们:“我们的骨肉同胞应当得到协助。我们不可以为了后代子孙,或为了某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幸福理想,而牺牲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简单地说,我所关切的主题是,在一个合理的公共政策里,人类的痛苦才是最迫切的问题,幸福并非最迫切的问题。幸福的获得应该让每个人私下去处理。”而比波普尔早得多的德国诗人费利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tirich HOiderlin)就曾说过:“国家之所以会变成人间地狱,是因为人们想把它变成天堂。”

我们实在很难以更简洁的文字来界定乌托邦症候群。但是现在不妨进一步考虑,如果真的达成了乌托邦式的改变(例如,在政治社会的层次上),将会产生什么结果?首先,要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它的各个成员应当具备相同的成熟度,在思想、情感和行动上都没有差别——这一错误令人想起一幅毫无生气、死气沉沉的可怕景象,或冯·诺伊曼( VonNeuman)所称的机器人,失去了那种只能从人的天生差异性所引起的生命张力。而更可怕的一面是:“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任何差异性和原创性都将成为非法,因为那样势必使完美又回到不完美。于是,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笔下所描述的社会里,我们这个时代鼓吹乌托邦式的改变最卖力的,将是第一批消失在铁丝网或收容所围墙之后的人。恶性循环将永无解开之日,而最后的解决乃成为最好的解决之道。

乌托邦症候群是一种病态,在研究症候形成的正统理论里,并没有提及。如果我们跟随心理动力理论(psychodynamic Theory),将它的种种表征,视为人在过度僵化的超我压迫下挣扎的后果,或是跟从阿德勒派学者的解释,认为这些表征来自一种病态心理的、好高骛远的生涯规划,那么,我们就遗漏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处理改变的某种错误的方式,不论它是为了内在或外在,“意识”或“潜意识”的理由,这个处理方式本身所引发的问题,如果被简化成只是附带产生的现象,那么这一简化的动作本身又将成为病态的一部分。乌托邦症候群是生物学者所谓突现性( emergenLquality)的一个例子——演化的结果比组成部分的总和多出一些,也不同于组成部分的总和。它也就是古典完形心理学(Max Wertheimer.Kurt Koffka.Karl Buhler,etc.)概念中的完形,以及现代结构主义的结构。

每一个高中生都知道,若将“零”或“无限大”放入一个等式中,将会产生令人迷惑的结果。在前一章里,我们检验了一种试图引进“无限大”来获得第二序改变的方法。据我们所知,群论并未预见这一可能,但是我们可以如此推论:如果我们将某一个群的组合规则除以“无限大”,结果便是恒等成员。如此一来,“无限大”的引进便成为群论性质d的一个特例。我们井不能有力地提出这一想法,因为我们之所以提到群论,显然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思考的模型,而非寻求数学上的证明。但是我们相信理论上这么说是没问题的:在乌托邦症候群所展示的诸多现象的最底层,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实与潜能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人们根据某个前提而认为事物应当如何,这与事物的“本来面目”是有所差距的。

从理论上来说,人们可以借着改变现实,以符合他们所持的前提。但是很可能在同样多的情况下,人们对于事物的实际状况根本无法加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认为他所假设的“可能”(即“应当如何”的状态)比现实还要真实,虽然他力求改变,也等于是缘术求鱼。因此,正是这个“应当如何”的前提成为了问题。需要改变的是这个前提,而不是事物“实际的”状况。拿掉乌托邦式的前提,实际的状况或许还可以令人忍受呢!因此,这里牵涉一种“改变”的错误处理方式:即试图以第一序改变来应付那种第二序改变才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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