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通俗意义上的生老病死是局限在认知层面的，那么万物轮回，周而复始，乃至月晕础润、五谷更迭，都只能权宜地称作客观现象，甚至不能成为客观规律的一种载体。
“不知死，焉知生”，近代形而上唯物主义认为，万物皆有机械性，由机械性衍生而来的一切现象，以及一切现象下面固有的既定的特象，都不会脱离机械特性的本质。人死了，就是机械锈蚀了，就像钟停摆，齿轮点蚀，钢材疲劳，是没有异议的。而两千两百多年前，庄子在他妻子死掉的那天，方箕踞坐而歌，毫无体统，“长子老身，死不哭，又鼓盆而歌”。惠施责问他，庄子则认为逝者如斯，死则通达，死只不过是一种必然规律，“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换句话来说，看透生死，乃至是后来《兰亭集序》里的“齐彭殇为妄作”一言“齐彭殇”，等同死亡的先后，都是看待客观现象的哲学上的方法论。
除却死亡，人类的整个群体以及细化而成的每个个体，都在对这一些终极的问题进行演绎，并且试图给以阐释，其导致的结果是，哲学的主流思想，主流受众，主流方法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也就具备不同的展现形式。东方人认为天圆地方，受到阴阳学说朴素辩证法的影响，天圆产生运动变化，地方收敛刻画静止。从此衍生而来的以阴阳五行为准绳的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从行风卜算、察人相面，到观山眺水、排兵布阵，都离不开五行六气的学说根据。西方人更热衷于造神，他们把自己普世的价值观寄托于想象，再从想象中物化出神祇，从神祇的故事中表达出一些价值观的认可或者是被压抑的潜意识。伟大的以色列圣祖的子侄罗德肥水不流外人田，越俎代庖包办了自己的两个女儿，从此繁衍出了两个种族。希腊诸神杀父娶母，兄妹交媾，毫不掩饰地用兽性来结合神格。那个时代的人们，往往茶闲饭后津津乐道于这些故事，绘声绘色，如数家珍。这时候的哲学思想，只是一种雏形，姑且充当精神寄托，暂时无法对人的行为举止、处事方式产生或深或浅的指导意义。
再后来，一些人将哲学的探索方向扭转为对自身终极的探索，这些人才终于开始触碰到了方法论的边缘。从后世的角度来看，哲学毫无疑问是一门夯实的学问，汲汲于天地宇宙万物洪荒却忽略自身终极意义的哲学指导思想就有如形销骨立的高台楼阁一般欲落欲坠。这些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同时，对自己最原始的感受发起拷问。不巧的是，一部分人误入歧途，与最初的一批先行者吹灯拔蜡分道扬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主观上完全忽略外界的客观性，甚至否认外界的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物质依赖于意识而存在”。这与唯物主义势同水火，唯物主义认为万物自我演化，独立于意识之外。如此鲜明的对立显然让二者都不具备绝对的公信力，这让政教结合统治阶级毛骨悚然。自十五世纪开始的接下来几个世纪里，天主教大肆迫害唯物主义者，宗教裁判所处决了一位又一位足以撼动后世的传奇科学家。于是为了缓解这种方法论上看似“不可调和”的状态，另一种涵盖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部分条例的哲学学说诞生了，即既唯物又唯心的新学说“二元论”。前者表面上看似兼容并蓄，对唯物和唯心的尖锐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缓冲”的作用，实际上只是“意识决定物质”这一保守派为缓和新时代哲学唯物论所带来的压力而作出的“让步”。
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何为哲学？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另外一个坎，何为死亡？死亡的哲学定义是生命或者事物系统的所有的、本来的维持其存活属性的丧失且不可逆转的永久性终止。与此同时，生物学上对死亡的定义指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和机体各器官的新陈代谢相继终止，出现不可逆变化。
从古至今，只要有人出生，就有人步入死亡。死亡作为存在的对立事件成为了所有生命必须面对的“不能承受之重”，从秦王求丹到献帝修阁，但凡在人世间繁华得志的，都舍不下这一身富贵，对死亡后的一切皆空无而惴惴不安。由此演绎出的修道访佛、寻仙觅履等等诸般法子，或是养身祛病、行善积德等带有中国特色的风俗门道，《太上纯阳真经》里“肾为北极之枢，精食万年，滋养百骸，赖以永年而长生不老。”乃至发展到今天，社会思想日新月异，仍然有“冷冻尸体”这一行业，收取巨额费用将患有绝症回天无望的客户保活冻藏，等到未来科技发达后再将这些若干年前本该瞑目的“活死人”拯救出来。
科学理论较之哲学更能对一些概念做出更为详尽的定义，就比如说“死亡”，科学上将死亡分为“濒死”、“临床死亡”、“生物学死亡”，一目了然。正因为如此，这也暴露了前者的局限性。我知道何为死亡，那又能怎么样？好比问蚯蚓为什么能在土里钻来钻去？我知道了环肌、纵肌、刚毛等等原理，那又能怎样呢？这时候哲学站出来了，“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哲学的魅力就在这里，让固有的真理应用到个体的方法论中，最终成为普世的价值观。生物的本能让人畏惧死亡，在终极的面前瑟瑟发抖，人们尽可能一切地去“规避”死亡，然而越是“规避”，越是与科学的本质背道而驰，就越是走向科学和迷信，科学和伦理的模糊边界。而哲学的阐述言简意赅“生存的反面”，哲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认清”死亡这一概念，它鼓励人们通过反思的方式认清规律的客观性，从而摈弃“规避”这一消极性的举动，敢于“直面”生命之重。司马子长“人固有一死”、普希金“死亡，在永恒的智慧面前暗淡”、泰戈尔“失败可以孕育胜利，死亡可以触摸永生”，乃至张辽在被处死之前凛然一言“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死则死矣，何惧之有？”与临死前失措的吕奉先形成鲜明比对，最终被孟德义释，《忍字记》“常将忍字思量到，忍是长生不老方。”哲学是教人面对之理，是在科学阐释层面上更深一层的终极挖掘。在这里并不是要将哲学与科学“割裂开来”、“分而论之”，恰恰相反，哲学即是科学，科学也不离哲学，伟大的科学家往往也是精于思忖的哲学大师，因为哲学就好比功法，是一切“引申动作”的指导。这里的科学和哲学分别都是建立在“纯粹狭隘”意义上的比对。
有人说，哲学不具备亲和力和大众性，哲学离大多数人太过于遥远，哲学就是古调单弹，老生长呓。其实与其说哲学是一门学问，不如说是从古至今的思考者们将潜移默化的价值观或者伦理的审视和拷问从抽象的脑海中剥离出来的一个可触可感的名词。换句话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为什么这样，我为什么那样，天地为什么如此，日月为什么这般，在你暗自忖度这些疑惑的时候，你就已在哲学的浩瀚中泛若不羁之舟。
