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下以下的文字时，我是处在一个高度工业化和规制化的时代，并且处在一个生存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度里，运用着一台信息交换系统，它的输入紧密连接双手，我已经学会了不看它而盲打输入，输出是一个晶莹的显示屏，主要材料为发光二极管，目前，这已是文明时代人类必须熟悉的工具了。
我这样写，是为了让未来的读者不至于忽略我的时代而可能对这个时代所产生的一些事物和思想表示不理解。尼尔·波兹曼早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到，媒介和技术深深影响着我们的表达，以及我们的文化内容。因此这个时代媒介的直观性、消息获取的方便性，直接导致了信息和思想的娱乐化、泛滥化和碎片化。
好了，读者已经大概了解到了我所处的时代了，我今天其实是想来写一篇读后感，一篇关于《极简人类史》 （大卫·克里斯蒂安著）的读后感，但是，由于这本书，我串联了关于人类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相关文献，如《健全的社会》（弗洛姆著）和《人类简史》（尤瓦尔·赫拉利著）以及埃米尔·杜尔凯姆（法国社会学家，1858-1917）的一些资料，甚至包含《瓦尔登湖》（亨利·戴维·梭罗著，1854年初版）的一些启迪。
那么，我所要谈的是什么呢？无外乎人类生活的本质。在阅读了《极简人类史》之后，我得以从一个大尺度去看待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生活图景，因而可以对不同时代的不同文明中的人类生活进行一个大致的比较；同时，从线性的顺序来看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又不禁想要搞清楚一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类生活最幸福，采集狩猎时代，农耕时代，还是近现代？
文明的演化是否必然导致人类生活水平和幸福度的上升？
诚然，我们可以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好处，任何时代都有快乐和不快乐的人，但我们能否从不同时代和文明的比较中，找到更适合人类的生活模式，如同我们任何人都喜欢春季的和风习习一般，文明这东西，总有一款最适合人类这个物种吧。
（一）讨论人的本性
为此，我们要把人类还原为一个物种去思考，这既是一种谦卑，使我们把自己放在与其他物种平等的位置，同时也是一种真切的考量，思考其实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战国时代的荀子就指出了，一切文明都是一种人为的“伪”，因此有可能背离人类的本性，那么人类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呢？
在《庄子》这本书里，无数次提到自然万物的天性，如马的天性，木的天性，因此也把人类的天性，归结为一种自然的饱足状态，即：人与自然合一，人类自在地从自然中获取万物，没有功名利禄、所有制等等观念，人类处在一种浑浑沌沌、无知无欲但是又回归本心的状态。（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其合缗缗,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
而当代科学家则认为，人类的身体乃至心灵，是适合演化到最后的“采集狩猎时代”的，至于后面，人类的基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人类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变化，其实人类的身体，还是最适合采集狩猎时代的。
综合这些方面，我们大致可以说，人类的本性，应该指的是人类的自然性，即人类仅仅在自然中的属性，如果我们不考虑社会和文明的外力干扰的话，当然，这个模型是理想化的，但是可以作为我们思维的一个起点。
过去人们一直在讨论人本性的善恶。实际上善恶属于文化的界分，因此是人的社会性，而非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有发展成善恶的潜质，但是善恶在不同的民族中有不同的定义，因此属于文化概念，是社会强加给人类的，而非人类的本性。人的本性虽然有走向善恶的潜质，但也有差别，有的人适合某一种社会文化的善，某些人则反之。后面我们会谈到，为什么社会需要培养人类的这种社会性，以及这种社会性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冲突。
人类的本性既然是其自然性，所以人天生就有回归自然的天性。据说，恩格斯失恋之后，就去旅行，游览山川风景，从自然中获得了复原的力量。无独有偶，中国的隐士，如陶渊明、王维，也都从自然中获得了无限的充盈。从另一个层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一个人在一个规制化的社会里受到挫伤，或者即使没有受到挫伤，但是长期“案牍劳形”，对规制化的生活感到疲倦，这个时候，最容易回归自然找皈依，典型人物就是苏东坡。有句话说：“跟人相处的越久，就越喜欢狗。”与狗相处代表的是人的自然性，可是人由于社会化之后，都带着一副面具生活，因此跟人相处反而觉得疲倦，没有跟狗相处得坦诚、自在。当然，在朋友知己之中，我们又回归了我们的本性，所以说知己难得，“莫逆于心”，“高山流水”，这两个典故让人倾心。
