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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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莫问
2018.01.12 09:55 字数 5639

一、沈大伟其人其书

本书的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美国著名的汉学研究者和中国问题专家,素有“中国通”的称号,在西方的中国研究者中一直是温和派的代表。然而,2015年他却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崩溃论》的文章,一反他之前的立场和作风,在中国国内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国内众多学者和媒体的批评,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论。戏剧性的是,2016年,情况再一次反转,沈大伟公开澄清,表示自己不认为中国会崩溃。

关于沈大伟为何会出现这两次极端的大反转,国内的分析很多。但是如果要说这两次的大反转背后其实沿着的是一条相同的逻辑,这样的结论似乎是很难让人相信的。但是在2016年沈大伟的公开表态中的一句话却是这么说的:

“事实上,我整篇文章的逻辑不是在讨论“中国崩溃”,而是在讨论我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的收缩(atrophy)问题。2011年由中国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那篇文章(《中国崩溃论》)与这本书是一个逻辑。”

所以,其实在作者看来,根本没有所谓的大反转。作者的学理依据和逻辑基础都承接着《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这本书的分析和论证。因此,无论是理解沈大伟当下对中国的分析,还是理解以他为[if !vml][endif]代表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前景的突然焦虑,《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这本书都是十分基础和必要的阅读文献。

二、《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评介

本书研究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研究问题可以简要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如何并且是否能够持续保有长期执政的地位?其更深一层次的追问与关怀则是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存续与可能问题。

在作者看来,静态地、僵化地和表面地将中国视为共产主义政党-国家模型的生搬硬套是无法解释中国在苏东剧变后依然存在这一事实的,更无法解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作者更是进一步指出,中国改革证明了西方三种流行看法的错误。

相对的,作者提出中共一直以来是通过“调适求生存”的观点,认为中共选择了“动态的稳定”的道路。在不触及基本的制度安排的前提下,试探性地进行政治改革和实施“有先见之明的政策”让中共避免了重蹈苏东的覆辙。“作者的结论是:改革的继续落实将会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但作者同时深刻揭示了中共执政过程的另一面:收缩(atrophy)。事实上此处将atrophy一词翻译为收缩笔者认为并不足以清晰全面地表达作者沈大伟的观点,“萎缩”或许更能表明这种含义。正如作者所表述的那样“不管选择哪个起始点,许多指标都表明,作为一种建制,中国共产党对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力已经不断减弱。”这种减弱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收缩”。但是显然,这种“缩”并不是某种“收”的结果,这种“缩”是植根在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因此,不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地“收缩”了,而是这样一种国家运作方式不可抗拒地在面临“萎缩”。

全书的分析就是围绕着“收缩”和“调适”展开的。收缩是症结,调适是处方,全书的二到七章就是深入分析,中共的症结是怎么断的?处方是怎么开的,这些处方多大程度上有用?第八章则是作者试图面向一个更长远的未来去评估,这处方能治多久?

作者认为,为中国共产党乃至为所有共产主义政党国家断症结显然不是专属于这些国家自己的工作,自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产生以来,西方也有许多学者展开了长期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承认这些“共产主义模式已经不适用于分析中国”的同时,作者也认为在一种比较的视野里,这些理论“并不是失去了所有的解释相关性——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依旧与那些源于其特有的列宁主义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的问题进行着斗争”。因此全书安排了两个章节(第二章和第三章)述评了西方已有的对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研究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其中关注全体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研究集中探讨两个问题: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演变阶段,以及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垮台。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则在承认中国同时面临“收缩”与“调适”的这一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分析分裂出了乐观主义一派和悲观主义一派。作者自己则是在预测与评估上持一种谨慎中立偏乐观的立场。

另一方面作者也意识到,中国自身对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认识,尤其是对垮台的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分析,是中国共产党应对“收缩”进行“调适”的重要思想基础。“要想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采取(和不采取)的改革及其原因,它对这些事件的认识和对那些政治制度(作者列举的四件中共必然要分析和评判的事件:1.1989年春的“天安门”事件;2.1989-1991年东欧和苏联的事件;3.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4.亚洲、中东、欧洲和拉美各类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评判是绝对的关键”。全书同样有两章(第四章、第五章)述评了中国国内的这种分析。第四章述评了中国对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论述——按照作者所列举的四个重要事件(前两个)分别归纳,每个事件下又按照时间顺序分阶段总结。第五章相对第四章来说篇幅较短,述评的是中国对非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论述,关注的是作者列举的四个重要事件的后两个。

