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我的父亲焦裕禄》上映，早在上映前，小兮就特地去重新了解了关于他的一些过往。
之所以是“重新”了解，原因就在于，书本上的那个“焦裕禄”离我们太远了，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从记忆里。
这几年的电影，以“人物传记”形式拍摄的电影很少，以后人【儿女，孙子女类】的视角，去回溯自己的父辈，祖父辈的电影，就更少了。
可电影上映至今，比起那些动辄票房过亿，排片比随便都是30%，40%的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的排片比0.1%，上座率13.7%的比例，看着寒酸又让人心酸。
且不说这部电影从故事叙事，拍摄技巧上有什么，只以“焦裕禄”这人论，难道他不值得我们的一张电影票吗？
《我的父亲焦裕禄》是焦裕禄的儿女共同创作的作品，他们想让我们看到和以往印象里，不一样的焦裕禄，这样的一部传记性电影，不该被埋没，焦裕禄的温暖，值得更多人去发现和感受。
01、肉体凡胎，却有超人体质
国外的Superman，带着上天入地，穿越时空，横行宇宙，净化世界……等各种神仙技能和超脱于肉体凡胎的体质。
他们超然于世人之外，使命高的好像这世界没了他们就不转了。
可我们的Superman，却是生活在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肉体凡胎，他们会受伤，会痛，也会哭。
焦裕禄，是其中的一个，而他，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
11岁那年，山东遭遇灾荒，焦裕禄家里无以为继，只能辍学，跟着父老乡亲谋生，那时候，除了在家种地，农闲时，他也做点小生意，比如说，卖菜卖油卖锅饼，跟着乡亲推着独轮小车运煤卖煤，去煤窑做工。
和所有贫苦老百姓一样，他们受着旧社会的几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
温饱尚且难以为继，遑论其他的了。
几年后，他的父亲扛不住穷困的苦和剥削逼迫，悬梁自尽，还来不及痛，来不及哭，他就被侵华的日本人押到了东北的黑山煤窑挖煤。
在刺刀的威逼下，每天高达15个小时以上的重活，仅有的一点点橡子面果腹，在两三个月里，同住的23位工友，就有17人不堪折磨而死。
继续待下去，不是饿死，就是累死，甚至被折磨致死，怎么都是死，与其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等死，为何不争取一次，反抗一次？
于是，焦裕禄带着工友逃了。
一路流浪，乞讨，流落到了江苏，给一个土地主做长工，长达2年的时间里，他承受的，同样是非人的折磨，即便病着都得干活。
直到他开始接触我党，这才活的像一个人。
一个人在黑暗待久了，给他一点光，他也愿意把自己全部的温暖都回馈给那个人。
这句话，大约说的就是焦裕禄这样的人吧。
从小因为贫穷困苦，因为侵略，他过着非人的生活，时间久了，他都快要忘了自己是一个人，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人。
这一年，他已经20出头，已经摆脱被压迫，剥削，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了。
我党给他带来的光，燃亮了他的人生，让他心甘情愿地把人生里余下的所有温暖，都回馈给我党和人民，把自己变成了英雄。
02、在兰考的475天藏着他最后的光
在去兰考前，焦裕禄已经有出身书香门第的娇妻徐俊雅，有6个儿女绕膝，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更是高层干部。
按照现在的话形容：他已经是人生赢家了。
但这就够了吗？
当然不够，所以，还得继续研究制造，那时候，他整日泡在车间里，忙得团团转，累的时候，直接在长条板凳上睡一会儿。
“焦裕禄为什么不在床上睡？”
“他怕睡的时间长，耽误了进度。”
这条长板凳很窄，只能侧躺，不能翻身，一翻身，就会滚地上，滚地上了，人也就醒了，可以继续干活了。
那条长板凳，活脱脱地像是一个“闹钟”。
最后，他们造出了外国人认为我们造不出来的机器，焦裕禄，更是被工人称为“大工匠”。
1962年，焦裕禄被调到了兰考。
那是一个寸草不生，遍地沙丘，许多干部不愿去的地方。
可当组织问及焦裕禄的时候，他却只有两个字：我去。
风沙、盐碱、内涝，是兰考的三座大山，因为这三座大山，兰考的人，逃荒、要饭、饿死小孩、吃大雁屎，几乎饿殍遍野。
电影里，有一幕焦裕禄刚到兰考，救下一个快断气的孩子的戏。
原本，这部戏是放在电影剧情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位置上，但剪辑的时候，将这段戏移到了前面，跟其他救灾民的戏放到一起，视觉冲击强烈一些。
事实上，孩子快饿死，还没断气，家里就已经决定把孩子扔了；乞讨的一家，就连吃大雁屎都小心翼翼不敢让别人知道；为了逃离兰考，难民扒着火车不愿走的景象。