（二）文明演化对人类身心灵的影响
我们大致搞清楚了人类的本性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文明演化对人类身心灵的影响了。让我们先举一个动物的例子，自从人类进入农业畜牧时代之后（据考证，人类进入农业和畜牧时代的时间是相当的，一般来说，畜牧时代略晚一些），人类的家畜，他们的数量比世界上的其他物种的增长率都要高许多。从物种演化的角度来看，DNA得到了大量的复制，应该算是物种的胜利。 但是，从物种的每个个体的幸福来看，却完全不是这样。牛被人类套上枷锁，以鞭策之，一生做着不合于自己天性的事情，而且人类为了削弱动物的攻击性，往往会实行阉割，或者直接造成动物的伤残。那些被作为肉食动物的家畜更加悲惨，养活到成熟就被宰杀，从小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圈中，活动一点也不自由，这样的生命，真不知道为何而出生。可是，照我想来，那些小牛刚出生的时候，长得也一定很萌，也一定也会痴痴的笑吧，像我们人类的婴儿一样。哺乳动物是在情感上非常接近我们的物种，我们却如此残忍地对待他们。
回到人类上来讲，人类自从套上了“文明”的枷锁，也过着不合自己天性的生活。一个本来应该经常奔跑、狩猎、与自然相亲的物种，却按着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上下班，无外乎人类的身心灵感到疲倦了。这种生活本质上是非常不健康的；而现在一个都市人生活的感受是，一天上班，好像做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也没做，下了班以后，就觉得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只想看点新闻、娱乐节目和肥皂剧，然后傻呵呵地入睡，这种生活，也谈不上健康，甚至有点病态、自我麻醉。
我们如果从历史长河来考察，也会发现同样的现象，早期的农业生产者，其生活状况并不比采集狩猎者（采集狩猎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阶段，那个时代的人类以采集狩猎为获取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主要方式，崇尚亲缘关系，生活闲适，但预期寿命短，并且人类在采集狩猎时代完成了全球范围的迁徙。）强，具体的资料大家可以看《极简人类史》的参考文献。采集狩猎者可以获得多样性的食物，运动方式也比较健康，而早期农耕时代的人，他们的食物比较单调，运动也变成了“劳动”。而且，从活动范围来看，采集狩猎者是生活在自然之中，而农耕时代的人，建立了住所，也把自己圈养在某个区域，这可能就是“家”的雏形，家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关猪及其他家畜的地方。
另外，从社会组织上来看，采集狩猎者基本没有所有制的概念，人们没有必要积累物质财富，也很少因为财产分配、保管而产生烦恼，而农耕时代的人，由于要储存谷物和相应的工具，而谷物成熟几乎都在同一时节，并且供全年享用，因此要在短时间内收获并存储这些粮食，如何组织劳动，保管和分配这些谷物，便带来了烦恼，随着财物的增多和交换的频繁，管理者和管理制度越来越不可或缺，因此诞生了第一批的权力阶级。这也就导致了人类社会的压迫和剥削，人类社会出现了“宏观寄生虫”。社会网络也走向精细化和紧密化。
电影《上帝也疯狂》里面，一个可口可乐的瓶子进入了一个原始人的部落，因此导致他们之间生活的烦恼。大家都想要这个有趣的瓶子，而这个瓶子又只有一个，所以免不了为此争执，他们第一次感到有东西无法共享。最后，大家认为这个瓶子是上天降下的不祥之物，因此特别委派一个人去把它丢到“世界的尽头”。这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所有制观念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也说，当人类社会处在“原始”时代时，人类虽然生产力低下，但是人们的生活还是相对比较幸福的。
（三）文明无法停止演化的原因
瓶子可以丢掉，使原始人的生活回归平静。但是，文明的脚步似乎无法停下来。因为农耕社会养活了更多的人口，而这些人口不可能自愿死去，因此，新的一代必须要不断地提高开垦工艺和开垦面积，因此农业社会便一往无前的繁衍下去了。
另一个使文明无法停止演化的原因如下：设想一下，一个早期的农业社会，在面对一个采集涉猎社会时，由于农业社会的人体力下降得还不是那么厉害，加上人数和更多的资源优势，因此可以战胜一个采集狩猎社会，并把其人编为奴隶，这就是农业社会不断征服的过程。类似的例子还有欧洲人征服阿兹特克人的故事。阿兹特克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高于当时的欧洲人，但是在武器上不如对方先进，也没有对亚欧大陆病毒和细菌的免疫力。
（四）文化的驯化作用
当然，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的，如果对征服的人群没有相应的文化教育，对敌人的凶狠用在了自己的民众身上，那民众可就遭殃了。因此，社会要求培养这样的城邦守卫者，他们必须对城邦忠诚，对敌凶狠。