而全书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则紧承接着四五章的内容分析了中共继“认识”之后的“行动”——亦即所谓的“调适”在现实中的政策工具。作者有一个突出的观点是:在中国加强它的执政地位的过程中,经济改革和外交政策是重要的因素,但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一观点与作者开篇批判的一个观点遥相呼应,即:经济增长与民族主义是中共合法性的两个主要来源。作者这一观点与大量认为中国以发展换服从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是文章一个十分有特色的观点。相较而言,作者更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改革,因此在第六和第七章中,作者剖析了中共改革的两个维度:意识形态的维度和组织的维度。作者在这两个维度上不仅列举了重要的改革措施,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作者紧扣“收缩”与“调适”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对措施达至的效果进行了具体的评估。

行文至此,作者的所有分析材料基本论述完毕,进入第八章,作者开始试图回答全书开篇提出的那些困难的问题,最核心的一个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存在吗?

全书的一大精髓在这一章得以整合并完整展示——政党-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可以说,作者前面七章的大量笔墨都是为了说清楚这最后一张负债表做准备的。通过作者一开始就强调的比较视野,作者发现了中国存在的与苏东国家相同的因素有36个,不同的因素有30个,再一次证明了作者提出的可比较的观点——中国并没有特殊到无可参照。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完整列举了中国当下存在的导致国家奔溃的内在因素和体制因素,其罗列的类属和维度以及各维度在中国的存在情况的判断十分有启发意义。在这个部分作者还需要进一步完成的一个工作是对“收缩”和“调适”间的平衡进行比较,而作者的结论是,若考察作为一个组织的共产党,可以看到其内部“收缩”与“调适”的混合证据;而若是考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则是明显收缩大于调适。

全书的最后,作者正面回应了对中国的“预测”,这项工作自从苏东剧变以来成为既吸引研究者又让研究者小心慎重的一个话题。这种谨慎在作者沈大伟身上是极为明显的。作者虽然直接以预测中国为全书的最后一个子标题,但是却不是贸贸然给中国“算命”。作者先列举了众多学者的各种预言,然后再以反对一些预言的方式呈现自己的观点。作者并非要指出中共的某一种结局,而是试图指出其中不太可能的结局。这些不太可能包括:1.西方式的民主将出现在中国;2.党内的“两派合作”能够演变成竞争性拍派系之间的竞选;3.制度的崩溃;4.中国会全面的崩溃后四分五裂;5.中国会堕入法西斯主义制度;6.中国会回到毛泽东主义制度。

作者最终的结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答案既不是“能”,也不是“不能”,而是既“能”又“不能”。恰如收缩并不是一种最终导致崩溃的不可逆过程一样,调适也不会通向政治可持续性的乐土。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要么调适与生存,保持灵活性和弹性,要么收缩以灭亡,变成停滞的、僵化的和对变化漠视的执政党。

作者虽然承认了中国调适的成就,但是也警告不能因此认为调适可以为一个正在收缩的政权提供无限的政治生命力,作者提出了四种调适无法克服的情况:

1.  零碎的调适性改革可能不足以应对困扰着整个体制的问题

2.  调适性改革本身会带来新的问题,从而颠覆政党-国家

3.  新的挑战是发展过程的自然产物,中国作为新列宁主义政党-国家,无论具有怎样的灵活性和调适能力都难以充分解决这些新的挑战

4.  中国共产党会演变成某种新的混合型政党-国家。

而这些情况的出现都将意味着中共可能需要在体制内引入更大的政治竞争。这是直击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国家的核心问题,长期执政和极为狭小的政治竞争空间可以说是政党-国家一个极大的风险所在,这是存在于共产主义政党-国家性质上的一个矛盾点,要克服这个问题和回避这个问题显然都是危险的。因此作者文末倡导了几种渐进改革的办法,虽然不是全书的论述核心但同样十分有启发意义。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全书自2008年发行以来就受到不少的赞誉,当然这部分与其温和的结论和对中国乐观的预期有关,但是笔者认为更多的是这本书确实有其价值所在。

首先,在视野和角度上十分独特——作者不同于大多着眼于中国政治运作具体机制环节的研究,从宏观角度出发,用比较的视野打通了中国政党-国家执政能力研究与已有的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研究之间的联系。在挖掘了已有的思想资源的同时作者谨慎地处理了其中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部分。这一方面使得分析中国时有了更多的参考资料,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找到中国政治形态的谱系位置(虽然这种定位是粗略的),这至少将有助于厘清中国政治形态的复杂性的其中一个维度。

