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你们安好——给十年前被我“心理调查”过的那些人

又到一年5.12,十年前的一场地震,让这个日子变得特殊,震后的每一年也会有相关报道,当时的那些人那些事都会再被翻出来说道一番。

比如昨天下班的时候就瞥到一期杂志的封面——对话林浩、范美忠,“英雄”与“懦夫”的汶川震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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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救了两个同学的小英雄,一个是弃学生而逃的范跑跑,在这个时间节点,两人在十年后再次被媒体放上了封面,具体采访内容,我已经没有兴趣去了解,当下我想起的是前不久看到的另一则报道。

主人公也是汶川地震中的幸存者,在新闻报道中,他的身份是一位丈夫,更准确来说是一位刚刚失去妻子的鳏夫,被媒体称为“背妻男”,一张将亡妻遗体绑在自己身后骑摩托车的照片,让他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并被评为“中国最有情义的丈夫”。

根据那张照片塑成的雕像

我对他的印象到此为止,而后续的故事是在这篇报道中才知道,让他陷入舆论漩涡中的包括妻子去世半年闪婚,被指背妻子是被逼、不赡养父亲等一系列事件,迅速将这位“情义男”的形象颠覆。因为一张照片,让他被大众关注,也让他经历了从云端到深渊,现在他说:“我宁愿没有当年那张照片,现在只想让自己平静地生活。

十年前的今天,我大一,身处一个离汶川县只有200多公里的城市,可想而知,当时的震感有多么强烈,在学校睡了两晚上的操场后,我踏上了回家的路,回到成都,打开电视,每个频道都是关于地震的报道,最新的搜救情况,最新的伤亡统计数字,还有就是“可乐男孩”、“敬礼娃”等等,那些天几乎是到了打开电视就全家一起流泪的地步。

我们跟随新闻报道中的人物一起感动,一起流泪。抱着一腔热血,我在那年下半年回到学校以后,主动申请了中科院的心理调查活动,跟随着专家、老师,我们来到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县城,拿着专家给我们培训的量表,挨家挨户的敲开临时板房的门,在征得同意后,对幸存者们进行访谈。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带着使命感敲开每一户的门,并且真诚的希望自己的到来能给他们带来一丝慰藉,我按照量表上的问题挨个挨个询问他们,大多数老乡还是很质朴的,都一一作答,我也充满了干劲,哪怕在12月的寒冬,每天三顿都吃盒饭,多数时间还没吃完就冷掉了,最不能习惯的还是洗澡问题,住的板房是没有办法洗澡的,于是老师商量好,一周带我们回一次学校,但那时候学校也放假了,于是我们只能烧水洗澡。

但这些困难都不足为道,因为每一天,我接触到的人告诉我的都是,家里死了几口人,自己是怎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现在闭上眼睛就是天崩地裂的眩晕,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直到有一天,我的同班同学,一个男生被挥着扫把的大叔赶出板房,大叔嘴里还念叨着:“你们这些人就没安好心,哪个不是来扫荡一次就走的,我不需要你的关心。”事后,男生表示很委屈,老师劝慰了一晚上,才安抚好他的情绪。

那一夜,我却没有睡好。我开始思考,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做的事真的能帮到他们吗?想了很久,我也没有答案,但心里隐隐的起了变化。

第二天再次敲开门的时候,我依旧是礼貌问候,征得同意,但在与他们交流的时候,我眼睛更多的时候是注视着当事人本身,而不是像之前一样,一边看人一边低头记录,很慌乱的样子。我也不再给自己定每天要完成的任务量,从调查者逐渐转变成一个倾听者,如果当事人愿意和我分享,我就会安静的坐着听他讲完,如果他不愿意多说,我也不会主动去询问灾难发生那一刻他的所感所想,更多的把话题引导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

也正是因为这个小小的转变,我收获了之前盯着量表不可能得到的信任。有大姐主动邀我并排坐着聊她失去的女儿以前是多么乖巧,有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握着我的手讲述自己是如何逃生的,也有七尺高的大男人在回忆起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时泪流满面。

当时的我,并没有察觉到这种变化的背后蕴含的是什么,只是每一天的量表完成量最低,还是让我找了很多理由去搪塞专家的疑问。很快,一个半月的调查结束了,我们坐着车离开了北川县城,走之前,我专门去看了上面说的那个大姐和老人家,和他们告别,大姐还塞了几颗糖在我包里,让我在车上吃。

在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这些事,我才意识到那一晚上没有想明白的答案。当年那些幸存者,作为个体他们需要的不是媒体大肆报道,也不是所谓专家一次又一次的调查询问,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坐在他面前,倾听就够了。

所以,如果时光倒流,我能重回那一间间的板房,我也只会带着一颗心和两只耳朵,而不是铅笔和量表。

愿你们安好,我们也要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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