忠诚和凶狠似乎是两个维度，如何将这两个维度拼合在一起呢？这就要靠“驯化”，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的“文化”就是对人的一种驯化。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华夏”与“诸夷”之辨。古人讲“化外之人”，就是那些不接受文化熏陶的人，那些野蛮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然人”。过去我们华夏族有一种文化自信，认为我们是跟他们不同的，我们比他们美，所以我们是“华”，他们是“蛮”。
可是，从蒋勋的很多美学著作我看到了，所谓的野蛮人，也创造了何等美丽的艺术，他们用的色彩，大胆鲜艳，他们的民歌，也是如此悠远泼洒。具体地，大家可以看相关的美学作品，我不是专业人士，不赘言了。
因此，经过驯化，有些人实现了既忠诚又勇敢；有些人，就老老实实地当顺民了。鲁迅总结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无外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至于军队，是希望有点血性的，但又希望忠诚，为此，历朝历代没少想出牵制军权的办法。某一代领导人固然可以通过魅力来执政，如开朝皇帝，天下都是他打下来的，后面几代，则需要有序的制度来维系，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嫡长子制度如此重要，连皇帝都无法左右的原因了。
驯化无疑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此统治者必须美化它。孔孟之道本来大体是积极的，但也不免被统治者用来做美化、粉饰的工具。试看古往今来的君主到底有几人是有君子、仁义之风的，就可以看出这种驯化的虚伪性。怎么，要求别人道德高尚的人，自己反而如此不堪呢？朱元璋大杀功臣，至为不仁，明朝后期的几个皇帝，大多教育不行，从小长于宦官之手，这样的人，如何能管理天下呢？
文化和教育，加剧了人的分化。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存在分化现象的。但是，文化加剧了这种分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人一旦进入了“小人”领域，则仿佛万劫不复了。每个文化，由于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总存在着对人性的某种阉割。人类一旦分化，则其对立、斗争也增多，如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的元朝人把人分为四等，德国人认为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高贵的民族等等。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近代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表面上，它把国家和个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可实质上造成的是狭隘和盲目的爱国主义，并由此引发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战争。
这种文化的驯化无疑是虚伪的，而人本性是自然的，有些可能适合驯化，如颜回，天生的君子，可是，连孔子都说，颜回也只能“三月不违仁”，这种内心的约束，是何等艰难！而最后培养的忠臣良相，也不过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位极人臣之时，有的人欣然于这种生活，有的人恐怕和庄子说的，就像一个用于祭祀表面被人尊贵的牲畜一样！
所以，文明不但驯化了动物，更驯化了人类自己。而文明的发展，并不是个人力量所能作用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无论兴亡，农业文明之下的大多数民众生活都是痛苦的。
再来看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它是否增进了人类的整体幸福呢？现代化进程起源于西方，它是赤裸裸地建立在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基础上。《极简人类史》提到了几点我很认同：一是欧洲是一个中型国家的竞技场，这些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有着稳定的征税基础，他们的税收来源很不稳定，且连年战乱，迫切需要扩大资金来源，连皇室和贵族也想要创收，因此大力资助发展海外事业，并且在国内实行重商主义；二是意外地，在新大陆的那群人民的战斗力、技术水平相差甚远，因而收获了资本的第一桶金，试想，如果在新大陆，遇到的是中国这样成熟的国家，他们的征服可就要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欧洲人入侵美洲之时，正值美洲原始国家经济和权力结构瓦解之时，殖民者很好地利用了部落间的矛盾，同时，也借助了细菌和病毒的力量，完成了征服工作；三是欧洲有海洋的地利，适于全球网络的建立；英国等欧洲西北部国家和地区存在大型且易开采的煤矿资源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西方最先完成了现代化的革命，并把这股浪潮传遍世界。