其次,作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现状和能力的分析抓住了非常重要的核心,其“收缩”与“调适”的精练总结牢牢把握住了中共执政的两条核心轨迹,这对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未来十分有启发意义。这可以说是全书最大的亮点所在。

再次,作者对中国面临的现状的把握深刻且贴近现实。不同于只流于表面的对中国的研究那样过度放大中国的矛盾与僵化,将体制矛盾看作核心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者沈大伟对中国现阶段的矛盾理解得十分透彻。他列举中共面临的挑战的八个方面:1.一党制国家所固有的问题;2.社会经济现代化带来的挑战;3.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问题;4.威权主义国家强制工具减弱的负面影响;5.市场经济发展的挑战;6.法治不完善、缺乏政治制衡和透明度带来的不良后果;7.党组织的收缩,或者新商业企业缺乏党组织;8.中国对外开放的挑战。这八个方面归结下来体现了中共所处的复杂历史时期,一是即将转变为新兴工业国家的中国面临着这一转型期的种种困难;二是后共产主义时代一党制国家的存续面临危机;三是全球化趋势带来的种种挑战。笔者认为此处还有一点作者是没有关注到的,那就是互联网的兴起和急速的技术创新,这一新兴事物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并且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控制难题。但是总体来说作者对中共面临的挑战既不是教条式的也不是零碎无全貌的。可以说,沈大伟的这八种挑战基本是中共现阶段问题的全貌,既称得上高屋建瓴,也称得上入木三分。

最后,作者给出的中国共共产党负债清单提供了一种分析中共执政行为与能力的框架和角度,这一创举也同样是极有价值的。

全书将中共执政困境与执政优势的学理基础剖析得十分详细,并且既比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执政差异,也比较了在执政与存续问题上中国自身与西方他者之间的视野差异,这种对比的一个启发在于,跳出普世原则的思考方式,从具体国家的视野去看待同一个问题,这对于理解西方民主国家以外的国家是十分有助益的。

当然全书也不是全无缺陷,相反书中的一些不足之处还是有待更慎重的思考的。

浅表一点的一个不足是,由于是从宏观视角剖析中共面临的挑战和采取的调适难免会失去对细节的刻画,缺乏更细致的推理,经验证据也往往泛泛,因而其最终的判断的可信度是会打折扣的。举例来说,作者认为政治上中国难以避免威权国家控制收缩的风险,但同时控制加强却也最终只能招致国家的崩溃。从一般意义上讲这的确是威权国家的问题,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的问题呢?事实上中国是一个控制依然很强的国家,但从经验感受来说,中国现在最大的困扰并不是人们对控制的反抗。所以这个因素对于导致中国可能崩溃更具体的机理分析是缺乏的。

由上一个问题往深一层次思考则能得出对这本书的另一个批评:问题的罗列足以理解中国的现状吗?这些问题之间的权重是否有差异呢?处理这些不同问题的路径之间是否会有冲突呢?如果冲突中共的取舍过程是否有参照依据呢?显然沈大伟的这一研究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事实上中共只能从这本书的负债清单里头理出一个大框架,但对于具体的政策来说,这本书提供的分析信息其实不足以支撑作者的预测与判断——因为中共的存续远比这个问题清单复杂,问题之间不是简单的并列与加总,它们可能是彼此加剧,并且可能是存在不同程度的轻重缓急的。

本书的第三个问题在于用研究文件来说明中国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分析和认识,这有多少可信度是存疑的。事实上从作者的分析就不难看出,中国不是学者影响官方政策,更多的是政策局势决定了相应的话语。关于政权存续的研究,即使是针对别国的,在中国发表和公开都有政治意义。因此是“认识”引导中共还是中共引导“认识”这是一个值得提出疑问的地方。如果所谓的研究不过是中共决议的另一种表述,那么中共的认识诞生的地方可能不是简简单单的在研究机构,这之中存在别的可能。

三、结语

综合来说这本书是值得一读的作品,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来说提供了一种全局视角,这能帮助在探讨和思考中共问题时因过度陷于细枝末节而得出荒谬的结论。

但同样的,作者的分析方法中有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更具体研究进行补充的地方,在阅读时应该保持基本的批判素养并持续反思。

最后,只有通过理解这本书中作者对收缩与调适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2015年当发现中共的控制逐渐加强时沈大伟的担忧。——作者确实是依照着自己一贯的观点和论证,并且苏东的经验也深刻地表明——共产主义政党国家,要么调适以生存,要么收缩以灭亡。作者的担忧有几分道理,在阅读本书时不妨结合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大事思考一下。这则是阅读这本书的另一个价值所在。

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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