当年的兰考，就是这样的，“兰考36万人，有20多万在外逃荒”，除了逃，他们别无他法，没有人，会像焦裕禄那样子，带着他们迎难而上。
初到兰考看到的种种，刺痛了焦裕禄的心，让他“除三害”的心愈加强烈。
他带着人做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试验，和群众一起翻地、封沙丘、种泡桐、挖河渠……
事事走在第一线：“什么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就是一个卒子，什么事都得往前拱，拱到第一个！”
他在兰考待的时间不长，只有475天。
可这一年半不到的时间里，他却带着大家做了不少实验，找到了治理三害的办法，留下的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奋斗和奉献精神。
03、他一直是个温暖的人
有朋友问导演范元：“你看你都过60了，一半的人都歇菜了，都回家抱孙子了，拍出这样一个作品，怎么一点都不兴奋？”
“我真不兴奋，我TMD都抑郁了！我为什么要把焦裕禄拍成今天这个样子，一想你会特别难受你知道吗？”
他的大爱，全都落在了一桩桩一件件的小事里。
在关于焦裕禄的资料，有一个非常细微的特质：他穷的口袋里装不住一分钱。
出门的时候，见谁日子苦，他口袋里有几分也好，几毛也罢，都会给别人，冬天从外面回来，常常只有一身单衣，因为看到别人穿的少，怕冷着他们，自觉就把自己的棉袄给别人，大衣也给别人了！
他曾经在理发完准备回家之际，找不到自行车的钥匙，架着自行车，走路回家后，发现钥匙掉在了棉裤腿里。
“焦书记穿的是带补丁的衣裤，钥匙从棉裤兜的破洞里掉下去的.”
他总是穿着拆洗很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破旧衣服，鞋帽，袜子，爱人生气不再帮他缝补，他就自己上手。
“我的被子破了，是需更换新的，但应该看到，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其实，我这就很好，比我要饭时披着麻包片，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
他曾顶着风雨雪，忍着身上剧烈的病痛，一连走访了9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群众，却始终没喝群众的一口水，没烤群众的一把火。
甚至在一家卧床不起的老大爷家里“冒充”老大爷的“儿子回家探望”。
老大爷问：“你是谁呀？大雪天来干啥？”
焦裕禄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
他的肝病越来越严重，痛的难以自抑的时候，他为了转移那种痛，用烟头烫自己，这一幕，电影里原本有，只不过太残忍了，剪掉了这段。
他曾经为了转移疼痛，把一根硬东西的一头顶在藤椅的椅靠上，一头顶着肝部。时间久了，藤椅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肝癌晚期最后那阵子，医生告诉焦裕禄一家，他的病，要么活活饿死，要么活活疼死。
“他特别能忍，有时候我们看他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劝他打一针止疼针，可他总说，‘我能忍，留给别人用吧’。当时一个病区只批两三针止疼针，他心里总是想着别人。”
1965年，焦裕禄去世后，人民日报刊载了关于焦裕禄的相关文章，老百姓口中念念不忘都是那句：他是个好人啊。
就这么一句话，概括了他的一生。
在外人眼里，焦裕禄是个好人，可在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眼里：父亲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只是，这样的他，用短短的人生，为他人付出太多，对自己人，辜负的也太多了。
这种辜负，导演是透过他跟女儿的相处，陪着女儿去卖咸菜，透过他在最后看望母亲的时候，从身后深情一抱表现的。
做个好人，尤其是做一个温暖的好人，听着很容易，可做起来，多难啊！
结尾
“全国的电影观众，你可以错过一部好电影，但你不能错过一个好父亲。咱们这个戏不怕看，怕不看！”
电影的首映礼上，焦裕禄的外孙余音是这么说的，谁曾想，他的“害怕”终究成了真。
《我的父亲焦裕禄》终究没有换来网友多一点的疼惜。
网友们更愿意将目光，落在商业片，肥皂剧上，也不知道，这算是谁的悲哀。
编剧高满堂曾说：“历史不能走样，价值不能混乱，这是文艺工作者进行文艺创作的底线。”
只可惜，当商业大片肆意横行，文艺片，纪录片，传记片被挤的毫无生存空间的时候，还有多少文艺工作者记得那些该被我们称颂，被我们记住的人？
其实，在那个时代里，如焦裕禄一般的人不少，可为什么是他，穿透了半个世纪，仍然影响着我们？
大约是因为，他那种“无我无惧的奉献和开拓”精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