这些竞争以及殖民创收的过程，解释了为什么西方的文明人，活得还不如那些原始人知足呢。西方人原本就活在一种恶性竞争和“零和博弈”的生存状态，随着西方文化传播到世界，也随之将这种焦虑、压迫的生活状态传播给世界各地的人民。那些拉丁美洲的原始部落曾经以为西方人是高贵的，但当他们看到殖民者面对着黄金这种他们习以为常的石头时所表现出来的惊讶表情，他们感到很不解。这就是竞争性导致的人性的异化。在这种疯狂、残酷的竞争中，欧洲人甚至开始互相残杀，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源于后起的民族想要屹立，想要争夺更多生存空间，因此发起的屠杀，其中不乏“奥斯威辛集中营”这种人类制造的恐怖地狱工具。人类把自己用于动物的手段，都回头用在自己身上。“世上多杀生，遂有刀兵劫。”这句话真的是很有道理的。
由此可见，所谓的现代化，并不是个快乐的过程。我们以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战争为例，批判战争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中有一句经典语录：“此刻，我第一次发现，你我同病相怜……原谅我，战友。我们发现得太迟了。为何从未有人告诉我们，大家都是可怜人，你们的母亲想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都忧心忡忡，我们一样都畏惧死亡，一样都垂死挣扎，一样的悲痛欲绝，原谅我，战友；你怎么会是我的敌人？”这可以表现在战争中人类被所谓的“文化”洗脑，成为了敌我双方，而没有意识到，本性上大家都是受“文化”压制的可怜人，竟然疯狂地对自己的同类进行残杀。
这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人。现代化的结果呢？过去我们讲“无产”，大多数工人生活得比农民还惨，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后来，精英们逐渐意识到了，如果生产的东西没有人去消费，会导致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因此，开始鼓励大众消费，大众消费主义开始盛行，随着电视等等媒体的诞生，娱乐主义也开始盛行。我们遂活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物质和信息不断地被产生，短暂地拥有，然后成为垃圾，而人类对自然的伤害也越来越大。弗洛姆指出：“过去一百年来，我们在西方世界创造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多的物质财富。但是，我们却以称之为‘战争’的安排方式，杀戮了数百万人。”“我们的人民百分之九十都识字。我们有广播、电视、电影，人人每天都有报纸可看。但是，这些传播媒介并没有给我们介绍古往今来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和音乐，而是在广告的协同作用下，用缺乏真实感的低级趣味的东西、虐待狂的幻想，来充塞人们的心灵。即便是没有充分文化修养的人偶然想娱乐一下，见到这些东西也会觉得难堪。”“我们已经将每日平均的工作时间减少到一百年前的一半左右。我们现在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比我们的祖先敢于梦想的还要多。但是，结果又怎样呢？我们不知道怎样使用这新获得的自由时间；我们只是设法消磨这些节余下来的时间，打发掉一天之后，我们便感到心满意足了。”简而言之，西方现代化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病态化的社会，而我们已经深陷其中而不自知。
（五）社会事实的强制作用
在写完上述的文字之后，我被迫去做别的事情了，文明的规制要求人们在某些时间做某些事情，从而使人失去自由。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文明的演化并不一定带来个体幸福度的增加。那为什么这么多代的人们不试图去改变这些现实呢？这里有一个出自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的解释——社会事实的强制作用。
杜尔凯姆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和方法，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比个体生命更持久。它的存在不取决于个人，是先行的社会事实造成的。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塑造了人们的意识。这种“强制”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将受到惩罚。概括来说，社会事实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 外在性：社会事实存在于个人身外，因而不同于那些存在于个人身内的生物现象。即使有些社会事实表现为内在的（如某种道德义务），其根源却是外在的，是后天接受而来的。
2) 强制性：即社会事实约束和强制着个人的行动，人们如不依从它，便会受到它的直接或间接的制裁。
3) 客观性：也就是说它是实际存在的一种对象，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另一方面，杜尔凯姆认为客观性不等于可见性或者可触性。例如，法律、道德、宗教信仰甚至包括语言以及货币制度等都独立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之外；
4)普遍性：这是由于它具有集体性。杜尔凯姆利用19世纪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证明了聚合在一起的个人行为不同于其独处时的行为。
社会事实可以分为：1. 物质形态的社会事实。主要包括：
①社会；②政党；③教会；④组织等；
2. 非物质形态的社会事实。它主要有：
①道德；②集体表象（价值规范）；③社会潮流等。
具体的可以参看杜尔凯姆的相关著作。我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文化可以说是社会事实的一个总括，他对于置身于其中的人类，起着塑造、过滤的作用，人们如不依从它，便会受到它的的制裁。由于社会和个人的自然性的冲突，导致了各类心理疾病和社会冲突的出现，而这往往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
我们的教育可以集中反映这种现象。教育作为社会塑造、引导人的活动，要改变人的自然性，则必须设立奖惩机制。奖励那些学会社会规则的人，惩罚那些无法学会或者不想学会社会规则的人。因此，从小，在幼儿当中，就为了所谓的“小红花”、老师的表扬等物质、精神奖励而开始奋发向上。一些人发现某些规则适合自己，因而能够用功，而大多数孩子总是在哭哭啼啼中才学会要做作业等事情。大人们常常因为小孩子不按社会规则做事情而责骂他们，说孩子们不懂礼貌、不懂规矩等等，却没有人质疑过这个社会规则的合理性。即使质疑，也觉得无力改变，只能逼迫自己的孩子去步自己的后路。这跟那个大猩猩的实验很相似。一群大猩猩受到惩罚之后，对新加入的大猩猩也进行惩罚，却全然不顾现实情况的变化。
不管情况怎么变，这么大的社会群体要维系，精英们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对大众进行洗脑，因此，整个文化和社会事实的消失，几乎是不可能的。则人们总是处于或多或少的文化之中，受着社会的规制，相较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确实过着一种“监狱般”的生活，如《肖申克的救赎》中指出的，人已经被“体制化”了。
（六）人要走向何方？
现在回头来看看我们的处境，表面上，可接触的文化很多，但大多数人真真切切生活的主体文化仍然是近代以来的工商业文明，这种文化模式崇尚竞争和消费，人们都要竞争，同时又要能够与团队协作，结果就造成了人前人后两张皮的现象。加上生活资源的紧缺性，导致了生命的痛苦。
生活资源为什么紧缺呢？因为需求的无限性。由于信息的发达，人们知道、接触得也多了，所以对比也就多了，诱惑也就多了，因此生活资源也就相对地不足了。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还有一些是安排上的不合理。如“衣食住行”本来属于基本需求，但是由于安排不合理，住、行条件变得难以获取，从而加大了人们的生活压力。
生命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们把它搞复杂了。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指出：“人可是在一个大错底下劳动的啊，人的健美的躯体，大半很快地被犁头耕了过去，化为泥土中的肥料。……一种似是而非的，通称‘必然’的命运支配了人，他们所积累的财富，被飞蛾和锈霉再腐蚀掉，并且招来了胠箧的盗贼。……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土上的人们，也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满载着虚构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操劳过度，使他们的手指粗笨了，颤抖得又太厉害，不适用于采集了。真的，劳动的人，一天又一天 ，找不到空闲来使得自己真正地完整无损； 他无法保持人与人间最勇毅的关系；他的劳动，一到市场上，总是跌价。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
因此，人要走向何方？当代的诸多社会矛盾，根源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由文化引发的身份认同感的问题。当一个人在一种文化环境中培养了一种适应性，总难以接受另一种文化，被原文化所化之人，面对剧烈甚至断崖式变革的新时代，总是找不到自己的皈依，如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就选择了自杀。今天的读书人也感到某种程度上的无所适从。当我们看到如今中国黄土地上的农民越来越少，村落人口越来越稀疏，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但是无法融入其中的生活，我们不禁感到：过去那种永恒的、恬静的乡土社会，正在现代化进程中渐行渐远……
（七）结语：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
好了，回归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在考察了如此之多的文化生活状况之后，我们能否说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文化，最有利于人性的发展呢？弗洛姆指出：人是自己的创造之物。但是，正像他只能按照自然物质的性质来改造、改变自然界一样，他也只能按人的本性来改造、改变他自己。……婴儿一生下来就具有人的一切潜力，这些潜力能够在有利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充分发挥出来；整个人类也是如此，在历史的进程中，潜在的品质会演变成实在的东西。……尽管人显示出一种几乎无限的可塑性……然而，……人类历史却告诉我们，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专制暴君和统治集团可以统治和剥削其人民，却无法阻止人民对这种不人道的对待作出反应。……因此，所谓人几乎可以生活在任何条件下的说法只对了一半，我们还得补充另一半意思，即如果人生活的条件违背了人的本性，没有达到人类生长与健全的基本要求，那么，人就必定会作出反应。 ”
弗洛伊德也在他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中，提出：人性的要求和社会的要求会相互冲突，因而整个社会是会生病的。他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总是愈来愈与人的需要对立，由此他推断出了“社会神经症”的概念。他写道：“如果文明的进化与个人的进化如此类似，如果我们把同样的方法运用到两者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说文明的许多体系或者时代——甚至整个人类——都在文明趋势的压力下患上了‘神经症’。”
因此，我的观点是，没有文化就是人类最好的生活方式，人人都在与自然的相处之中领悟“道”；次一等的是没有强迫的文化，人们可以尽可能地发展自我的才能，这意味着专制，哪怕是多数人的专制，都是不合适的。但是，在没有强迫的文化里，无疑也有好坏之分，使人们生活得融洽的是为好的文化。大体举中国的例子，君主无为而治，轻徭薄役之时，整个社会不尚奢靡，这个时候人们生活得比较好，如果遇到好大喜功的皇帝，往往是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所以汉武帝、唐玄宗都不能算是好的帝王。越好的时代，人民活得越自然、质朴。而在当代，我想说的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技术，而且，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导致技术不断更新。因此，完全放弃技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老子说的小国寡民、绝巧弃利的社会也无法实现。但是我们可以谨慎地使用技术，避免对环境的破坏，我们应当竭力保障民生，使人人都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尽其才。从长远来看，国家也会消亡，剩下的是出于管理社会所必要的组织甚至人工智能系统，地球真正成为一个融洽的村庄。
另外，对不同个体而言，他们可能有倾向于喜欢的文化，如某些人喜欢古典文化。应当意识到，任何文化都会带来规制和问题，任何文化也都有运行比较良好的时候，这样，古代的太平盛世人们的生活，也和当代的某些国家的幸福生活，其幸福度是类似的。我们对过去某种文化的向往，也可能只是我们隔岸观花的一种错觉和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像庄子说的，做到外化而内不化，在内心保全自然本性，而随世情物理推移，不送不迎，不增不减，活在当下的自然状态里。
人类何时能够发展到，文化成为他们幸福创造力的附属，而不是压抑人性的工具。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这里只是希望提醒自以为是的当代文明人，文明的演化并不带来人类个体生活的幸福，人类应当谨慎使用自己的力量，避免对其他生物的残害和对自然的破坏，避免人类自身可能产生的“异化”。在结尾的时候，我想用《黄帝内经》的一句话来点个题：“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思考人类生活的图景，并且探讨人类在文明中失去了什么，是否将永远失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是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